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潘必軍，50歲，重慶市開州區鎮東街道鎮東村1組村民。站在五棟高樓的陰影下，我的心痛得幾乎無法呼吸——這片承載我全部記憶的土地上，曾有我豪華舒適的家。但13年前啟動的那場征地拆遷，不僅摧毀了我價值千萬的房屋，更將我拖入一場長達五年的司法漩渦，最終成為“虛增補償騙局”的替罪羊。

從協商到陷阱：我成為“虛增補償”工具人

2012年，開縣政府（2016年撤縣設區）為建設北部新區，決定對鎮東街道鎮東村1組等5個村組征地拆遷。經重慶市政府批復后，自2013年1月起，縣政府及原國土房管局陸續發布征地公告與補償安置方案，明確由鎮東街道辦事處具體實施住房安置與拆遷事宜，補償方式包含貨幣安置、集鎮規劃安置及統建優惠購房安置三種，標準按當時縣政府文件執行。

我的房屋及地上附著物在征收范圍內。2012年4月，鎮東街道辦工作人員勘丈確認總建筑面積3076.3㎡、條石堡坎210立方米、各類植物177棵，但廠房、魚塘、道路等附屬配套設施未在確認范圍內。按政府安排，鎮東村拆遷由街道辦領導牽頭，成立多個拆遷隊，分別負責幾家的拆遷工作。其中，第四拆遷隊隊長吳偉及王紅兵、周克陽等人負責與我協商補償。

2014年下半年，為推進拆遷進度，時任縣委縣政府主要領導決策推行“一戶一議”模式——不按統一標準，而是與每戶單獨商談補償，且要求保密。因認為補償標準太低，我一直拒絕簽約。直到2014年底至2015年4月，經多次協商，雙方最終依據房屋實際面積3076.3㎡，按單價4000余元（當時周邊商品房市場單價已達6000元左右）匡算，確定補償總額1300余萬元。

據我了解，當時鎮東街道辦的貨幣補償普遍基于房屋真實面積與市場價計算。補償合同及明細表記載的面積，是工作人員為匹配政府文件標準，根據商定補償款“倒推”填寫的。

鎮東街道鎮東村35名拆遷戶曾給我出具《情況證明》表示，這次征地拆遷貨幣補償房屋參照相同地段房地產市場價格，并按照“菜市場討價還價”方式確定最終補償價格；補償方式確定后，所有補償合同、明細資料均由街道辦工作人員制作，其實施的所有行為均為政府行為。所謂虛增面積、虛增戶頭，是政府為了使《補償安置合同》能夠簽訂并履行而單方面采取的做法，拆遷戶只需要簽字確定金額或者補償面積大小。

我通過法院調取的易維興等12戶拆遷戶的勘丈登記資料所載面積都被虛增。這些拆遷戶都是我的鄰居，我清楚他們房屋的實際面積。

按照談判結果，街道辦參考附近維拉莊園房價打折后以4000元/㎡、我房屋真實面積3076.3㎡計算，應補償我13579930.9元。但問題出在“一戶一議”的操作細節——補償金額遠超法定標準，必須拆分到多個戶口。

拆遷組長吳偉向街道辦領導匯報并獲分管副縣長同意后，要求我額外提供兩個戶口。我提供了前妻廖婭娜及其兄弟廖簡的身份信息（二人既非被拆遷安置對象，也無房產可補償），隨后簽署了由吳偉、張詩陽制作的3份補償合同及明細表（我、廖婭娜、廖簡各一份）。

后來查明，3人名下房屋現場勘丈表上顯示的補償房屋總面積高達16915㎡，比真實面積虛增超過13838㎡。

整個過程中，廖婭娜與廖簡從未出現，吳偉、王紅兵等工作人員也未接觸過他們。所有拆遷資料均由街道辦人員操作，作為小學文化程度的農民，我只能簽字領款，對“如何補、怎么弄”完全不知情。

2015年5月，我的房屋被拆除。但誰也沒想到，這場“協商補償”會在四年后演變成一場災難。

從留置到訴訟：我如何被“構陷”與“糾錯”

2019年7月1日，我被開州區紀委監委從家中帶走，送往重慶市梁平區留置基地。后來我才知道，時任開州區委書記冉某章為打擊其他區領導，試圖以我領取1357萬元補償為突破口，逼我交代行賄。但事實上，虛增補償面積、虛構補償對象全是政府工作人員主導，我從未向任何官員行賄或請托。

留置期間，我遭遇了難以想象的折磨：每天冷水泡生米（不足一兩），連續兩個月無葷腥，導致大便失禁只能拉在褲襠；強制保持標準坐姿15小時/天，臀部生瘡腐爛；睡覺時頭部必須枕在看護人員襠下，熟睡時還會被突然驚醒。兩個月后，紀檢監察部門未查出我宴請或行賄公職人員的證據，留置無果而終。而此時，我的體重已銳減20多公斤。

