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中國社會經濟與教育發展的大背景下看出國留學，就明白，出國留學大勢已去，山頂已過，進入緩慢下降周期。

日前最新的美國門戶開放報告顯示，赴美留學人員繼續增長4.5%，創下歷史紀錄，總數超過117萬人，大幅超越了疫情前的109萬。但與此同時，中國赴美留學繼續下降4.1%，降至26.59萬人，這已經是中國赴美留學連續5年下降了，和留美人數位居第一的印度差距再次拉大。印度繼續高歌猛進，增長9.5%。

赴美留學一直是中國出國留學的主要目的地與主體，從一個側面反映了中國出國留學的大勢。去年，印度第一次超越中國成為赴美留學第一生源國，當時還有業內人士表示，這一趨勢可能只是暫時的，顯然，一部分人還沒有認識到，中國出國留學高增長的大勢已經結束，開始進入一個緩慢下降的區間。

2019年疫情暴發前，對出國留學的發展趨勢我曾提到：出國留學山頂將至，拐點將現。今天回頭看，這一判斷是正確的，只是這一拐點因為疫情提前到來，現在則進入下降區間了。

出國留學趨勢全面下降，原因是復雜的，我們不能僅站在國際教育微觀的環境下看這個變化，必須站在更宏觀的教育發展與社會背景下看這一變化，包括這一代人的變化。

先說兩個顯性因素。

第一，毫無疑問，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對中國的圍堵，惡化留學環境是重要的原因之一。

這其中不僅是妖魔化中國帶來的留學環境的惡化，還有美國為核心的西方國家出于人才遏制戰略，對我赴美等西方發達國家學習理工科專業學子直接進行簽證限制。

2017年底，特朗普第一任期就啟動了對中國赴美學習“敏感專業”學生的簽證限制，導致國內大量著名理工科高校畢業生赴美留學遇阻，如清華大學本科出國率跌去一半，“國防七子”院校本科出國率跌去2/3。2024年時任美國常務副國務卿坎貝爾在一次智庫會議上公開表示，美國歡迎中國留學生，但只能學文科，在回答如何彌補美國科技人才欠缺的問題時，他公開宣稱，用印度替代。

正是在這一戰略的推動下，中國赴美留學最近5年減少了11萬人，從2019年的37萬人下降至目前的26萬，但印度卻大幅增長。2024年印度取代中國成為赴美留學第一生源國，今年這一差距再次被拉大。2025年4月，在稀土戰關鍵時刻，美國國務卿公開宣稱要取消所有中國留學生的簽證，顛覆了大家的認知。

面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尤其是國際形勢的不確定性，家長出于安全的擔憂，出國留學熱情在明顯下降，尤其是前往美國等西方國家，這也是近年我國香港、新加坡這些地區和國家留學高熱的根本原因。但無論新加坡還是我國香港地區，容量都非常有限，無法根本性替代。

第二，就是經濟問題，一些家長的確沒有錢了。這個就不展開了。

除了這些外在顯性因素外，還有中國的發展，尤其教育快速發展帶來的隱性因素，是我們國際教育圈容易忽視的變化。

首先就是國內高等教育的快速發展，一個是質量，一個是規模，讓出國留學的動力與需求全面回落。

1999年“大擴招”后，高等教育進入快速的規模擴張。2024年我國本專科招生達到1069萬，如果加上專升本與中職直升高職，實際超過1200萬人。“大擴招”之前的1998年，本專科招生合計僅有108萬人。與此同時，研究生招生規模增長更快，2024年招生135.68萬人，畢業人數超過108萬。

很長一段時間，出國留學快速增長的一個重要原因是我們精英教育的擠出效應，無法在國內考取好的大學，甚至沒有資格讀大學、研究生，導致不得不選擇出國就讀。但伴隨我國高等教育普及化，考不上大學已經變成一件很困難的事情，這一硬需求全面消退。在當下的中國，考不上大學已經變成一個很困難的事情，部分省市招生計劃高于報名人數。

同時，中國高等教育質量也在全面提升。2003年軟科推出世界大學學術排行榜時，中國最好的大學也在200名之外，但是20多年過去，在指標基本沒有變化的背景下，中國大學紛紛涌入前100，甚至是前50，其中清華大學已經突破前20，位列第18位。在其他幾個國際排行榜上，清華北大等著名高校表現更為優異，全面逼近前10，比如清華大學位列泰晤士高等教育排行榜的第12，北大在QS排行中位列第14。

