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福建水師提督施瑯率師收復澎湖、臺灣，重新將臺灣島納入中央政權的管轄之中。次年，清廷在臺灣設置一府（臺灣府）三縣（臺灣縣、鳳山縣、諸羅縣），總兵官一員，兵八千；澎湖設副將一員，兵二千，隸屬于福建省。至此，臺灣行政管轄完全與大陸接軌，成為中國不可分割的部分。

然而，面對山高林密且氣候濕熱的寶島臺灣，清廷初始的行政管理基點依舊主要依靠鄭氏時代散落在臺灣西部平原上的既有城池民居，而對臺灣島全域的治理能力在基層仍然不夠深入，因而急需一次全方位的探尋來掌握整個臺灣島的人文自然地理情況。而康熙時代的一場跨時代的地理大測繪，恰好為時人全面堪輿寶島臺灣提供了一次難得的機遇。

西風東漸：全國大測繪時代

晚明以來，利瑪竇、湯若望、南懷仁等西方傳教士帶動了早期西學東漸的熱潮，他們將歐洲的數學、天文學、物理學等近代科技向中國士大夫群體進行了系統性傳授，受到了明清鼎革之際部分君王大臣的青睞乃至推崇。盡管這些近代科學技術并沒有真正推動古代中國出現社會層面的轉型，卻也有部分被采納，成為一種科學工具。

以地理學為例，古代中國的地理學更側重歷史沿革而輕于實地輿圖的測繪數據，歷史地圖的繪制中往往存在比例尺不清晰且點位模糊的問題，隨著歐洲的地圖繪制方法引入中國，以地圖投影和經緯網為主要特點進行地圖測繪的方式開始進入人們視野。康熙帝發現，用西方制圖方法繪制的世界地圖宏大寬廣，且山川地理形勢一目了然，相較傳統華夏輿圖而言更能展現整個疆域遼闊的圖景。于是，一場曠日持久的“大地理測繪”工作開始醞釀。

公元18世紀初，已經完成三征準噶爾的康熙帝基本穩定了國內局勢，著手規劃如何描摹大清版圖。經過長時間的人才培養與儀器置辦工作，康熙四十七年至五十八年間（1708—1719），康熙帝發起和主持了《皇輿全覽圖》測繪工作，傳諭相關人員分赴各省，遍覽山水城廓，用西學量法，繪畫地圖，歷時十年，足跡遍布整個中華大地，自東北庫頁島至西南朱母郎馬阿林（珠穆朗瑪峰），自北方蒙古貝加爾湖至海南島盡數精密繪制于圖文之上，其中，對寶島臺灣的繪制歷程則更具歷史意義。

疆域畫一：海峽對岸的獨特方式

康熙五十三年（1714），來自外國的馮秉正、雷孝思、徳瑪諾在4位中國官員的協助下，赴臺灣測繪地圖。與其他省份不同，臺灣島與福建沿海較遠（臺灣海峽南口寬約400公里，北口寬約200公里，北部最窄處為130公里），自北京為起點進行陸地測量標識的方式就無法進行連續測量以保證精度，因此，臺灣島的測繪就要重新確定測量起點，再以此測量點為中心，向外輻射展開測量。

測繪隊伍首先從金門啟航，先到達澎湖進行測繪，并在島上通過經緯度測算，測得澎湖島在北緯23度28分10秒，經度在北京之東3度9分50秒，該位置即明朝末年的澎湖暗澳城（紅毛城、紅木埕），也就是今天澎湖武圣廟所在，通過這一起點，測繪隊伍分別標定了吉貝、白沙、西嶼、澎湖等澎湖列島的大致方位，將整個澎湖列島的輪廓勾勒而出。

在完成了澎湖列島的測繪之后，他們馬上到達位于今天臺南市的臺灣府城所在，兩天后即分南北兩條路線分別對臺灣展開測繪，而整個臺灣地區的測量起點也大致位于當時的臺灣府城之內，而關于這一測量行動的具體內容也被記載在康熙五十九年（1720）的《臺灣縣志》中：

康熙五十五年，皇上命大人渡海親丈，而里數遠近確有定據，與《郡志》所載大不相侔；疆域畫一，允為王朝之規模矣！縣治除澎湖水程四更外，自紅毛樓起，東至保大東山麓，三十五里。西至鹿耳門，十里零七繩；東西廣四十五里余。南至文賢里二層行溪鳳山縣交界，二十一里；北至蔦松溪諸羅縣交界，一十五里；南北延袤三十六里。

稍晚成書的《臺灣縣志》顯然借助這次大規模測繪取得了“疆域畫一”的顯著效果，從當時臺南府城具有標志特征的赤嵌城出發向東至臺灣中央山脈余脈，向西抵達當時控制閩臺航運咽喉的鹿耳門海港，向北與諸羅縣交界，向南與鳳山縣接壤，列出了中國傳統輿圖測繪習慣的“四至八到”的精確里程，基本將清朝臺灣縣（作為附郭縣）與臺灣府城的范圍圈定在今天臺南市范圍內，同時也基本確定了當時的另外兩縣（諸羅縣與鳳山縣）的南北邊界，將行政區劃的分界進一步細化完整。

