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群赴臺百歲:有朝一日能夠回到故鄉，就心滿意足了

1979年5月2日，在張群90歲生日的時候，蔣經國代表國民黨中央為他頒發了一枚中山獎章，獎勵他為國民黨所做貢獻。張群接過這枚金光閃閃的勛章時激動不已，該獎章僅有三枚，另兩枚分別授予宋美齡和嚴家淦。

張群于1889年出生在四川省華陽縣一個平民家庭。14歲那年，保定陸軍速成學堂到四川招生，張群前往報考并被錄取。

1907年，清政府要保送一批青年到日本留學。一位姓董的校監聞訊后，極力推薦張群。這年秋天，19歲的張群乘上前往日本的輪船。

張群站在甲板上，哼著在保定學來的河北梆子。忽然，船尾一位高個子與自己年齡相仿的小伙子，引起了他的注意。這位同學短頭發，高鼻梁，臉色凝重，默默無語地眺望著大海。

張群主動走過去與他攀談起來，此人就是蔣介石。船上幾日，張群與蔣介石十分投緣，他們談學習，談政治，許多觀點是那么一致，兩人大有相見恨晚之意。

到日本后，他們先入振武學校，這是一所預備學校，從這所學校學習三年，畢業后到日軍聯隊見習一年，然后才能人士官學校學習。

振武學校校規極嚴，平時住在學校里，只有星期天才能出校。張群便和蔣介石在校外租了一間房子過周日，他們利用這短暫的休息日，到郊外游玩，到江之島一帶游泳。

張群與蔣介石在學校關系極好，情同手足，尤其是張群，十分佩服蔣的膽識與見解。

剛去日本時，張在步兵科，蔣在炮兵科，后來張群為了能經常能與蔣介石在一起，便請求學校將自己從步兵科轉到了炮兵科。

在日本，張群與蔣介石一起加入了同盟會，參加革命黨人的一些活動。振武學校畢業后，倆人又以士官候補資格，到新田瀉高田第十三師團十九聯隊服役。

辛亥革命爆發后，倆人一起提前回到了上海。張群出任滬軍頭領陳其美的參謀，參加革命。

張群一生最重要的政治活動，就是參與了當時中國幾乎全部對日本的外交活動。張群擅長在復雜局勢中尋找折中方案，但這種務實風格在革命與戰爭年代常面臨“原則性與靈活性”的爭議。

1927年，蔣介石發動“四·一二”反革命叛變，遭到世人唾罵。同年8月，蔣被迫下野，決定赴日本考察。9月22日，張群先行離滬，到日本為蔣介石打前站。這次，張群陪著蔣介石重游日本，會見了許多早年留學日本時的老朋友。

后來，國內寧漢合流，形勢對蔣介石有利，蔣馬上中止了在日本的活動，回到南京。

張群這次陪蔣介石出使日本，見到了以日本首相中為首的一大批政要。在日期間，蔣介石與田中等人在如何對付共產黨上達到了高度一致。雖然這次赴日不是正式的外交活動，但為后來國民黨政府與日本政府之間的外交奠定了基礎，張群本人對日交涉的地位也因為這次訪日得到上升，成為日后中日交涉的主持人。

1933年，日軍越過長城一線向北平開進，侵華野心日漸暴露。張群被派到北平協助當時的外交部長黃郛處理華北局勢，最后與日本人達成了《塘沽協定》。

1935年底，蔣介石改組國民政府，時任湖北省主席的張群被改任為外交部長。

張群任外交部長之時，正是中日關系最為緊張的時期。日本軍國主義加緊對中國侵略步伐，過去國民黨政府對日本采取的是敬而遠之的政策，少接觸，不談判。張群上任后，提出了新的外交策略。

在國民黨中央一次大會上，他說：“我們對日本政府的應付方略，必須做一些改變和調整，這就是要改變過去那種被動的、回避的做法，主動與日本外交當局談判，申明我們的立場。”

張群新的對日外交策略，得到了國民黨內不少人的支持。張群在擔任外交部長期間，先后親自與三任日本駐中國大使談判交涉過中日問題。

第一任日本大使是剛由駐華公使升為大使的有吉明，張群與他談判的內容是關于華北問題的解決，因為日本政府沒有誠意，這次交涉毫無結果。

第二任大使是有田八郎。1936年3月初，張群與他就有辱于中國的“廣田三原則”要求澄清。經過四次談判，張群基本上還是接受了日方的無理要求。

同年的4月17日，張群就日方不斷挑起事端、欺侮中國人民的有關事件與日本第三任駐華大使川越茂進行交涉。這次談判，前后進行了八次。日方越談越狂，一邊談判，一邊又利用中國人民的仇日情緒，不斷挑起事端，向中國政府施加壓力。

