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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10月26日，阿根廷舉行中期立法選舉，這是總統哈維爾·米萊上任近兩年后的首次全國性考驗。選舉改選下議院一半席位（127席）和參議院三分之一席位（24席），采用新統一的紙質選票系統，取消了2011年以來初選環節。投票率僅68%，為1983年民主回歸以來民眾參與度最低的一次，反映出選民對政治的疲憊。

在這次選舉開始之前，哈維爾·米萊與他的執政聯盟一度不被看好，被外界認為陷入了執政以來最大的危機之中：9月布宜諾斯艾利斯省選舉慘敗14個百分點，導致比索崩盤，民調下滑10點，國債風險指數飆升至“困境”水平。

米萊的“電鋸療法”——將比索貶值50%、取消能源補貼、裁員3萬公務員、凍結養老金——雖將通脹從2023年211%降至2025年9月30%，但貧困率一度升至53%，肉類消費跌至48.5公斤/人/年。IMF史上最大570億美元救助后，阿根廷仍債臺高筑，外匯儲備枯竭。選民意見兩極：中產支持穩定，底層則抗議改革帶來的陣痛。有一些分析人士認為，米萊的改革，會就此戛然而止，阿根廷又要重走庇隆主義的老路。

然而，這次選舉的結果出人意料：米萊的自由前進聯盟（La Libertad Avanza，LLA）以40.84%的得票率大勝，遠超庇隆主義聯盟（Unión por la Patria，UXP）的31.64%，創下庇隆主義主導時代以來的最大政治逆轉。這場選舉不僅是米萊改革的公投，還因特朗普承諾的400億美元金融支持的潛在中斷而備受關注。

最終，米萊取得了勝利，特朗普也在第一時間對他表達了祝賀，這筆承諾的金融支持，不會打水漂了，有一說一，川大爺在對待迷弟方面，出手向來是闊綽的。

計票結果顯示，LLA在布宜諾斯艾利斯省（占選民40%）以41.5%微勝UXP的40.8%，打破該省庇隆主義的“鐵票倉”神話。下議院席位從37席增至64席，參議院從6席增至20席，米萊宣稱這將組建“史上最激進的國會”，推動勞工、稅收和社會保障改革。

選舉當晚，米萊在布宜諾斯艾利斯總部高唱歌曲《我是失落世界之王》：“今天我們迎來轉折點，阿根廷偉大時代開始”。米萊和LLA的支持者們歡呼雀躍，而反對黨總部則一片陰霾，有的人不惜將米萊的勝利比作古羅馬的暴君尼祿親自放火焚毀羅馬城。

但無論如何，從阿根廷人的投票結果來看，還是有相當一部分人選擇了米萊，相信這個手揮電鋸，酷似搖滾客的“狂人”，是能夠真正改變阿根廷歷史的天選之子。要知道，阿根廷的問題，是積重難返，這樣的困境并不是米萊造成的。任何國家的變革，既需要刮骨療毒式地絕決與狠心，也需要時間的檢驗，摸著石頭過河，如履薄冰走好每一步，才能見效，更遑論阿根廷這樣墜入深淵快一個世紀的國度了。

歷史上的阿根廷，是南美洲的“糧倉”和經濟明星，20世紀初人均收入堪比歐洲發達國家，這樣一個未經戰亂本應前途無量的“世外桃源”，是如何成為世界上最失敗的國家的？這里面有四個字必然是脫不開干系的——庇隆主義。

庇隆主義源于1940年代的胡安·庇隆（Juan Perón），一位軍人出身的總統。他提出“社會正義”，主張政府給工人漲工資、發福利、提供廉價水電和公交，迅速贏得窮人和工會支持。這種烏托邦式的平等聽起來很美好：讓普通人平等的過上好日子！但問題在于，錢從哪兒來？庇隆選擇印鈔票，政府開支像滾雪球一樣膨脹。

從1944年起，阿根廷年均通脹高達190%，物價像脫韁野馬。經濟學家用“民粹主義經濟陷阱”來形容：短期福利換選票，長期卻導致通脹和財政赤字。庇隆還把鐵路、電力等產業國有化，打著為民著想的旗號而又缺乏監管的大型壟斷企業，不用多想，必然是效率低下，腐敗滋生。1955年庇隆被政變推翻，但庇隆主義深入人心，成為阿根廷政治的“靈魂”。

1970-1980年代，庇隆主義的分支左右搖擺，左派推福利，右派搞軍政府，都沒能解決通脹。1989年，庇隆派總統梅內姆（Carlos Menem）搞新自由主義改革，私有化企業、綁定比索與美元，短暫控制通脹。

但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波及阿根廷，出口下滑，美元綁定讓比索高估，企業競爭力下降。2001年，經濟崩潰，比索貶值70%，GDP縮水11%，失業率達25%，國家違約440億美元外債。這場危機讓民眾對新自由主義失去信心，為基什內里主義的崛起埋下伏筆。

