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上，積極行使普遍管轄權的基本為西方發達國家如比利時、德國、法國、英國等，但與此種傳統形成“對照”的阿根廷，卻通過自身立場與實踐，似乎顯示著其也應是此陣營中的一員，盡管看上去有些顯得“另類”。

阿根廷的普遍管轄權主要是建立在其憲法第118條規定的基礎之上的。根據該條的規定及其法院相關實踐，阿根廷所行使的普遍管轄權，具有不同于其他大部分國家的一些特點：其行使的是完全純粹普遍管轄權：并不要求犯罪嫌疑人或受害者出現在本國領土內，也不要求犯罪嫌疑人或受害者具有本國國籍等。大多數國家在行使普遍管轄權的時候，至少要求犯罪嫌疑人或受害者出現在本國領土內。

從目前的實踐看，阿根廷正行使此種純粹普遍管轄權所涉及到的國家和情勢有：西班牙、哥倫比亞、危地馬拉、緬甸等，針對的對象則包括時任或卸任的高級政治人物如哥倫比亞前總統阿爾瓦羅·烏里韋·貝萊斯、緬甸前國務資政昂山素季、時任總統敏昂萊、前總統廷覺、尼加拉瓜現任總統丹尼爾·奧爾特加及現任副總統穆里略等。這里僅就訴緬甸案、尼加拉瓜案和介入西班牙相關犯罪的調查等實例簡單展開。

2019年11月13日，緬甸一羅興亞人組織在阿根廷法院提起了針對昂山素季等的刑事自訴，指控其2017年針對羅興亞人的“清理行動”涉嫌構成滅種罪和反人道罪。2020年5月29日，阿根廷聯邦刑事法院第一庭啟動了對昂山素季等高級領導人的刑事調查程序。2021年7月12日，因為國際刑事法院同樣介入了對緬甸情勢的調查，阿根廷一下級法院駁回了本案。但在隨后的同年11月26日，阿根廷聯邦法院命令司法當局調查本案。2024年6月28日，聯邦檢察官請求聯邦法院頒發針對昂山素季等25人在內的逮捕令。

2023年11月7日，11名受害者和三個哥倫比亞非政府組織在阿根廷提起了針對哥倫比亞前總統貝萊斯的刑事自訴程序。此案隨后被分配給第二聯邦法院的一位法官和檢察官。同年11月9日，負責本案的法官請求國際刑事法院分享其對本案的相關信息。國際刑事法院當時正在對哥倫比亞相關情勢進行初步調查。國際刑事法院于2024年6月回復稱，其沒有針對貝萊斯的在案訴訟。在此背景下，2024年7月1日，本案調查法官批準了前述11名受害者和三個哥倫比亞非組織組織在本案中的民事當事人身份。本案目前尚在進行中。

西班牙獨裁者弗朗哥于1975年去世。在他去世之后，西班牙通過了大赦法，赦免了1976年12月15日之前犯下的政治運動、叛亂、煽動罪。盡管如此，阿根廷一直無視西班牙國內法對相關犯罪的赦免，一直在持續性地對弗朗哥獨裁統治期間的犯罪行使著普遍管轄權。例如，2010年4月14日，西班牙和阿根廷的一些人權團體在阿根廷啟動了針對在弗朗哥執政期間擔任曾政府職務的4人的刑事控訴，指稱后者犯有包括酷刑等在內的反人道罪。2013年9月18日，負責此案的調查法官在初步調查的基礎上簽發了針對此四人的逮捕令，并要求西班牙將此四人引渡給阿根廷以便審判，并在西班牙拒絕后簽發了對這些被告的逮捕令。

在前述情勢中，針對緬甸的調查和針對西班牙相關犯罪的調查特別值得關注。

在針對昂山素季的刑事自訴指控最初在阿根廷被提起的時候，在聽取檢察官有關將本案存檔的建議后，法官作出了存檔決定，理由是：國際刑事法院已經介入了對此情勢的調查。但自訴人認為，國際刑事法院介入調查的犯罪主要或全部發生在孟加拉，孟加拉是《羅馬規約》當事國；而對于在緬甸所發生的犯罪，由于緬甸并非《羅馬規約》當事國，國際刑事法院是沒有管轄權的，阿根廷的介入并未與國際刑事法院沖突。此理由被接受，上訴法院推翻了一審法院有關存檔的決定。

而對西班牙情勢的介入，則涉及到阿根廷和西班牙各自所通過的赦免法的適用及普遍管轄權所可能承擔的對等報復或反制的功能。

在歷史上，西班牙和阿根廷都有一段彼此不愿正視和回首的歷史：西班牙弗朗哥的獨裁統治和阿根廷軍政府在1976年-1983年期間的獨裁統治。在各自獨裁統治期間，都涉及到大量嚴重犯罪的發生，如阿根廷臭名昭著的“死亡航班”。而在相應統治結束后，為促進社會和解，西班牙和阿根廷都通過了各自的赦免法，對相應統治期間的犯罪予以了赦免。然而，在實踐中，卻存在西班牙和阿根廷各自“無視”對方赦免相關犯罪的立法。

彼此之間率先“發難”的，是西班牙。

2005年，在阿根廷赦免法依然有效期間，西班牙將涉嫌參與“死亡航班”罪行的阿道夫·西林戈判處了640年的監禁刑。而在五年后，阿根廷“報復”的機會來了。在該年，兩個在弗朗哥統治期間遭受相關犯罪迫害的受害者和幾個非政府組織在阿根廷提起了針對西班牙弗朗哥獨裁統治期間涉嫌犯有的滅種罪和反人道罪的刑事指控。在確定西班牙沒有采取任何調查行動之后，阿根廷啟動了對相關指控的刑事調查程序。

而以此調查為肇始，阿根廷對弗朗哥獨裁統治期間所犯罪行的調查才開始進入了激進階段。由于此前對此已有部分介紹，這里不再贅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