1936年9月14日上午9點，南京中山北路32號的外交部大樓前，緩緩駛來一輛黑色福特轎車。汽車停穩后，走下一個身穿西服、提著黑色文件包的中年人。此人就是當時日本駐華大使川越茂。

川越茂下車后，抬腕看了看表，然后習慣性地扯了扯西服，走進了外交部大樓二樓會議室。

“啊，川越先生，您好！”坐在會議室沙發上的張群起身、禮節性地伸出了手。

“部長閣下，我這次來是代表日本政府向貴國交涉上個月發生在成都的不幸事件。”川越茂一落座，便收起笑容，向張群提出交涉。

坐在張群身后的譯員，將川越茂的話給張群翻譯了一遍。張群精通日語，但在對日談判中，他從來不講日語，總要隨身攜帶一名日語翻譯。在一些比較棘手的問題上，他就是利用譯員翻譯的短暫時間，思考回話，尋求對策。

川越所說的“發生在成都的不幸事件”，大致情況是這樣的。

這年8月，日本外務省照會中國政府，提出要恢復成都領事館，并任命巖井一英為成都領事館領事。南京外交部同意了這一要求。不久，巖井便率日特、軍官11人，乘日輪由滬抵渝，準備轉道去成都。

自九一八事變后，日本侵略者對中國領土步步蠶食，侵華野心日漸暴露。中國人民對日本軍國主義的侵略行徑，非常憤慨。8月18日，重慶各界群眾聞訊巖井到達重慶，便舉行了反對日本非法在成都設領大會。第二天，群眾又舉行了聲勢浩大的游行請愿活動，發表了《告四川7000萬同胞書》，表示了要驅趕日本人，不達目的、勢不罷休的態度。

群眾的怒吼，使得巖井嚇破了膽，他躲在旅館里，哪里都不敢去。眼看上任的時間已到，再不到成都不好向國內交待，他便要了個滑頭，要隨員渡邊洗三郎等四人，以私人旅游的名義，先期到達成都，等重慶方面平靜下來后，他再去成都。

于是，渡邊等人23日乘車到達成都，住進了大川飯店。成都民眾得知日本外交人員抵蓉后，當天舉行了萬人大游行。

渡邊等人低估了中國民眾的仇日情緒，他們站在飯店門口，辱罵游行隊伍。示威的人群被激怒了，他們沖進大川飯店，你一拳，我一腳，將渡邊與深川經二打倒在地。等軍警趕來將兩人送進醫院時，兩人已經嗚呼哀哉了。同來的另兩名日人，也被打傷。

事件發生后，日本政府提出了強烈抗議。川越到外交部找張群，就是專為解決此事而來。

“成都事件的發生，實在是我們不愿意看到的。我們對此表示遺憾與道歉，我們準備將事件真相調查清楚后，對當事人進行嚴肅處理。同時，對死者遺屬和傷者進行賠償。”張群在經過深思熟慮后，說出這番話。

“我們認為，中國政府不僅僅只是解決成都事件的問題，更重要的是必須禁止各地的排日運動，保證今后不再發生類似的事情。同時，我們以為，要根據華北特殊的地域，把‘經濟提攜”推廣到全國范圍，訂立對日貨優惠的關稅協定。還有，國民政府必須聘用日本顧問，并且訂立共同防共條約……”

張群將他的話打斷了。這一次他也不要譯員翻譯，說話速度明顯加快：“貴國政府的意見，我會轉告我方政府。但是，我認為貴國政府的條件太高，我方恐怕難以滿足。同時，我們也希望廢止《塘沽協定》，取消冀東偽組織，日方必須停止走私并不得干涉中方緝私。華北的日軍及飛機，不經允許不得任意行動和飛行。”

“哈……哈……”川越狂笑著站了起來，“部長閣下，你不要忘記，當年我們日本的軍隊是怎樣進來的喲！”

張群站了起來，臉也漲紅了。一場沒有結果的談判，就這樣結束了。

送走川越后，張群十分生氣。日本人欺人太甚，在中國的領土上為所欲為，實在是毫無道理。但蔣介石為了消滅共產黨，達到所謂“攘外必先安內”的目的，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行為，忍氣吞聲，節節退讓，日本侵略者得寸進尺，步步進逼。張群的外交策略最終遭到徹底失敗，只當了13個月外交部長的張群，不得不退居幕后，出任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秘書長兼中政會外交委員會主任委員。