隨后，我被移交開州區公安局，以涉嫌詐騙拆遷補償罪關押于看守所。因無犯罪事實，30天偵查期滿后我被取保候審，警方最終撤案。

2019年8月，廖婭娜、廖簡接受監委詢問時均表示：從未參與拆遷補償過程，所有事宜由我與街道辦對接。

但風波并未停止。2020年6月，開州區規資局發函要求鎮東街道辦收回違規補償并追回多付資金。2021年3月，街道辦作出3份處理決定：對我（潘必軍），認定實際補償應為302萬余元，責令退回304萬余元；對廖婭娜、廖簡，撤銷其補償合同，責令退回已領款項。

2021年4月—5月，開州區監委認定街道辦工作人員王紅兵（偽造拆遷補償資料）、吳偉（違規提出超額補償方案并指示下屬偽造拆遷補償資料）存在過錯，分別給予撤職、記過處分。這是“罰酒三杯”，明顯的避重就輕。

我和廖婭娜、廖簡不服，先后以開州區規資局為被告提起行政訴訟。2021年12月，梁平區法院判決前述3份街道辦受托作出的處理決定“程序違法、適用法律錯誤”，予以撤銷。

2022年2月，開州區規資局作出開規資行決〔2022〕1號行政處理決定，責令我與廖婭娜、廖簡共同返還拆遷補償款1055萬余元，并支付資金占用損失。2022年12月，萬州區法院判決該新處理決定“事實不清、程序違法”，予以撤銷并責令重作。

2023年5月，案件二審期間，開州區規資局突然撤銷原處理決定，法院準許撤訴。但2023年7月7日，開州區規資局又重新作出決定，再次認定我與廖婭娜、廖簡的補償合同“虛增面積、虛構對象”，責令三人共同返還1055萬余元并支付資金占用損失。

我再次起訴。2024年12月，萬州區法院判決撤銷該決定；2025年7月，重慶二中院終審改判：開州區規資局的行政處理決定并無不當，駁回我的訴訟請求，理由是“行政機關自我糾錯權”——開州區規資局有權自行糾正“錯誤補償”。

核心爭議：誰在破壞規則？

我已向重慶高院提起再審申請，重慶高院11月11日發函將該案移送開州區行政爭議化解中心開展多元化解工作，要求“在30日內反饋化解結果”。

我和律師認為，此案存在三大關鍵問題：

首先，程序違法。根據《土地管理法實施條例》，未達成補償協議時應由縣級以上政府決定，而非區規資局；聽證程序主持人身份不合規，且街道辦單方變更協議無依據。

其次，責任錯位。所有“虛增操作”（如虛增面積、虛構戶口）均由政府工作人員主導，我作為普通農民，只是被動配合并簽字領款，從未實施欺詐。

其三，選擇性執法。街道辦2015年按4000元/㎡市場價與我協商補償，如今卻以“適用法律錯誤”（應依2013年文件標準）為由追繳，而同期其他拆遷戶同樣存在虛增問題，為何唯獨針對我？

更令人震驚的是，開州區歷屆黨政部門對此次拆遷中的系統性問題視而不見：

“一戶一議”模式嚴重違反重慶市拆遷政策，導致全街道虛增補償面積普遍存在，僅這一項最終造成國家資金損失超2億元；

街道辦工作人員為沖政績，不僅虛增房屋面積，還虛構補償戶頭，甚至協助安置戶虛報過渡人員（最高單戶上百人），導致過渡補償費持續流失。直到2019年我虛增補償事發，政府才將虛報過渡人員過渡補償費停發，但并未追繳此前已支付的此項費用；

至今，因虛增置換面積問題，10萬余㎡安置房無法交付，政府卻仍需向安置戶支付過渡費，全街道每年高達上千萬元。

而我申請公開鎮東村1組征地費用明細時，開州區規資局2023年8月作出不予公開的答復。我不服提起行政訴訟，萬州區法院作出判決：撤銷該政府信息公開申請答復并責令重作。開州區規資局不服提起上訴，重慶二中院2024年3月二審判決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2024年4月23日，開州區規資局以我申請公開的資料公開后“影響社會穩定”為由，再次決定不予公開。

從2019年至今，我經歷了監察留置、刑事撤案、行政訴訟拉鋸戰，身心俱疲。但我始終堅信：若連一個普通農民的合法權益都無法保障，政府的公信力何在？

這場由“一戶一議”政策引發的拆遷鬧劇，最終演變成一出黑色幽默：政府人員一手炮制的虛增補償騙局反噬自身，本該守護公平的司法機關陷入程序迷宮，而最大的輸家，永遠是相信政府的普通百姓——最終由我背負起退還超付的千萬元拆遷款的黑鍋。

開州此次拆遷補償，問題到底有多嚴重，補償黑洞究竟有多大？我將持續實名舉報開州區相關領導的失職瀆職行為，請求有權部門徹查，揭開拆遷補償黑幕。這不僅是我個人的維權，更是對征地拆遷程序規范的呼吁——唯有透明、公正、依法，才能避免下一個“潘必軍”的悲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