也就是說，伴隨中國高等教育的快速發展，國內就學選擇空間無限擴大，無論是從機會還是質量上、品牌影響上，必要性全面降低。

第二，就是伴隨高等教育普及化，高等教育投資的邊際效益下降。大家開始算賬了，而出國留學就是這其中最突出的。

2025年高招錄取期間，追求就業的確定性成為核心訴求。上海海關學院，北京電子科技學院在提前批中“碾壓”985高校，核心的原因就是體制內就業優勢。同理，軍警校因為體制內就業優勢，也全面碾壓普通高校。

與之相關，民辦本科高校遭遇招生困境頻繁補錄，分數線一降再降。核心原因在我看來并非質量，而是更高的學費給考生與家長提了一個醒：花這么多錢，還有4年時間，如果讀完也沒有理想工作，為什么要讀？這實際是在高等教育普及化背景下，所有中國高校都要回答的問題。如果在同等學費門檻前，倒下的未必就是民辦高校。

研究生報名人數持續下降，原因與此類似。

在資金投入這個門檻上，出國留學顯然遠遠高于國內讀書，是最昂貴的，也是首先遇到拷問的。花費這么多錢，這么多時間，還不能解決體面或者說理想的就業問題，那么是否還要去？

第三，就是出國留學常態化后，鍍金價值全面回落，多數“不值錢”了。

在大家算賬的同時，伴隨規模的快速擴張，留學鍍金價值全面下滑，失去了標簽光環。

日前，教育部相關部門披露，2024年回國留學人員45.9萬，同比增長19.1%。當下的留學生和80、90年代的留學生完全不可同日而語。80、90年代，出國留學的人鳳毛麟角，直到90年代末才超過3萬人/年，幾乎都是因為學業優秀拿著國外大學獎學金出國的。但是疫情前的2019年，出國留學生超過70萬人/年，國家資助（公派）的就超過3萬人。雖然學業優秀的人仍然不少，但如果和80、90年代相比，只能說絕大多數都是學業一般的，甚至一些是比較差的。

稀缺性大幅下降，留學全面回歸常態，雖然頂尖優秀的留學生仍然搶手，但多數留學生光環不再。

這里不得不提一個更復雜的問題，一些體制內用人單位因為種種原因甚至開始“歧視”留學生，加劇了普通留學生群體標簽價值的下降。

另外一個大勢就是時代的變遷，00后甚至10后走上舞臺，他們更喜歡安逸的生活，不再是奮斗，出國留學動力全面消退。

一方面，這一代人是在中國飛速發展中成長的一代。尤其是北京上海深圳等地，在基礎建設與生活的便利上，甚至明顯領先于一些西方發達國家，他們感受更多的是中國的領先，民族自豪感是內生的，是最不“媚外”的一代人。另一方面，疊加獨生子女政策，這批孩子是在父母百般呵護中長大的，出國對于他們中的一些人，無異于新時代的“上山下鄉”，是出去受罪，出國留學的動力在全面喪失、下降。

這一代人還出現了一個現象：更多的人開始追求安逸的生活，自身的生活質量，而不再是“奮斗”！

這實際也是日本當年出國留學在高速增長后轉為下降的根本原因之一。

當然，總體上講，這種下降是緩慢的，甚至會出現一個階段的平臺期。但無論如何，大勢已去，尤其是在西方發達國家的增長上（少數最優秀學生赴美等西方國家的驅動也將一直存在，這是另外一個問題）。

伴隨赴西方發達國家留學的下降，另外一個趨勢也是明顯的，就是“一帶一路”國家的增長。

出國留學從來就不是一個單純的教育驅動，包含復雜的政治與經濟因素。在中美經濟最密切的時期，來華留學生美國位居第一，但伴隨大國博弈，中美經濟貿易的下滑，美國來華留學生降至600余人（2024年）。

伴隨中國“一帶一路”戰略推進，產業的不斷轉移，“一帶一路”國家對相關人才的需求在不斷增長：既了解中國，懂中文，也熟悉了解當地文化與語言的人才。這種人才的解決上，一方面是通過吸引來華留學生，另一方面，就是我們的留學生，赴“一帶一路”國家留學。

從這個角度來說，如果我們普通人還要尋求未來出國留學的紅利，最大的紅利顯然不再是西方發達國家，而是“一帶一路”國家，是中國產業走出去的國家，這不僅僅是國家的戰略，更是個人的發展戰略！

“一帶一路”國家不僅有更大的想象空間，成本還低，何樂不為？

當然，那些“水貨大學”不在此列！比如被教育部留學服務中心不斷警示的那些大學。

圖片來源：創客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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