抗日戰爭勝利后，張群曾負責與中共方面的談判，是早期談判三人小組成員。

1948年5月，張群改任總統府資政。他作為蔣介石的特別代表，再一次走到前臺，主持對日外交。

日本侵華戰爭，使中國人民蒙受巨大損失，但戰爭結束后，少數軍國主義分子不僅不思悔過，反而報復、仇恨中國人民。1948年8月21日，張群訪問日本，同麥克阿瑟舉行了對日本進行管制的會談。在這次會談中，張群提出了應當沖淡日本國民的神權思想、武士道思想，禁止軍國主義思潮復活，掃除某些人因戰敗而復仇的侵略心理。張群的這些提法，得到了愛好和平的人們的贊同，對遏制日本軍國主義思想的蔓延，起到了一定作用。

隨著內戰的全面爆發，國民黨在與共產黨的較量中，屢戰屢敗，蔣介石焦頭爛額，但也無可奈何。張群一直跟在蔣左右，為他出謀劃策，分擔憂愁。

1949年12月9日上午10點整，一架軍用飛機從成都鳳凰山機場起飛，一直向南飛去。飛機上坐著的張群萬分疲倦，他時任西南行政長官公署長官。

此次，張群是執行蔣介石交待的一項特殊任務，前往昆明安撫云南省主席盧漢。在此之前，蔣介石已接到密報，說是盧漢要投奔共產黨。

這次到昆明，是兇是吉，張群心里一點底也沒有。下了飛機，但見機場冷冷清清的，一個人影也沒有。等了好半天，才看見一輛吉普車遠遠開過來。

車停穩后，一名少校軍官從車上跳下來，跑到張群跟前，一個立正：“報告長官，盧主席下午臨時要參加一個重要會議，不能來機場，特派我來接您。請您上車。”張群將信將疑地上了吉普。

半個小時后，張群一行被拉到了一棟戒備森嚴的樓房前。這里，十步一崗，五步一哨。張群明白，情況有變。下車后，他堅決要求見盧漢，然而已沒有人搭理他。

張群與隨行秘書被分開安置樓上樓下。樓梯口與過道有荷槍實彈的士兵把守。

進房間后，張群發現這里居然還有一架電話。他拿起話筒，要通了成都中央軍校蔣介石的寓所。

“報告總裁，我是張群，我已到達昆明。”張群的聲音有些發抖。

“昆明情況怎么樣？”蔣介石急切地問道。

“情況不好，我已被盧漢軟禁。現在，我正在想辦法見到盧漢，把您的意見轉告他，希望他回心轉意。”張群掏出手帕，擦了擦了頭上的汗珠。

“好，你見到盧漢，要他給我來電話，我要親自和他談談。”電話那頭傳來蔣介石憤怒的聲音。

放下電話，張群看了看手表，時鐘已指向下午3點。張群在昆明，留下無用，欲走不能，急得團團轉。再想與蔣介石聯絡，拿起電話，話筒已無任何聲音。電話被掐斷了。

晚上，昆明五華山省政府會議廳里，燈火通明。10點正，盧漢召開會議，宣布：“云南起義，昆明戒嚴，各單位按原訂計劃開始行動。”

第二天，盧漢通電全國，宣布起義。并電劉文輝，要劉會同四川各將領將蔣介石扣留，交給中共。鮮艷的五星紅旗，在云南省政府冉冉升起。

蔣介石在成都聞知盧漢起義，臉氣得鐵青。他想與張群聯系，但所有與云南的電訊都已中斷。中央軍校周圍已發現許多可疑分子，成都不能久留，蔣介石焦急萬分，只好做出決定，先飛臺北，把張群一人留在了昆明。

盧漢雖然將張群一行軟禁起來，但也沒有太多為難他。12月11日，盧漢同意張群離開昆明。下午1點10分，張群偕秘書周君亮及副官，坐上了環球航空公司飛往香港的班機。一周后，張群輾轉由香港去了臺北，開始了他寓居臺灣的生活。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日本政府曾一度打算同新中國建立外交關系，日本官房長官風崎勝男在會見臺灣代表董顯光時態度漫不經心，談話不著邊際，并表示不愿傷害大陸中國人的感情。日本首相吉田甚至在1950年10月29日參議院條約委員會的一次會議上公開表明，他試圖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外交關系。

這天，蔣介石正在日月潭邊的涵碧樓前散步，秘書送來了吉田首相在日本參議院條約委員會發言的全文。蔣介石看罷全文，不禁怒火中燒。他讓秘書馬上打電話，請張群速來臺中商議。

