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簡體中文世界，從科技大佬的ppt，到各色論壇的主題詞，再到抖音、小紅書的信息流之中，“AI原生一代”出現頻率越來越高，正在從一個舶來的英文詞組，變成大廠、AI初創公司、投資機構合力推動的新概念。

和摩爾定律不同的是，目前還沒有哪位大咖在社交媒體自我介紹上寫著：AI原生一代概念的首倡者。AI原生一代的出現更像是一個伴隨技術浪潮而來的集體共識，尤其是在2022年底ChatGPT發布并迅速普及之后。

如果一定要較個真，目前能查到的資料是，教育家馬克·普倫斯基在2001年提出的“數字原生一代”（Digital Native）理論。普倫斯基當時用這個詞，來形容在數字技術環境中成長起來的年輕人，以區別于在此之前出生、需要后天學習適應數字技術的“數字移民”。

在普倫斯基提出數字原生一代的二十多年后，DeepSeek CEO梁文鋒開始向中國人布道：“10后是AI原生一代”，他將AI定位為“副駕駛”和“思考伙伴”，并認為這一代年輕人會自然地將AI融入學習和生活，在這個語境中，DeepSeek試圖樹立了能夠贏得下一代消費者、具備極大想象力的公司人設，建立了與眼下枝繁葉茂大廠差異化競爭的敘事。

對深度求索、月之暗面這樣的AI初創公司來說，AI原生是其與傳統科技公司區隔、彰顯自身先進性和顛覆潛力的關鍵標簽。

大廠中，百度創始人李彥宏則AI原生最積極的布道者之一，他反復強調“我們正在進入AI原生時代”，用戶要區分“AI原生應用”和“被AI改造的應用”。

李彥宏顯然不愿意在AI上再一次“起個大早、趕個晚集”。 作為國內大模型和AI生態的積極推動者，百度通過推廣“AI原生”概念，可以為其文心大模型和千帆等AI開發平臺吸引開發者，構建護城河。但理想與現實之間，演講和行動之間，還隔著千山萬水。

不止百度，正處于強勁復興之中的阿里，則通過阿里云平臺，大力推廣“AI原生”的概念，并推出支持“AI原生應用”開發的全鏈路模型服務。騰訊、字節跳動等也都在類似的路徑上，通過其云與AI部門宣揚這一概念，旨在爭奪下一代應用生態的主導權。

在鼓吹AI原生上，比AI初創公司和大廠更積極的是投資機構，他們的核心邏輯是，移動互聯網時代即將結束，能開啟全新局面是AI原生一代。

紀源資本管理合伙人符績勛即是典型代表。他在接受《財經》等媒體采訪時反復強調：移動互聯網時代誕生了滴滴、抖音、美團等App，但生態已經固化，新的巨頭必將從AI原生應用中誕生，這些新物種是我們目前無法想象的。

光速中國創始合伙人宓群描繪了“AI原生一代”的特征：他們習慣與AI協作，能自然地用“提示詞”與機器交流，他們的產品設計邏輯會從“人機交互”轉變為“人人（與AI）協作”。他相信，最懂這群用戶的，正是同為“AI原生一代”的創業者，他們沒有歷史包袱，能以全新的思維模式來構建產品。

包括紅杉中國、源碼資本、啟明創投等一線風險投資機構，發布行業報告，舉辦行業峰會，頻繁使用“AI Native”作為投資主題。他們在公開演講和投資備忘錄中會不斷強調，投資未來就是要投資“AI原生”的團隊和應用。

投資人如此不遺余力地鼓吹，AI原生這樣一個新的范式轉移正在發生，最根本的目的，還是為了從而為他們投資組合中，那些尚未盈利但看似前景無限的AI初創公司，創造更高的估值和退出機會。

