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9月，早晨八點左右，李女士在自家小區遛小狗Papi，中午小狗突然暴病。

送到寵物醫院后確定，Papi誤服劇毒鼠藥，醫生的全力救治，也未能挽回Papi的生命。

痛斷肝腸的李女士，確定有人投毒，她下定決心，讓兇手付出代價，為愛犬討個公道。

李女士辭掉工作，自學法律，尋找、召集本小區的其他受害貓狗主人，共同依法維權。

中毒的寵物狗共計十多只，其中9只死亡，此外，罹難者還有2只“社區貓”（長居于本社區的野貓），其致死物質，是國家早已明令停產的烈性鼠藥。

死個把貓狗，通常很難立案，但是，李女士以“公共場合投放受管制的劇毒物質”報警，這讓有司非常重視。

通過小區攝像頭的證據，投毒者張某被抓獲，但該如何處理，是否構成犯罪，長期懸而未決。

2025年12月，投毒者張某終于被判決：投放危險物質罪成立，有期徒刑四年。

這在北京，是第一例因投毒虐殺伴侶動物，所引發的刑事公訴案，更是對“貓狗殺手”史無前例的有罪判決。

“安息吧寶寶，我們終于把兇手送進了監獄！”

這對于李女士和眾多共同維權的狗主而言，是三年多的不懈堅持，是不下幾十萬元的投入。

以及很多網民的不理解甚至冷嘲熱諷：“不過一條狗命，為之辭職，死磕三年，值得嗎？”

——無論你對此事怎么看，都不妨讀一讀美國學者阿伊莎·阿赫塔的《伴生》，一本探討“物種間共同命運”、強調人類健康與動物福祉具有深層次交織性的作品。

談到愛犬Papi，“狗媽”李女子動情地說：

“我和Papi相伴十多年，是伴侶動物，也是家庭成員。在物質上，我養著他（它）；在精神上，他滋養我。”

這樣的深情，是李女士在Papi遇害之后，寧可辭職自學法律，寧可不惜一切代價，也要為Papi討個公道、讓兇手付出應得代價的持久動力。

有些網民不理解這種感情，覺得：“不就是一只寵物狗嗎？”

對此，書中談到：

確有很多人，尤其是沒有長時間養過伴侶動物的人，真的很難理解這種感情。

然而，對于另一些人而言，伴侶動物是自己生活中難以割舍的一部分，和自己的寵物之間，所建立的情感聯結，可能不亞于至親至友。

書中談到一位成功的商人，當他晚年回顧自己的一生，最懷念的幸福時光，是他和一只寵物狗，相伴的近二十年。

“最愛的人會變心，朋友會各奔東西，兒女會長大過自己的日子，無非是偶爾打個電話，或者在社交APP上溝通，文字沒有體溫觸感。”

“中年離婚后，我找了另一個老伴兒，我倆的前半生際遇，截然不同，她不懂我的生意，我也熟悉她的世界，我們最大的志同道和，就是都深愛著一只撿來的小狗。”

“小狗長大，又變成老狗，多少次，我和老伴不顧自己的高血壓、糖尿病，半夜開車送愛犬去寵物醫院看急診，那時候的我們，幾乎忘記了自己也是老人、病人。”

“當我患了肺炎，發著高燒，氣若游絲時，我最牽掛的，是記憶力衰退的老伴兒，能夠按時喂小狗吃藥……”

“我終于挺過危險期，戰勝了病魔，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我放不下那只小狗，所以舍不得死。”

那只小狗活到19歲高齡，安詳地往生。老兩口既傷心，又似乎松了口氣，即使死了也沒有太大的遺憾。

“我們想過要不要再養一條狗，但我倆都擔心自己來日無多，無力照顧小狗一輩子，于是決定不再養。事實上，那只狗走后，我和老伴的精力，都一下子變得大不如前。”