這個時候，臺灣當局“外交部長”是葉公超，但張群仍是負責處理日本問題的全權代表。每遇重大問題，蔣介石總要叫張群前來商議。張群接到電話，當天下午就趕來了。

“岳軍啊，這日本人太不像話了。當初抗戰結束之時，我們本著‘以德報怨’的精神，對日本人并沒有過多地追究戰爭責任，目的就是想聯手對付共產黨。你看現在，他們居然想同毛澤東談和，把我們甩到一邊。”蔣介石的臉漲紅了，說話的調門也高了許多。

“總統，對日本人的態度不能操之過急。我們慢慢做工作，曉以厲害，是可以讓他們回心轉意的。”張群似乎胸有成竹、說話不緊不慢。“我們可以通過美國政府向日本施加壓力，您別看吉田說話這么硬，美國人一表態，他可是不敢不聽喲。”

蔣介石沉思了一會兒，認為張群說得有道理，他馬上讓人給在美國的顧維鈞發電，要他一定要策動美國向日本施壓，如果日本與新中國媾和，臺灣的地位將十分危險。

這一招果然奏效。

這年12月10日，美國派杜勒斯訪日，與吉田首相就臺灣問題舉行會談。在美國的壓力下，吉田放棄了與新中國媾和的打算，同意與臺灣當局締結和約。

這個決定公布后，立刻遭到中國人民的強烈反對，中國外交部認為，這是日本政府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最嚴重的挑釁，堅決反對日蔣“和約”。英國與蘇聯等國對日本政府的這一決定表示反對。

臺日“和約”于1952年8月5日正式生效。為了表示祝賀，蔣介石派出了以張群為首的代表團赴日本訪問。

自此以后，張群經常來往于臺北與東京之間，拉攏日本政界右翼人士，鞏固蔣日關系，加強與日本的經濟與文化等各方面的交流，臺日關系進入“蜜月”時期。

除了頻頻訪日外，張群還多次出訪歐、亞、非一些國家，為國民黨在國際舞臺樹立形象，立下了汗馬功勞。

1971年7月16日，基辛格訪華后，發表了中美公報，宣布美國總統尼克松將于第二年適當的時候訪華。蔣介石聞訊后，十分震怒。

就在這個時候，日本自民黨馬上就要改選總裁。當時在自民黨中最有希望獲勝的田中角榮曾表示，如果他當選首相，一上臺就準備建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邦交。

消息傳來，蔣介石驚恐萬狀。他知道，還想像當年那樣，留住日本已是十分困難的事情。思來想去，蔣介石還是想作最后的努力，而完成這一重任的只有張群。

張群這時也是80多歲的人了，他能不能完成這一重任呢，蔣介石不免有些顧慮。

第二天一大早，蔣介石就讓人打電話給張群，詢問了張群的身體情況，請張群來士林官邸坐一坐。

張群放下電話，知道蔣介石沒有事是不會這么早就打來電話的。他匆匆洗把臉，就乘車來到了位于陽明山的士林官邸。與張群有好長一段時間沒有見面了。蔣介石問了問張群的身體，拉了一會兒家常，就轉入了正題。

“日本人見美國要改善與中共的關系，也來了個180度的大轉彎，向毛澤東討好。你看我們下一步應該怎么辦才好？”

一向剛愎自用的蔣介石已完全沒有當年的那種自信。

“我們與日本的關系，已是今非昔比，美國人這么一鬧，日本人就會跟著起哄。依我之見，趕快派人去日本，亡羊補牢，也許還有些作用。”張群說話顯得底氣不足，末了又加一句，“但不可希望值太高。”

“你看去日本誰最合適？”蔣介石試探著問道。“如果總統認為我還行，岳軍愿去日本作最后努力。”張群已知道蔣介石這次叫他來的目的。

聽了此話，蔣介石似乎受到感動：“岳軍，80多歲的年齡，我還要你出訪，真是難為了你呀！”

“總統您，不是也在日日夜夜操勞嗎！我還比您小兩歲，身體好得很呢。”張群站起來，在屋子里大踏步地來回走了幾步，表示他可以擔當此重任。

“這次出訪，要利用你在日本政界的影響與關系，做做他們的工作。在接待和安排上有什么困難，告訴經國，讓他幫你解決。”

“我會盡全力去做，請總統放心。”

7月25日，張群飛往日本，一下飛機，顧不得旅途勞頓，就四處活動，頻頻拜訪日本政要。他首先求見剛從那須地別墅回東京不久的天皇。接著又與快要下臺的首相佐藤榮作、政客岸信介等人長談。

