我們需要看到一點，明朝的宗藩管理，其實更多是依賴《皇明祖訓》，雖然也有依靠《大明律》的部分，也有三司人員的參與，也有明朝官員對于宗室人員的監(jiān)控，但《皇明祖訓》是明朝管理宗室人員的基礎依據。

仔細讀史料，你會發(fā)現，對于明朝宗藩管理，明朝皇帝們嘴里會提到依據祖訓，《皇明祖訓》里有的，如果符合明朝后來這些皇帝的想法，那剛好拿來用，如果《皇明祖訓》里沒有，那也得借著《皇明祖訓》的名義來說。畢竟皇帝說有，哪個大臣又會直接指出，《皇明祖訓》不是這么寫的？

這一點比較明顯的，是朱棣的一些藩禁政策，眾所周知，朱棣是依靠靖難起兵當上皇帝，所以他當然害怕有藩王來復制他的行為，那么做出藩禁調整，其實不意外，但是怎么合理化制定，這事需要方法。其實一些藩禁措施，對地方上是有好處的。

永樂元年四月，來自《明太宗實錄》的記載：

“丁卯，上以代王桂擅興上木，疲勞軍民，命所司，自今王府非淵朝命，不許擅役一軍一民，及斂一錢一物，聽從者有罰。”

這是朱棣下令，在規(guī)范宗藩人員的行為，其實客觀上是有利于地方百姓的，當然，執(zhí)行起來，是沒有這么嚴格。

相比之下，在朱元璋時期，因為分封諸王，修建王府，還是需要地方軍民出力不少的。例如在周王府修建時期，朱元璋要求修建的時候，挑農閑時期。

朱元璋對于諸王的管制，屬于比較寬松，除非他真看不過去了。朱元璋干過一件事，他把他的幾個兒子的惡行，寫進《御制紀非錄》里，把他的兒子們一番痛斥，例如周王朱橚因為擅自離開封地去鳳陽，就被他寫進了《御制紀非錄》里。

根據《明代藩王研究》給出的觀點，在《皇明祖訓》中，朱元璋“對諸王的司法權和人事權有所限制，但并無直接限制諸王干預地方民政和財政的規(guī)定”。

朱棣加的藩禁措施，也是借著《皇明祖訓》，來管理諸王。《皇明祖訓》里沒有的事，不妨礙后來的明朝皇帝自己添加。

明宣宗時期的一條史料，這條史料是關于諸王朝覲的。

諸王朝覲，這在《皇明祖訓》里，是可以的，甚至詳細寫了，諸王應該怎么朝覲，但是在明宣宗朱瞻基回復慶王朱?朝覲請求時，“上復書曰：知尊候復常，深用慰喜。承喻欲以新春來京，甚感親愛之厚，亦予心所欲也。但祖訓在上，所不敢違。”

在朱瞻基嘴里，變成了他拒絕慶王朱?朝覲，是因為祖訓禁止藩王朝覲。皇帝和藩王的事情，其實也屬于皇帝家事，皇帝說祖訓里有，難道藩王或者臣子還要說，《皇明祖訓》里沒有？慶王朱?也明白，朱瞻基這是借著祖訓婉拒而已。

上文的兩個舉例，其實是想說，就算朱元璋制定的《皇明祖訓》，是管理宗藩人員的基礎，但是在后來朱棣登上皇位后，明朝其他皇帝是有調整的。一層層的藩禁措施，形成了明朝復雜的宗藩管理制度。

明代宗藩制度的弊端，我大概總結了下，有兩大弊端。

一是宗祿對明朝財政帶來的不小的壓力。

二是明朝逐漸形成的對于明朝宗室人員的各種管控，尤其是不讓他們從事生產，一方面加大了明朝財政的負擔，另一方面當明廷拖欠宗室人員的歲祿，這些人為了生活，做了不少壞事，這些人也變成了影響明朝地方的不穩(wěn)定因素。

關于明朝宗室人員的歲祿，一般說來，明朝的親王的歲祿是1萬石，郡王歲祿2000石，其他就不列舉了，但這是洪武二十八年朱元璋修改過的。朱元璋一度設定的親王歲祿是五萬石，可見在洪武年間，朱元璋就發(fā)現了宗祿的不合理之處。朱元璋的兒子也比較多，對應的親王當然也就多，所以在洪武二十八年，他做出調整，以此基本上形成定例，嘉靖四十四年，《宗藩條例》頒布后，以后的初封郡王歲祿1000石，三七本折兼支。

