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看人識人這一點上，織田信定可謂相當有眼光，比如他早早就看出了信秀的不凡，所以才會不帶一絲猶豫地就把“織田彈正忠家”家督的位置讓給了自己這位剛滿15歲的兒子。

而織田信秀也用自己的實際表現證明了自己老爹的眼光。

織田信秀武藝高強，據說最常用的武器是一柄長刀，信秀作戰時常常身先士卒，異常勇猛，是一名難得的猛將，而正是憑借著這份勇猛，織田信秀才贏得了“尾張之虎”這一足夠拉風的“綽號”。不過，信秀是武將不假，但他卻從不僅僅只是一名武將。

1532年，距離織田信秀從老爹手里接過家主之位沒幾年，織田信秀就帶著一幫屬下和別人狠狠地干了一仗，這個“別人”不是旁人，正是自己名義上的主君“清州織田家”掌門人的織田信達以及自己的同僚——“清州三奉行”之一的織田左衛門。關于此戰的結果沒有查到信秀是不是大勝，但至少應該沒有輸。因為織田信秀在第二年的1533年，就興高采烈地在自己的居城勝幡城舉辦了一場規模足夠盛大的蹴鞠比賽，并特意從京都邀請來了蹴鞠名腳飛鳥井雅綱和山科言繼，受邀的賓客和到訪的觀眾加起來據說有好幾百人。

飛鳥井雅綱和山科言繼可不是普通人，而是朝廷的公卿。類似于蹴鞠這樣的“高雅”運動，在當時的日本也不是普通人的“游戲”，而是專屬于上流社會的體育運動。織田信秀邀請飛鳥井雅綱和山科言繼這樣的“大腕”來自己的居城，自然不是僅僅為了看場熱鬧，而是有著別的目的在，其中就包括借機打通與朝廷的聯絡渠道，以及拉攏公卿為自己站臺順便抬高自我身價。此外，借著舉辦這場蹴鞠活動，信秀還與自己名義上的主君織田達勝實現了會面，并達成了真正的和解。這件事充分說明織田信秀這個人絕不僅僅只是一個會打仗的武夫，而是也非常善于搞一些政治游戲。

在穩定了尾張內部的局勢之后，織田信秀終于有時間將目光瞄向尾張國外的敵對勢力，首先映入他眼簾的便是占據了“那古野城”的今川氏豐。“那古野城”位于愛知郡，屬于尾張的下四郡，但今川氏豐卻來自尾張國外，他是駿河國大名今川義元的弟弟。

今川家原本只領有“駿河”一國，但在應仁之亂爆發后，卻強行從斯波家奪取了“遠江國”，導致斯波氏只能倉皇逃到尾張下四郡的清州城，尋求自己名義上的“家臣”“織田大和守家”的庇護，不僅如此，今川家還趁著“三河國”內亂，將勢力滲透到了東三河地區。也就是說，“那古野城”等若于是今川家窺覷尾張和試圖西進的一個橋頭堡。 因此，對于織田信秀而言，拔除這個今川家的釘子不僅勢在必行，而且也絕不會有任何心理上的障礙。

1538年，織田信秀使用奇謀，很輕松地便攻下了“那古野城”，并將自己的居城從勝幡城搬遷到了那古野城，將“織田彈正忠家”的勢力范圍擴展到了愛知郡。

1539年，信秀又筑城“古渡城”，并將之作為自己新的居城，“那古野城”則被信秀送給了自己出生不久的兒子織田信長。從此，“那古野城”就牢牢地和信長被綁定在了一起，而“那古野城”之所以在日本的歷史上“名聲赫赫”，完全是因為它是織田信長所擁有的第一座“城”。

織田信秀將自己的居城搬到“古渡城”，有利于“織田彈正忠家”更好地控制熱田這個繁榮的交通要沖，使其成為繼津島之后，能給彈正忠家帶來源源不斷經濟收入的第二只下“金蛋”的母雞。

在津島和熱田這兩個地方，織田新秀沒有像其他大名一樣肆意壓榨商賈，而是盡可能取消一切阻礙商貿發展的關卡。那么織田家靠什么賺錢呢？答案是“工商稅”，商貿越興盛，織田家賺取的工商稅也便越多。不得不說織田信秀非常有商業頭腦，因為能真正認識到“工商稅”重要性的統治者無論在當時的日本，還是在當時的中國其實都并不多見。

明末的大太監魏忠賢是當時少有認識到“工商稅”重要性的人，據說他為了擴充朝廷財源，就曾在江南地區試行過工商稅，結果卻招致以東林黨人為首的江南士紳集團的強烈反對。后，“忠賢死而工商稅亡”。在我看來，或許正是因為“工商稅”征收的失敗，才最終導致了大明朝的覆亡，或者，至少也是大明朝覆亡的重要原因之一。

為什么這么說呢？因為只要稍微讀過明末歷史的人其實都知道，明朝的滅亡在很大原因上是因為缺錢，沒有錢便沒有足夠的錢糧布帛，便沒有錢去興修水利，治黃治淮，也沒有錢去賑濟百姓，平災息難，更沒有錢去募兵練兵，構筑要塞，也沒有錢去收買人心或是激勵三軍。

自古以來，中國的財稅源泉都嚴重依賴土地，明朝自然也不例外，但明太祖卻制定了一個在后世看來屬實荒唐的優待制度，即給讀書人稅收優惠，只要你通過科舉考試獲得了舉人和進士的功名，名下一定數目的農田便可直接免去租稅。這就導致后來的普通人和小地主為了獲得免稅的待遇，主動將自己家的田地紛紛“投獻”給那些舉人和進士，而這也導致了江南土地被大量兼并，據說，嘉靖時的首輔徐階原本不過中產，但做官后其家族居然一度擁有超過幾十萬畝的田地，成為超級大地主，而朝廷卻無法從這些土地上獲取任何稅入，而江南偏偏又文風鼎盛，士子輩出……，明太祖看似優待讀書人的舉措最終導致后世皇帝可以收稅的土地越來越少，中央財政日益虧空。

江南收不上來，就向西北收，正好西北地瘠人貧，養不起讀書人，考中舉人和進士者寥寥無幾，免稅田地自然也就沒有多少，于是陜北的田地租稅一度被收到了幾十年甚至上百年后，最終弄得民不聊生，餓殍遍野。

陜北人雖然淳樸，但還不至于傻。造反尚有一線生機，而忍耐卻遲早必然餓死，于是一群想要活下去的農民從黃土高坡的溝溝壑壑里再無顧忌的奔涌而出，各取了一些看似張牙舞爪，實則土得掉渣的名字，就此揭竿而起。農民軍雖然幾起幾落，但最終還是一路殺到了北京城下，崇禎皇帝則在“諸臣誤我”的憤憤不平中自掛東南枝，吊死煤山，大明朝遂亡。

所以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明朝之亡，實亡于缺錢，而本可以改變虧空，為大明朝強行續命的或許正是魏忠賢曾力主施行的“工商稅”，畢竟江南物產豐饒，商業繁榮，工商稅之利或遠勝于田租所出。只不過，在中國，“工商稅”終究還是沒有施行下去。

而在稍早一些的日本，一個織田氏分家的看似粗鄙的武夫，卻在自家的領地上，快快樂樂地收起了“工商稅”，賺的那叫一個盆滿缽滿。織田彈正忠家也因此而一躍成為整個尾張最為富庶的家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