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廬山會議前期，彭德懷的上書大家都看過了，李銳找到一個機會，問周總理：“你對彭總的信有什么看法？”周答：“那沒有什么吧。”言外之意是這是一件稀松平常的事情，沒什么大驚小怪的。在其他場合，周總理也跟人說：“彭總的信確實反映了一些實際情況。”
直到毛主席在會上指出，彭德懷的意見書存在“方向問題”，周總理在副總理座談會上還當著其他副總理的面對彭說：“主席說了，基本上是好的，方向不太對。當然，他沒有指名。要注意，也沒有什么了不起的。你還沒有到‘反冒進’的那個情況，有那么一個趨勢。你停止了，認識了就是了。這個批評也很好。”
值得注意的是，周總理口中“你還沒有到‘反冒進’的那個情況”，對彭德懷本人起到很大的寬慰作用，也提醒了其他中央領(lǐng)導，彭的問題沒那么嚴重。因為周總理曾被毛主席多次批評過“反冒進”問題，如南寧會議上。但很顯然，他這次錯判了情況。
當時周總理的批評是溫和的，明確肯定彭德懷“還是我們的同志”，并強調(diào)“這個必須說清楚”。他還幫彭德懷意見書的“方向問題”，做出了相關(guān)的解釋，拿毛主席的話，稱彭是旁觀者、中間派。
可是到8月24日，剛下廬山5天，周恩來在軍委擴大會議上作《關(guān)于彭德懷同志歷史問題的報告》。這是他對彭德懷錯誤的一次狠狠批評。為什么會出現(xiàn)如此之大的反差轉(zhuǎn)變？
這個的原因是復雜且多樣。如周總理作這份報告，是軍委擴大會議主席團要求的。如報告內(nèi)容是廬山上的八屆八中全會上就已經(jīng)確定下來了。這時候有人又要說了，周恩來貴為新中國總理，他要不想做，誰還能逼得了嗎？地位越高、權(quán)力越大，受到的限制就越多，很多事情都做不了，準確點說就是“不能任性”，付出的成本和代價太高了。
周總理曾說過兩句話，間接回答了他為什么要這樣處理彭德懷的問題。“是不是黨內(nèi)不能交換意見，不能爭論了呢？不是，必須爭論才能明辨是非。可是一旦對敵了，我們就必須團結(jié)在革命的旗幟下，在對敵斗爭中必須行動一致。”
“一個執(zhí)行鐵的紀律的黨，就要有堅持革命、團結(jié)對敵的精神。只要這個基本的立場不變，即使犯了錯誤的人，我們也還要團結(jié)他；即使領(lǐng)導一時有錯誤，也需要等待，要逐步地使其改變。不能因為領(lǐng)導有錯誤，而造成黨的分裂，使革命遭受損失，使對敵斗爭癱瘓下來，那樣就對革命不利了。”
“團結(jié)對敵”，這四個字貫穿了周總理的整個革命生涯。土地革命戰(zhàn)爭時期如此，新中國成立后也是這樣。
當時國內(nèi)有強烈的、不和諧的批評聲音，無論彭德懷自身愿意與否，他都隱隱成為那些聲音的領(lǐng)導人。這不撞槍口上了嗎。
國際上，中印邊界局勢緊張是癬疥之疾，但中蘇分歧日益尖銳的問題卻是腹心之患。中蘇之間的關(guān)系一直以來都很復雜，只不過在建國前后需要他們的威懾和各種幫助，才暫時擱置下來。而我們要獨立自主、實事求是的發(fā)展道路，注定會跟蘇聯(lián)出現(xiàn)分歧，最終分道揚鑣。
廬山后的一次中央會議，毛主席說：“廬山會議是有外因的。”什么外因？廬山會議期間，蘇聯(lián)《真理報》登載赫魯曉夫視察波蘭時，對中國人民公社的批評，不只是內(nèi)容，其中字眼跟彭德懷意見書中的都基本一樣。
毛主席當時還收到報告，彭德懷1959年春夏之交出訪蘇聯(lián)東歐時，赫魯曉夫曾對彭說：“毛澤東太冒險了，理論觀點太保守。”彭也流露出擔憂，赫魯曉夫順勢又說：“你可以取而代之。”
周總理的想法是，國內(nèi)問題絕不能被國外利用了。蘇聯(lián)的威脅太大了，由于曾經(jīng)的親密關(guān)系，其對中國的影響力是空前的；再加上我國北方被蘇聯(lián)半包圍著，我國重工業(yè)又是集中在北方，特別是東北，一旦打起來，后果不堪設想，直到歷時三個五年計劃，完成老三線建設，我們才不用那么擔心。
“團結(jié)對敵”，一直是周總理處理黨內(nèi)矛盾問題的重要原則之一，在那十年中同樣如此。老干部們和知識分子們?nèi)祭斫庵芸偫淼碾y處，感念周總理的付出。沒有他，大家真不知道該怎么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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