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2025年8月10日，江西南昌市青云譜區八大山人梅湖景區。
一名19歲女大學生在與朋友游玩時，被一名陌生男子持剪刀襲擊：
當場身亡。
一個19歲的女孩就這樣沒了。她穿著漂亮的漢服，和朋友在拍照，一個男人走過來，搭訕，被拒，然后：
掏出了剪刀。
十余刀，刀刀致命。
行兇的男人23歲。他殺完人，沒跑，騎著電動車去派出所自首了。
很快，第一份官方通報來了。通報里，有一句冰冷又熟悉的話，犯罪嫌疑人席某某：
有精神疾病診療史。
又是這句話。
這一幕，何其熟悉。
時間像一個壞掉的鐘擺，總在某個相似的節點，重復地、殘忍地擺回來。
記憶被拉回2019年，同樣是：
南昌。
一名年輕律師，在紅谷灘的街頭，被一個叫萬某弟的男人從身后捅死。
萬某弟找不到工作，買彩票也沒中，就揣著刀上了街。
他有官方頒發的精神叁級殘疾證。
所有人都以為，這會是他的免死金牌。
可最后，鑒定報告說，他殺人的時候：
精神病處于緩解狀態。
他有完全刑事責任能力。
他被判了死刑。
再往前一年，2018年的上海。
一個叫黃一川的男人，因為覺得人生不順，在世外小學校門口：
把刀揮向了放學的孩子。
最后，兩個男孩沒能再回家。
黃一川被鑒定為精神分裂癥，作案時是發病期，屬于限定刑事責任能力。
法律說，對這樣的人，可以從輕。但法院最后說，他的罪行太重，手段太惡劣，不予從輕。
他也被判了死刑。
還有那些開著車沖向人群的男人。
2023年的廣州，溫慶運因為 在網上炫富被揭穿，感覺丟了臉：
就開著寶馬沖向路口。
6死20余傷。他的律師申請精神病鑒定，最終被法院駁回，判處死刑。
他們在自己的世界里坍塌了，便要拉著無辜的人一起陪葬。
他們的動機，被歸結為報復社會、發泄情緒。
而每一次，當我們試圖理解這毫無邏輯的惡行時，精神病這個詞，就像一個幽靈，總會適時地飄出來。
我們普通人不懂復雜的法條，不懂完全刑事責任能力和限定刑事責任能力之間，隔著多少份報告和多少次專家論證。
我們也不懂緩解期和發病期，在醫學上到底意味著什么。
我們只知道，一個女孩死了。一個實習律師死了。兩個小學生死了。還有幾十個無辜的路人，或死或傷。
他們的家庭，也跟著一起死了。
我們只看到，每一次慘劇發生后，那個模糊的、被官方認證的精神病史，就成了一個巨大的問號，懸在每個人的心頭。
它像一個萬能的解釋，試圖去解釋那些無法被常理所解釋的殘忍。
它又像一個冰冷的盾牌，被舉在兇手和我們憤怒的質問之間。
為什么一個有精神病史的人，可以自由地走在街上？
為什么他的家人、社區，沒能看住他？
為什么我們的社會，要為這種失控的個體，付出如此慘痛的血的代價？
為什么每一次，都要等到悲劇發生，我們才從一份冰冷的通報里，知道他有病？
法律用它的邏輯告訴我們：
有病，不等于殺人無罪。
它會去鑒定，去區分。它最終也確實把萬某弟、黃一川這樣的人送上了刑場，維護了它所認定的正義。
但這并不能撫平我們的恐懼。
因為我們害怕的，不只是那一個已經被抓住的兇手。我們害怕的，是這個不斷重復的模式。
一個在生活中徹底失敗的男人，一個積攢了滿腔怨恨的靈魂，一把隨時可以買到的刀，或者一輛加滿油的車。
然后，是一條繁華的街道，一個熱鬧的景區，一個擠滿了孩子的校門口。
下一個是誰？ 下一次又在哪里？
2025年夏天的這起悲劇，就像過去那些年的無數回響。通報出來了，討論開始了，憤怒刷屏了，然后呢？
然后，大概率，一切又會歸于平靜。
直到下一個瘋子，再次帶著他的絕望和屠刀，走上街頭。
文｜孟妮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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