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前不久，有媒體爆出的一則舊聞再次引發了廣泛討論：富豪圈里的特朗普與愛潑斯坦據傳曾打賭追求離婚后的戴安娜，看誰能與她“春風一度”。
這則極度炸裂的消息曝光后，輿論并未把矛頭引向始作俑者，反而再次偏向了已逝的戴安娜。不少人開始用“愚蠢”“天真”來定義她在這場風波中成為獵物的角色。
去世近三十年后，戴安娜為何仍難逃“咎由自取”的指責？
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或許需要回到那些決定她命運的時刻，聽聽當時的人們究竟說了什么。
1995年，戴安娜在BBC那場著名的訪談中說出：“這段婚姻里有三個人，所以有點擁擠。”
這句話三十年來，一直被人引用為她的“罪證”。
然而，這場采訪本身，卻是在不公的前提下進行的。
多年后，一項獨立的調查證實，記者馬丁·巴希爾使用了“手段”才獲得了采訪機會。
當真相大白，王室尊嚴掃地，伊麗莎白二世女王隨后寫信，正式要求查爾斯與戴安娜離婚。
“戴安娜還是吃了沒文化的虧”“你看人家夏琳，同樣是老公出軌，為什么王后位置穩穩當當？”“是查爾斯和卡米拉的問題，他們一定會活在戴安娜的陰影下！”
輿論兩極分化。
但查爾斯早前與卡米拉的私密錄音中被披露的態度，或許更能說明戴安娜在婚姻中的窒息感。查爾斯曾對卡米拉說：“我最大的成就就是愛上了你。”
相比之下，戴安娜在私人錄音中的自白則充滿了無助：“我只是一個被推到前臺的產品，他們希望我符合規格……我就像一個時代的棄兒。”
戴安娜的這種所謂“天真”與不安全感，與她的成長經歷密不可分。
她曾回憶：“他們（父母親）從沒說過愛我，沒有擁抱，只有禮節性的親吻。”
這種情感匱乏在她嫁入王室后并未得到彌補，反而被放大。
她的形象設計師曾觀察到：“她就像一個渴望被愛的小女孩，但那個體系（王室）里沒有人懂得如何給予她所需要的那種愛。”
當查爾斯與卡米拉的關系成為公開的秘密，戴安娜也開始與不同領域的男性交往。
她的行為被一些人視為“不應該”，但她的支持者，包括她的傳記作者安德魯·莫頓則寫道：“她是在絕望地尋找一個能讓她感覺自己被看見、被珍視的人。”
她的私人秘書帕特里克·杰弗森也曾公允地評價：“她犯過錯誤，但她情感上的渴望，根源在于她所處的環境。”
而這種情感上的不設防，確實讓她成為了某些別有用心者的目標。關于“戴安娜與愛潑斯坦會面”的傳聞雖無實據，但愛潑斯坦確實曾試圖利用她的名氣。
而特朗普當年每天空運玫瑰到肯辛頓宮的舉動，被戴安娜私下向朋友形容為“極具壓迫感，令人害怕”。
對于這些追求者，《每日郵報》的一位編輯當年點明了本質：“對他們那個圈子而言，戴安娜是終極獎杯。征服她意味著你在社交叢林中的地位達到了頂峰。”
戴安娜的悲劇是一場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
然而，在許多事后評論中，她的離世卻被簡單歸因為“愚蠢”和“戀愛腦”。
對此，曾深度采訪她的記者蒂娜·布朗曾一針見血地反駁：“他們總說戴安娜‘精神不穩定’，但把一個被逼入絕境的人的反應稱之為‘瘋狂’，這本身就是一種非常方便的推卸責任。”
她學業不佳，不擅與學者對話的傳聞也許不假。但她從未放棄過自我提升的努力。在扮演王妃的那些年里，她多數時候是完全稱職的，且深受英國民眾愛戴的，不是嗎？
我們或許應該承認，這世上本沒有完美的受害者。當戴安娜的每一個選擇都被放在放大鏡下審視，而某些男性的不當行為卻被輕描淡寫時，這種評判標準本身是否公正？
戴安娜自己或許給出了最好的回應，她曾說：“我希望成為一個人民的王妃，一個有著溫度的王妃。”
她確實這么做了，在探訪艾滋病人時，她勇敢地摘下手套與病人握手，用實際行動傳遞了同情。這份對“真實”與“愛”的執著追求，是她的力量之源，也可能是在復雜世道中讓她陷入困境的原因。
當我們不再執著于評判戴安娜的每一個選擇，而是去傾聽她的聲音，審視造就這場悲劇的更大環境時，或許才能更接近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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