第三天，張群出席了“臺日合作策進會”，打算利用這個機會，爭取日本工商界的支持。可是，日本不少財團的首要人物聽說張群要參加這個會議，知道他另有所圖，便紛紛借故請假缺席。

29日，張群在臺灣駐日“大使館”舉行了記者招待會，日本各大媒體和世界主要通訊社駐東京的記者來了不少。張群在會上發表了長篇講話，對美國的親北京行為表示批評，希望日本不要步其后塵，否則必將身受其禍。

但是，張群的那一套理論，已不為人接受。他的講話結束后，只換來幾聲稀稀拉拉、禮貌性的掌聲。張群這次日本之行，以失敗告終。

中美中日建交，已是歷史潮流，這是任何人阻擋不住的。這是張群最后一次以臺灣當局的名義訪日。此次訪日，結束了他與日本官方接觸與談判的歷史。

8月2日，張群乘飛機離開東京。在他乘車去羽田機場時，心情沉重，一言不發。他在心中默默地向東京告別。

張群與蔣介石維持了近六十年的密切關系，這種紐帶既源于留日時期的共同經歷，也建立在政治理念的高度一致上。他曾坦言“對蔣公的忠誠即是對國家的忠誠”，這種個人效忠與職業身份的疊加，是民國政治倫理的典型體現。

告別政壇的張群，在家頤養天年。他是個閑不住的人，便開始著書立說，著作有《談修養》、《我與日本70年》、《談喝酒》。

張群喜歡喝酒，酒量也不錯。他在《談喝酒》說：“喝酒要有些條件。第一主人要好；第二客人要好；第三酒要好；第四酒品要好；第五下酒菜要好；第六談話要好；第七光線要好；第八環境要好；第九太太要好，即使喝醉了，回家也不挨罵。”他的這些理論，得到了愛好喝酒的同道朋友們的認同。

1987年張群98歲生日的時候，人們來為他祝壽，看到他身體硬朗，都非常敬佩。張群在答謝辭中說：“人生70才開始，60幾歲還在搖籃里。”張群的戲言，獲得滿堂喝彩。

1990年7月，張群以102歲的高齡，參加了張學良90歲的生日慶典。這天，張群坐著輪椅，興致很高，他以慶典活動發起人的身份，宣布慶典開始。然后，宣讀了親筆所寫的致詞。

張群與張學良有著很深的情誼。早在1930年中原大戰之際，為了爭取張學良的支持，蔣介石任命張學良為陸海空軍副司令，張群受蔣之托，進關為張學良送去委任狀與信印，并勸說張學良歸附蔣介石。自此，倆人結下莫逆之交。

來臺后，張學良仍無行動自由，張群經常去看望這位老朋友，與大畫家張大千、“國策顧問”王新衡一起，每月一次，輪流做東請吃飯，被人戲稱為“三張一王轉轉會”。

張學良不僅會吃，而且還做得一手東北菜。有一回，張群向人說起張學良的烹任手藝，不停地稱贊他，說他是當代烹調第一人。張學良聽后哈哈大笑，十分得意。他對張群說：“張資政，在您面前，我不敢言老。但年紀大了，飯量小了，我相信漢代劉向的那句話‘食必常飽，然后求美；居必常安，然后求樂’。”

張群聽后，很感興趣：“漢卿兄說得好，劉向的那兩句話，真可寫下來掛在書房里細細品味。”

“好，什么時候我一定寫下來送到府上。”

沒過多久，張學良果然寫了一個條幅，送到張群家里。張群見了，愛不釋手，讓人高懸于堂上。

當年，張群的母親不愿隨兒子來臺灣，1958年在家鄉病逝。張群第二年才得知母親病逝。當時，他正任“總統府秘書長”。為了表示對母親的哀悼，他特地向蔣介石請假，在家設立靈位，守靈三周。

張群思念故鄉，常常在夢里回到故鄉。垂暮之年，他在醒來后幾次對人說，有朝一日能夠回到故鄉，就心滿意足了。但隨著年齡的衰老，這種希望越來越渺茫。1990年12月14日，張群在臺北病逝，終年102歲。

張群一生緊跟蔣介石，他在亂世中縱橫捭闔，成就了一介書生火中取粟的榮耀，也成就了自己民國不倒翁的政壇傳奇。

張群既是特定歷史條件下發揮重要作用的技術型官員，也是無法超越時代局限的傳統知識分子。其與蔣介石的關系網絡、對日外交的得失、以及在臺政策實踐，共同構成了研究民國政權運作機制的重要個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