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眾人物為何要有“雅量”？

金新

“雅量”，寬宏氣度、容人胸襟、理性爭議者也。公眾人物為何要有“雅量”？

公眾人物作為被廣泛關注、具有社會影響力的群體，其言行不僅關乎個人形象，而且是影響社會風氣、公眾認知甚或至于群體行為，其“雅量”絕非可有可無的 “修養點綴”，而是基于其社會角色的必需必須必然要求。

公眾人物天然暴露于多元輿論場中：“有人贊美，就一定會有人批評；有人理解，就一定會有人困惑；有人深信，就一定會有人懷疑。此時，‘雅量’是應對輿論的 ‘緩沖帶’——對合理批評有雅量，就一定能幫助正視自身問題，實現自我修正；對致命爭議有雅量，就一定能避免矛盾激化，若因一句不合意圖就激烈回懟、甚而至于對簿公堂，反而可能讓小事發酵為公關危機。”

“海納百川，有容乃大”實為抽象之“雅量”之具象。

梁啟超作為近代中國 “百科全書式” 的思想巨擘，其人格魅力不僅在于思想的深邃與革新，更在于待人處世中展現的 “雅量”。

與 “異見者” 論戰：從論敵到 “友道”——梁啟超一生參與無數思想論戰，從維新派內部的分歧到與革命派的激烈交鋒，但他始終堅守 “論事不論人” 的原則，對異見者保持人格尊重。

與革命派的論戰：爭理而非結怨——1905 年前后，梁啟超以《新民叢報》為陣地，與主張 “排滿革命” 的《民報》展開論戰。他反對 “種族革命”，主張 “君主立憲”，而革命派則痛斥其 “保皇” 立場。雙方筆鋒尖銳，甚且至于不乏激烈言辭，但梁啟超從未因人廢言。當革命派核心人物章太炎因 “蘇報案” 入獄時，梁啟超雖與章政見對立，仍在海外撰文呼吁 “援救章炳麟”，稱其 “學術氣節，固中國之瑰寶也”。后來辛亥革命爆發，梁啟超雖曾質疑革命的倉促，但當革命成為事實，他迅速調整立場，承認 “共和已為定局”，并主動與革命黨人溝通合作，體現出 “尊重現實、接納異見” 的彈性思維。

與康有為的分道揚鑣：守義而不傷情——康有為是梁啟超的恩師，二人曾共赴戊戌變法，結下深厚情誼。但清末新政時期，康有為固守 “保皇” 與 “孔教” 立場，而梁啟超則逐漸傾向 “開明專制” 乃至后來的共和，師徒分歧日益明顯。1917 年張勛復辟時，康有為積極參與，梁啟超則堅決反對，甚至寫下《反對復辟電》直言： “康先生今茲之舉，非惟大背其平日之學說，亦且大反其生平之行事。”即便如此，他仍在私人信函中稱康有為 “愛國之心未泯”，并始終以 “師禮” 相待，晚年更坦言 “先生為吾國近代先覺之士，天下所共認”。這種 “和而不同” 的態度，超越了派系之爭，盡顯對師者人格的尊重。

30多年前老夫寫過一篇《做自己情緒的主人》的短文，刊發在《杭州日報》上——

生活，猶如行舟，不盡順風，亦有逆水，后者讓人難免受到傷害：或為人清白無故，突然遭受惡意誹謗；或熱戀如膠似漆，突然發現第三者插足；或志在青云鴻鵠，突然得知名落孫山……諸如此類事所造成的強烈刺激，往往會引起人劇烈的情感兀變。

正因為天下事十有八九不如意，滋生的情緒便每每帶有明顯的消極性及與之相應的潛在破壞性，從而使憤懣之火驟燃，干出許多情有可原，理不可釋的沖動事來。

一旦染指消極情緒，君將何如？我以為，務須努力且有效地利用自我心理調節手段，把放蕩不羈的情緒野馬納入理智的軌道。

手段之一，似為自省。想一想與人共事是否有不忠之嫌，與人交友是否有不信之弊，與人海侃是否有偶入骨髓之語，與人玩笑是否有正中心病之言；在自我反思中求取淡泊寧靜。

手段之二，似為自責。苛刻責備他人的人，很難獲得心理平衡，寬容自己的人，不會認真地糾偏正誤，因而應“以責人之心責己，恕己之心恕人”；在自我檢討中求取心平氣和。

手段之三，似為自忍。“好稱人惡，人亦道其惡；好憎人者，亦為人所憎”，如此這般，怨怨相報，勞精傷神，倒不如息事寧人忍三分，不必太計較；在自我退讓中求得海闊天空。

人生本短暫，何必懷著沉重的心理負荷唇槍舌劍？“入眼是秤”，公道自在人心；是騾子是馬，涇渭分明。當不良的情緒浪濤即將撲向生活的彼岸之時，不妨無聲面對誹謗，冷眼相視插足，坦然微笑……做自己情緒的主人。

“雅量”與“氣量”雖然都涉及人的胸襟、包容度，但二者在內涵、側重上不同——

就“內涵”不同而言：“雅量”在 包容 的基礎上，更突出 “雅”的特質，即包容的方式帶有修養、風度和智慧，不僅能容，還能以從容、得體的態度應對；“氣量”則側重容人之量，指人對不同意見、冒犯行為的包容程度，強調 能容”的基本能力。

就“側重”不同而言：“雅量”偏向 “雅”的境界，更強調包容背后的格局、修養和從容氣度，是一種更高層次的品格體現；“氣量”則偏向 “量”的大小，更關注 能否容納，是一種相對基礎的品格要求。

唯其如此，公眾人物僅有“氣量”是遠遠不夠的，必須有“雅量”，而“雅量”實在是君子的專利，《論語?子路》有語：“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世說新語》中卷專設“雅量”門以供后人“效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