將AI原生作為商業戰略或營銷概念推廣并無不妥——它確實反映了技術與社會的重要變遷，但若將其視為嚴謹的社會學或人口學概念，則可能導致一系列的誤判。

用AI技術來劃定一代人，并將其與在此之前出生的幾代人對立起來，這不僅是“思維的懶惰”，更是“技術決定論”的一種偏見。

將數以億計、背景各異的個體簡單地歸為一個“原生代”，忽略了其內部巨大的差異性，不同的經濟條件、地理位置、教育水平等因素，都將極大地影響個體接觸和使用AI的程度和方式。一個在上海中產家庭的孩子和一個在貴州深山鄉村的孩子，他們的“AI原生”體驗截然不同。

代際的劃分通常基于重大的歷史事件、社會變遷和共同的集體記憶（如戰爭、經濟危機等），這些經歷會塑造一代人共同的價值觀和行為模式。雖然技術革命是重要的社會變因，但將其作為劃分代際的唯一或核心標準，則顯得過于片面。它忽視了社會、文化、經濟等其他更復雜的因素。

以技術為單一標準來劃分代際，還隱含著一種對“過去”的排斥和對“未來”的盲目崇拜。它簡單地將人分為“原生的、先進的”和“后天的、落后的”兩類，制造了不必要的對立和隔閡。這種二元對立的思維方式，無助于形成一個包容和協作的社會環境。

AI原生一代這種排他性的提法，還忽視了技術的普惠性，技術的演進趨勢是更加人性化和易于使用。優秀的設計使得復雜的技術對于所有年齡段的人都越來越友好。因此，認為只有在特定時期出生的人才能“原生”地掌握某項技術，本身就是一個值得商榷的論斷。

基于“AI原生一代”的概念，一種更激進的唯年輕論的觀念正在企業管理層中蔓延：一個組織中年輕人越多，企業才能在AI時代獲得更好的發展。

這種年輕第一、AI第一的一刀切的想法和做法，不但將“年輕=創新”與“年長=守舊”簡單對立起來，人為地制造了代際隔閡和職場對立，破壞了團隊協作的化學反應。同時更低估了人類的學習和適應能力。一個充滿好奇心和強大學習能力的70后，可能比一個對AI毫無興趣的00后更能駕馭AI。學習意愿和能力的差異，遠大于年齡的差異。

歷史反復證明，人類對于新技術的學習和適應能力是驚人的。如今，許多數字移民在使用智能手機和社交媒體上已經毫不遜色于年輕人。同樣，對于AI，只要有合適的培訓和開放的心態，任何年齡段的員工都可以掌握并善加利用。

“前AI時代”的人所積累的行業洞察、商業邏輯、人性理解、風險管理能力和戰略眼光，是技術都無法替代的。AI是工具的飛躍，但商業和社會的底層邏輯并未改變。一個資深醫生用AI輔助診斷，其價值遠超一個只會操作AI模型的醫學院新生。

美國調研機構蓋洛普在2021年進行的一項“技術適應能力研究”（The State of the Global Workplace）顯示，當提供適當工具和支持時，各年齡段，包括年長員工的技術適應性沒有顯著差異，反映出提供公平的學習機會對企業的長遠影響。

當企業盲目淘汰“老員工”時，隨之流失的是組織記憶的湮沒，公司為何成立、犯過哪些關鍵錯誤、哪些核心價值觀是成功的基石，還有那些無法寫入手冊的客戶關系、解決問題的隱形知識可能都會被逐漸遺忘，更糟糕的是年輕員工失去了向經驗豐富者學習的渠道，只能自己摸索，成長效率低下。

在商業決策、風險管理、倫理判斷等方面，經驗和智慧是不可替代的。一個完全由“AI原生代”組成的企業，可能會充滿活力和創造力，但也可能因為缺乏經驗而做出短視或魯莽的決策。一個年齡結構均衡的團隊，能夠將年輕人的創新精神與年長者的經驗智慧相結合，形成更強的合力。

未來的贏家，不會是那些只擁有最新工具的公司，而是那些能最有效地將人類世代積累的智慧與強大的新工具相結合的組織。 智慧從不專屬于某個年齡階段，它存在于持續學習、開放包容和代際協作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