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民意如流水是民選政治的常態。高市早苗還處于新內閣的政治蜜月期，強硬的外交姿態往往會滿足選民的國家主義、民族主義情緒，但這難以持久。無論是來自自民黨內部和日本政壇的反對力量的運作，還是中日關系墜入谷底對本就面臨諸多挑戰的日本政治經濟的沖擊，都有可能給冒進的高市早苗內閣帶來政治壓力。

2、過去一些年，無論是單方面提起南海仲裁案的菲律賓，卷入薩德反導彈事件的韓國，還是率先禁止使用華為5G設備、以新冠疫情為借口對中國發難的澳大利亞，都有與中國關系惡化但后來隨著形勢變化重新與中國和好的經歷。

3、目前中國的強烈反應主要是為了威懾高市早苗和日本右翼，是在表明態度，是為了防止出現破窗效應，但不會讓兩國關系失控，不會真的打起來。

4、中國的最重要事情是改革開放和現代化事業，外交是為國家發展大局服務。當下中國最需要的是和平發展時間，既是為了努力發展經濟和改善民生，抓住新一輪科技變革的機遇，又應該是為了努力提升國家治理的民主、法治、公平、開放程度。

中日不會打起來

文/鄧峰

來源/HK01，有所刪改

最近，中日關系因為日本新首相高市早苗的涉臺言論而墜入低谷。為了反擊高市早苗將臺灣作為日本右翼擴張戰爭權利和軍事力量的棋子和借口，連日來，中國除了連續發表強硬的口頭抗議之外，還在黃海進行實彈射擊，發出赴日旅游、留學的安全警示，據說暫停進口日本水產品。一時之間，形勢生變，中日關系急轉直下。

不過應該明確指出的是，中國對高市早苗的反擊依然是有限度的，中日關系仍處于可控狀態，兩國不會像一部分人所擔心或幻想的那樣真的打起來。

為什么這樣說？

第一，中國目前的所有反應主要是為了反擊和威懾高市早苗與日本右翼的冒進言行，而不是針對中日關系本身。高市早苗打破日本政壇多年以來的默契與模糊，將假設中的臺海危機與日本“存亡危機事態”相聯系，以達到日本右翼沖破憲法約束、擴張戰爭權利和軍事力量的企圖，難以避免會讓視臺灣問題為內政、對日本侵華歷史有痛苦記憶的中國的不滿。

（總是回避或淡化侵略戰爭責任的日本，尤其要警惕狹隘的國家主義和民族主義情緒。）

中國的反擊盡管不同人關注點不同，但歸根結底是為了威懾高市早苗和日本右翼，是為了迫使日本政府回歸昔日的政治默契。（當然，反擊的方式和力度值得探討，要避免適得其反，要與時俱進。）只要高市早苗和日本右翼不公然將臺灣作為擴張戰爭權利和軍事力量的棋子和借口，只要日本社會與政壇能約束右翼的冒進言行，中日關系完全可以峰回路轉。

第二，中國有實力和籌碼去反擊高市早苗與日本右翼，既根本不需要又不會讓兩國關系失控。盡管日本是不容低估的大國，日本在許多方面的經驗和科技值得學習，但如今中日兩國的綜合實力對比相比于日本發動侵略戰爭時期已經發生根本性變化。

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持續快速發展，科技不斷進步，數億人擺脫貧困。2010年中國不僅經濟總量超越日本，而且成為世界第一大工業國。如今的中國無論是經濟總量、工業能力還是軍事實力，都大幅超過日本。這意味著中國是有充分的實力來維護自身的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反擊的籌碼相對較多。

（盡管中國應該逐步走出歷史陰影，要警惕狹隘的國家主義和民族主義情緒，但不能否認的基本事實是：日本侵略戰爭造成的深重苦難是大量中國人的痛苦記憶之一。）

相較而言，高市早苗是在自民黨面臨困境、前任首相石破茂辭職的背景下突然成為日本新首相，政治根基不穩。高市早苗目前的高支持率看似說明她的涉臺言論具有民意背書，但這樣的民意既未必理性、又不牢靠。民意如流水是民選政治的常態。高市早苗還處于新內閣的政治蜜月期，強硬的外交姿態往往會滿足選民的國家主義、民族主義情緒，但這難以持久。無論是來自自民黨內部和日本政壇的反對力量的運作，還是中日關系墜入谷底對本就面臨諸多挑戰的日本政治經濟的沖擊，都有可能給冒進的高市早苗內閣帶來政治壓力，從而為日后的變化創造條件。

過去一些年，無論是單方面提起南海仲裁案的菲律賓，卷入薩德反導彈事件的韓國，還是率先禁止使用華為5G設備、以新冠疫情為借口對中國發難的澳大利亞，都有與中國關系惡化但后來隨著形勢變化重新與中國和好的經歷。2012年中日圍繞釣魚島所爆發的外交紛爭，一度讓兩國關系惡化，但后來隨著形勢變化，同樣雨過天晴。與過去相比，今天中國同樣有實力和籌碼去推動和等待形勢的積極變化。

第三，自1972年中日兩國邦交正常化和1978年締結《中日和平友好條約》以來，中日在數十年的交往過程中已經形成巨大的共同利益和密切的聯結。對于中國來說，無論是為了團結東亞、東南亞國家還是應對美國的圍堵，都不應該讓中日關系失控。

（參考閱讀：

第四，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最重要事情是集中精力進行現代化建設，是發展經濟和改善民生。這意味著中國的重心是辦好自己的事情，是盡可能為改革開放和現代化事業構建和平穩定的環境。2022年時任美國眾議院議長佩洛西（Nancy Pelosi）打破中美多年以來的默契，執意訪問臺灣，當時面對輿論場洶涌的民意，中國決策層之所以保持冷靜和克制，最主要原因是為了不妨礙改革開放和現代化事業。

不久前閉幕的二十屆四中全會，一方面認為中國處于“不確定難預料因素增多的時期”，“國際經濟貿易秩序遇到嚴峻挑戰”，“大國博弈更加復雜激烈”，另一方面認為中國“具備主動運籌國際空間、塑造外部環境的諸多有利因素”，未來五年“是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夯實基礎、全面發力的關鍵時期”。四中全會再次提出“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重申203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人均GDP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的宏大目標，把科技、實體經濟放在突出位置，再次展現出辦好自己事情的態度。當下中國最需要的是和平發展時間，既是為了努力發展經濟和改善民生，抓住新一輪科技變革的機遇，又應該是為了努力提升國家治理的民主、法治、公平、開放程度。

基于以上四個原因，目前中國的強烈反應主要是為了威懾高市早苗和日本右翼，是在表明態度，是為了防止出現破窗效應，但不會讓兩國關系失控，不會真的打起來。中國的最重要事情是改革開放和現代化事業，外交是為國家發展大局服務。相信中國只要立足長遠，務實運用政治智慧，相信中日關系遲早會有峰回路轉的那天。

（這是一本為美好社會理想構建政治地基的探索之作）

十點公社

一個時代的記錄

自由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