其實在嘉靖四十四年之前，明廷就已經出現了發(fā)放宗祿困難的情況，但是那時候更多是通過祿米折銀，來減少開支。

明朝很多的宗室人員不能從事四民之業(yè)，不能參與生產，但是養(yǎng)這些宗室人員，卻需要花費巨大的財力。嘉靖四十三年，刑科右給事中張岳上奏，其中的一條內容，就是“議祿糧以安宗室”，提議“為今之計，莫若少寬嚴例，令各從士農工商之便，其有驕縱不法者，即以凡民之法罪之。”這里面就提出了，讓這些宗室中人，從事四民之業(yè)。

明朝對于宗藩人員的財政支出的困難，其實是逐步展現的，在各地程度不同。因為分封的諸王，有的地方宗室人員多，比如山西，河南這個宗室人口大省，對于支撐明朝宗室人員的支出，后來就很困難。

提議開放四民之業(yè)，讓明朝宗室人員參與生產，但是這又與自朱棣時期開始的一系列藩禁措施相違背，例如如果宗室人員參與生產，那么，出城怎么辦。明朝對于宗室人員的出城，是嚴格限制的。

后來對宗室人員開放四民之業(yè)的呼聲越高，到了萬歷年間，確實是一定程度上放開了農商業(yè)和城禁，甚至后來還有宗室人員參與仕途，但是這些措施，執(zhí)行起來，也是能對一小部分人開放，對于龐大的明朝宗室人員來說，解決不了根本問題。

明朝的宗室人員究竟有多少，其實很難說明白，我看過的分析，說法各有不同。例如顧誠先生的分析，“萬歷三十二年到崇禎末年(1644)又過了40年，明宗室人數在20萬以上是沒有什么問題的。”

嘉靖元年十一月，來自《明世宗實錄》的記載，戶部上奏，“今宗室浩繁，十年中死亡者不以實告，而增給無己，令經賦坐耗，小民日困。”這都很難想象宗室里的人究竟有多少，導致有宗室里的人餓死。

嘉靖八年二月，來自《明世宗實錄》的記載，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學士霍韜上奏：

“嘗考會典云：親王子孫才堪出仕者，宗人令具以名聞授任。是我太祖未嘗不許宗藩出仕也。宣德初，漢庶人謀反，遂廢出仕之令，使不得隨職受祿，惟仰食有司，是故昔也以一郡而供一王，今以一郡而供數千百人矣。祿糧所由不給也。”

這條史料就說得非常明顯，最初是以一郡而供一王，后來變成了一郡供數千百人，所以祿糧供給困難。這條史料里，還提到了，朱元璋沒有禁止宗藩人員出仕，也算是給宗藩人員進入仕途，嘗試提供理論依據。

宗室人員的歲祿，開始是按人分配，后來萬歷年間，改為永額。

萬歷十一年十二月，《明神宗實錄》的記載：

“禮科都給事中萬象春題：臣奉前往河南、山西、陜西，會同各撫按官，……大約愿將見在額派之祿通融均用，日后子孫不拘多寡，均此取給，則朝廷無減削之名，而各宗得分愿之正，自今以至萬年可也。”

這是提出了永額制，不再按照每個人分配多少歲祿，而是給王府定額，宗室人多也好，少也好，就這么些歲祿了。

這條措施，其實有用，但是根據明朝那時候的情況來說，也屬于不得已而為之，一定程度上，是減少了宗祿的支出。

我用了這么長的篇幅，其實就是想說，明朝的宗藩制度，是一個非常復雜的制度，而且我的論述，僅僅是說明了明朝宗藩制度的部分弊端。

明朝藩王制度的框架，是朱元璋制定的，而且后來的史料里，調整宗藩政策，也會用祖訓不允許為借口，但是這也不能說，明朝其他皇帝在管理宗藩上，就沒有責任。

隨著明朝宗室人員的增加，面對著各種宗藩問題，明朝的統(tǒng)治者是有試圖解決的，但是弊端不是一朝一夕形成，解決起來也很困難，最終明朝的滅亡，宗藩制度的弊端，也是一個原因。

參考資料：

《皇明祖訓》

《御制紀非錄》

《明太祖實錄》

《明太宗實錄》

《明宣宗實錄》

《明世宗實錄》

《明神宗實錄》

《顧誠明清史大文集（全6冊）》

《明代藩王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