——像這樣“伴侶動物在情感上反哺滋養主人”的例子，在任何地方，都有很多。

無論如何，這樣的情感，應當得到他人的尊重——尤其是，不應被故意踐踏、剝奪。

書中還談到這樣一個真實的故事：

一位女作家，在鄰里眼中，是個非常孝順的女兒。

她曾悉心照料年邁失能的老父多年，而她本人，也已不再年輕，背負著自己小家庭的壓力。

然而，當老父親去世后，這位女作家寫了一本講述自家歷史的暢銷書，書中赫然寫道：

“我永遠無法原諒父親。我對父親既有無法割舍的愛，也有那道多年無法撫平的裂痕。”

在她七歲時，同學送給她一只半死不活的小雛雞。

她非常同情這只小雞，冒著嚴寒，用自己的衣服裹著小雛雞，一路跑回家，小雞拉稀，弄得她的那件新羽絨服再也不能穿。

在她的救助下，那只半死的小雞活了下來，逐漸長大了。

撒米或者捉蟲喂雞，早晨聽那只雞打鳴，有時候追著雞玩耍，是她童年的快樂。

然而，在他的父親看來，雞不配做人的寵物，天生就是人類的食物。

父親幾次要殺雞吃肉，女兒大哭大鬧，強烈反對，母親也站在女兒一邊，父親只好罷手。

在她接近九歲時，功課越發吃力，父親聲稱，她成天和小雞玩耍，耽誤了學習。

趁著她和媽媽不在家，父親自作主張，把已經長得非常肥大的雞，殺掉，放進烤箱。

那只雞，她死活不肯吃一口，還為此哭了好半天。

而這件事，直到半個多世紀后，父親早已作古，她依然無法釋懷，將多年隱痛訴之筆端。

“當伴侶動物的生命被他人剝奪，自己和動物的情感連結被粗暴斬斷，這樣的內心創傷，恐怕不亞于目睹一個最好的朋友慘遭殺害。”

愛犬Papi被活活毒死的李女士，以及其他很多目睹寵物慘死的狗主，即使費勁千辛萬苦，看到投毒者入獄，其精神創傷，也很難愈合。

書中建議有這類經歷的人，往往很有必要，求助于專業的心理醫師——而心理治療，在任何國家，都價格不菲。

那個故意投毒殺害多只寵物的人，按道理講，不僅應當承擔刑事責任，也應賠償李女士等狗主的精神損失，其民事賠償金額，應當足以覆蓋受害者的心理干預費用。

那個故意投毒的張姓男子，在法庭上，也一直認為自己很冤。

他舉出各種“正當理由”，聲稱自己不喜歡狗，抱怨小區里的一些寵物狗“擾民”，嚇到了自家孩子，等等。

但是，究竟哪一只狗、誰家的狗，在什么時候，妨礙了張家的什么事？

冤有頭，債有主，該是誰的問題，盡管找誰說理，或者投訴誰去。

而張某所采取的做法，是在小區的公共場所，投放國家違禁的劇毒鼠藥，無差別地荼毒一切生靈。

甚至也給人類造成很大的隱患。

試想，如果孩童在撒了毒藥的草地玩耍、捉蟲子，手上接觸到劇毒物質，然后摳鼻子或者捏零食吃，會是怎樣的后果？

在書中看來，這是一種病態人格：

極端自我中心，蔑視一切生命，并且睚眥必報，不惜傷害無辜。

對這樣的人，除了法律的約束和懲處，也需要心理矯正。

否則將來出獄回到社會，恐怕也堪比不定時炸彈。

這起“投毒致寵物死亡被判刑”的案件，在北京尚屬首例，顯然，也意味著，在這方面的立法，和社會層面的諸多支持，依然任重道遠。

無論如何，但愿更多人，都能和動物建立良好的共生關系，“可以不愛，但切莫傷害”；

但愿這樣的慘劇別再重演，尤其是，此類慘劇背后的極端扭曲人格，應當得到有效遏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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