2003年，內斯托爾·基什內爾（Néstor Kirchner）當選總統，提出基什內里主義，作為庇隆主義的現代版本。他和妻子克里斯蒂娜·費爾南德斯（2007-2015年總統）承諾“國家回歸”，反對1990年代的私有化。

他們利用2000年代大宗商品熱（大豆、玉米出口暴漲），還清IMF 98億美元債務，重建外匯儲備。克里斯蒂娜將石油巨頭YPF國有化，推出兒童補貼覆蓋400萬家庭，貧困率從2001年的54%降到2011年的30%。這些政策讓中低收入群體歡呼，基什內爾主義被視為“人民救星”。

但好景不長。經濟學家指出，基什內爾主義陷入“資源詛咒”：依賴出口紅利，卻沒建立可持續的經濟結構。為了發福利，政府繼續印鈔，2014年通脹超40%。外匯管制（“cepo cambiario”）嚇跑外資，投資萎縮。2015年，阿根廷經濟停滯，財政赤字占GDP 5.4%，外債壓力重現。

克里斯蒂娜還被控多起腐敗案，涉及公共工程的巨額賄賂，進一步動搖信任。理論上，這種“過度干預”違背了凱恩斯主義的初衷：政府刺激應適度，長期赤字只會引發惡性通脹。

從理論看，這反映了“財政不可持續性”。經濟學家托馬斯·薩金特（諾貝爾獎得主）指出，長期印鈔和赤字會觸發“惡性循環”：通脹失控→貨幣貶值→資本外逃→經濟衰退。基什內里主義的匯率管制還導致“平行市場”，黑市美元價格暴漲，企業無法進口原材料，生產癱瘓。

社會學家吉列爾莫·奧唐奈的“委托民主”理論也適用：選民因短期福利支持政府，卻忽視長期風險，最終讓國家陷入“民粹陷阱”。

庇隆主義和基什內里主義的共同點就是一句話——花錢買支持選票。他們通過補貼和國有化籠絡選民，卻忽略了經濟紀律。阿根廷從1944到2023年違約9次，堪稱全球紀錄。2023年，庇隆主義聯盟執政時，通脹飆到211%，全球最高，貧困率達41.7%，1900萬人吃不飽。

超市物價每天變，中產家庭為保值瘋狂換美元。政府借IMF 570億美元仍還不起，經濟萎縮1.6%。庇隆主義的“撒錢模式”讓阿根廷像個漏水的桶：農業和科技潛力巨大，卻被債務和通脹拖垮。

為何“庇隆主義”的幽靈可以時刻飄揚在阿根廷的上空，時不時借尸還魂？這其實背后隱藏著一個人性的痛點：人的天性就是短視，如果得到了衣食無憂且有人兜底的承諾，誰不愿意貢獻出自己的選票呢？至于寅吃卯糧，那和普通人又有什么關系？反正拿到手里的才是自己的，未來，誰又能看得到。

但等到悲劇真的發生，經濟雪崩的時候，一切都晚了。人性還有一個弱點：對痛苦的忍耐度是很低的，只要能夠暫時緩解陣痛，誰又愿意去管未來洪水滔天呢？這就是庇隆主義的模式可以在阿根廷反復上演的原因——過去的每場改革都是搖擺、治標不治本，只要陷入瓶頸，人們又會懷念救助與補貼下的歲月靜好。這時候，打著福利的旗號，舉債、印鈔等花錢買選票的戲碼，又一次在這個國度上演。

因此米萊指責基什內爾主義與其鼻祖庇隆主義是“寄生蟲政治”，靠補貼換選票，卻讓國家破產。他的“電鋸療法”——貶值比索50%、裁員3萬、取消補貼——雖讓貧困率一度升至53%，但通脹降到30%，2025年第一季度GDP反彈5.8%，財政實現14年首次盈余。選民厭倦了庇隆主義的惡性循環，轉而支持米萊的自由市場改革。

從庇隆的“大手大腳”到基什內爾的“升級民粹”，阿根廷經濟被高福利和低效率拖垮。2025年選舉表明，選民開始拒絕這種“短視政治”。米萊的改革雖有陣痛，但若能平衡增長與公平，阿根廷或能擺脫“拉美病”，重拾昔日榮光。

關于阿根廷中產，怎樣看待米萊的改革，可以參考一下我不久前的一次經歷：現在我如果要說米萊的改革一定會成功，他一定會成為阿根廷的救星，那為時尚早且過于武斷。

但是，米萊確確實實給阿根廷選擇了一條前所未有的道理，至少是從錯誤循環的泥沼中跳了出來，至于他的改革能否真正成功，拯救這個被詛咒的國度，只能交給時間，相信我們能夠見證歷史，能夠知曉答案。

最后說一句話吧，歷史，只要多看細節，你會發現：光明與坦途，往往是那些孤勇者在至暗時刻，憑著一些信念甚至可以說是一意孤行，走出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