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后勤部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里，作為我軍主管后勤事務的最高領導機關，一直配備業務能力強、軍事級別高的將官來領導總后的工作。

尤其是在1988年恢復軍銜制后，身為軍事主官的總后部長基本都高配軍委委員兼任，政工主官的政委則是和大軍區、軍種部隊軍政主官一樣，都是上將銜。

然而，總后有一位主官卻很特殊，無論是他的前任或繼任，抑或搭檔，都能被授上將銜，唯獨他自己卻只是中將，成為恢復軍銜制后唯一未能獲授上將的總后主官。

這位特殊的將軍便是劉安元中將。

1927年12月出生于山東淄博市高青縣的劉安元，正值抗戰結束之際參軍，成為山東軍區部隊的一員。

當時東北地區的日本關東軍被蘇聯紅軍打敗，急需要部隊進駐來控制東北戰局，為了搶奪先機，我軍急派臨近的八路軍山東軍區、新四軍蘇北部隊分海陸進發東北。

正是在這個背景下，年紀輕輕的劉安元隨部隊一起來到了東北大地，所屬部隊被改編成了東北民主聯軍第6縱隊，他擔任6縱17師50團1營1連指導員。后來，東野6縱17師改編為解放軍43軍128師，劉安元就一直在43軍任職。

在6縱和43軍服役期間，劉安元參加了眾多知名戰役，包括山海關狙擊戰、長春攻堅戰、四平保衛戰、三下江南、遼沈戰役、平津戰役、渡江戰役和進軍兩廣、解放海南島等戰役戰斗，真可謂是從北打到南，見證了祖國大江南北的解放進程。

基于劉安元在解放戰爭中立下的戰功，他不僅在首次授銜時以43軍128師383團政委的身份被授予了開國少校軍銜，還一步步在43軍晉升高級領導職位，短短20多年時間里，劉安元就從連指導員，一路晉升到營教導員、團政委、炮兵團團長、128師政委、43軍副政委等職，成為副軍級將領。

可以說，劉安元在野戰軍部隊的每一級崗位都歷練過，是從基層戰士成長起來的我軍高級將領。

遺憾的是，劉安元一直待在6縱、43軍，雖然晉升到副軍級的軍副政委一職，卻未能成為43軍的軍政主官。

因為在1973年的時候，劉安元就被調離了43軍，來到總政麾下的二級部總政組織部、總政干部部任職，擔任副軍級的副部長。

表面上看，劉安元在總政工作十多年，似乎沒有明顯的升職，可實際上為他日后擔任高級主官職務積攢了經驗。

之所以這樣說，我們看看劉安元離開總政后的任職軌跡就知道了。

百萬大裁軍時期，劉安元從總政空降到廣州軍區，成為軍改后的首任副政委，晉級為副大軍區級將領，給廣州軍區政委張仲先將軍當副手。

通常情況下，一位將官在成為副大軍區級將領后，要么在達到中將的最高服役年限后退役，要么晉升為大軍區級上將，至少在副大軍區級崗位歷練三四年時間。

比如孫思敬在副大軍區級崗位上任職了7年時間，才晉升為戰區級的武警部隊政委；馬曉天在副大軍區級崗位上工作了8年之久，晉升為大軍區級的國防大學校長。

而劉安元卻僅僅在副大軍區級的廣州軍區副政委崗位上工作了2年就成功升任大軍區級將領，還連續任職三個大軍區級職務，跨大總部、軍兵種部隊、大軍區。

一是在總后勤部當政工主官。1987年11月，劉安元從廣州軍區副政委的崗位上，升任總后勤部政委，接替卸任的總后勤部部長兼政委洪學智上將，和同時上任的總后勤部部長趙南起上將搭檔。

劉安元主管總后政工工作兩年多，正好趕上我軍恢復軍銜制，按照劉安元的級別，他理應被授予上將銜的，可事實是被授予了中將銜，而他的搭檔趙南起部長則被授予了上將銜。

二是在二炮部隊當政工主官。1990年4月，劉安元從總后調到二炮部隊，接替劉立封中將，成為二炮部隊新一任政委，和二炮部隊司令員李旭閣中將搭檔。

二炮部隊作為我軍的獨立兵種，其實和海軍和空軍的級別一致，都是大軍區級單位，劉安元身為二炮部隊主官，理應被授予上將的，但在他主政二炮的兩年半時間里，全軍并沒有舉行晉升上將軍銜的儀式，所以他第二次錯過了上將銜。

三是在南京軍區當政工主官。1992年11月，劉安元從二炮部隊空降到南京軍區，接替史玉孝上將，成為南京軍區新一任政委，和南京軍區司令固輝上將搭檔。

南京軍區政委已經是劉安元所擔任的第三個大軍區級職務，確實應該獲授上將銜了，而且在1993年6月我軍也舉行了上將軍銜的晉升儀式，但在當年所授予的6位上將中，并沒有南京軍區政委劉安元，這是他第三次錯過上將銜。

劉安元在南京軍區主官崗位上之所以沒有被授予上將銜，或許是因為他超齡服役的緣故，因為就在當年授銜的半年后，劉安元中將就退役了，而且還超過了大軍區級將領最高服役年限，在66歲的年紀離開了軍中領導崗位。

當然了，無論劉安元是否獲授上將銜，他為中國革命和建國后的國防建設所做的貢獻是不容否認的。

在此，向劉安元中將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