自臺灣縣向北基本歸于清朝諸羅縣管轄（從臺南市北至基隆市），當時的北路測量，一路沿臺灣西海岸向北走訪測繪，直至臺灣北部淡水城（為古城堡，即今日新北市淡水紅毛城），他們在未成熟的道路上跋山涉水，跨越密林險灘，縱貫整個臺灣西海岸并取得大量珍貴地理數據，據當時歷史資料記載，從臺灣府城陸行至淡水，在當時需要十天半時間，再加上中途測繪走訪的時間，整個歷程要耗時旬月有余，結合后來《皇輿全覽圖》的記載，整個臺灣西海岸北路路線為：臺灣府—麻豆社—諸羅縣（今嘉義市）—他里霧鋪—東螺社—大肚社（今臺中市附近）—牛罵社—吞霄社—竹塹社—南崁社（今桃園市）—淡水城。

測量隊伍的主要方法是持續不斷進行三角法（運用三角幾何原理確定目標位置和距離）測量，輔以對正午太陽高度角變換測量和夜間北極星高度的觀測加以校正，最終在地圖上根據比例尺準確描繪山川形勢與居民點之間的距離。

臺灣南部的測繪是由馮秉正負責，從臺灣府城南下，對位于今天高雄市與屏東縣所在的鳳山縣進行考察，隨后不久成書的《鳳山縣志》同樣對此次測繪進行記載：

康熙五十三年，上命大人涉波濤…………縣治東南抵高岡，西北臨大海；東、北界諸羅縣，北界臺灣縣，南至沙馬磯山，隸臺灣府（南八十里）。東至淡水溪二十五里、西至打鼓仔巷一十里，東西廣三十五里；南至沙馬磯頭二百一十里、北至二贊行溪六十五里，南北延袤二百七十五里。

文獻中所謂的“高岡”依舊是指臺灣的中央山脈，其北面與諸羅縣和臺灣縣接壤，意味著諸羅縣的管轄范圍自基隆臺北一直延伸到了高雄北部的臺南地區，而縣城以東的淡水溪則是今天高雄與屏東交界的高屏溪，而距離鳳山縣城以南的沙馬磯頭，則是鳳山縣最南端“巃巍磅礴，直抵于波濤之中者，則為沙馬磯頭山”，據考證即是恒春半島東南岬的貓鼻頭（臺灣島最南端兩角之一）。如此可知，當時南路的地理考察已經逼近當時臺灣島的最南端（實際測量之地可能為大昆鹿社，即今天臺灣省屏東縣枋寮，再向南因地理與社會原因無法前進），當年測繪地理考察之深入可想而知。

對于沿途難以到達的高山與海島，測量團隊則使用三角函數定位法，只需將經過丈量的導線邊作為基線，將島嶼上的某個制高點作為三角點，量出兩個不同觀測內角的角度，就能利用三角函數的換算公式確定島嶼相對于岸線的位置。于是，包含小琉球在內的臺灣西海岸島嶼也在地圖之上清晰地體現出來。

落葉生根：中華文明的繁榮滋長

經考證，康熙五十三年（1714）的這次臺灣地圖大測繪，其空間范圍是北至淡水城，南至大昆鹿社（今枋寮）、琉球嶼之間的區域。實地測繪圖稿在送達京師內務府以后，各省分幅圖稿“謄繪”、校正并拼合成全國總圖，并在結合各方資料后重新優化定稿為今日我們所見的各版本的《皇輿全覽圖》，成為清朝盛世疆域的圖文佐證。

這次測繪是對臺灣島的全面摸底大調查。不僅修正了之前兩版《臺灣府志》的謬誤，更為后來《臺灣縣志》（1720）、《諸羅縣志》（1717）與《鳳山縣志》（1719）三部縣志的編纂提供了清晰的地理數據信息。這些地理數據輿圖結合當地縣志的使用，讓當地官民對整個臺灣的道路交通、地理風貌以及人文景觀的認識不斷加深，也進一步推進了臺灣島的開拓與發展。

在臺灣島大型測繪行動前，臺灣一府三縣所轄之地的政治核心多集中在今天臺灣西南一隅（臺灣府與臺灣縣在今天臺南市，鳳山縣治所在今高雄，諸羅縣治所在今嘉義市）。嘉義以北人口較為稀少，開發不充分，這次測繪行動后，隨著官方與大陸移民對臺灣地理知識的熟稔，臺灣島北部開發進一步加快。首先是閩南地區居民相繼東渡，聚集鹿港一帶，人口大增，因而于雍正元年（1723），始將諸羅縣中間百余里土地分設為縣，南至虎尾，北抵大甲，從此稱彰化。同年，清政府在彰化單獨設置淡水廳這一獨立行政機構，并于雍正九年（1731）移至竹塹（今新竹縣），成為彰化與諸羅縣之外的獨立行政機構，并以淡水撫民同知一職專門負責臺灣北部事務，管轄范圍涵蓋基隆至新竹的大片地區，表明清朝開始以專門獨立行政機構管理臺灣島北部地區的開發與民政事務，并進一步細化當地行政區劃設置。

與此同時，今天臺灣北部桃園市、臺北市、新北市（舊臺北縣）與基隆等地也在這一階段大量從臺灣南部涌入大陸移民，其中尤其以閩粵兩地為多，如廣東客家移民薛啟隆率眾自臺南入墾桃園地區。雍正五年（1727），“漳州郭天光來臺，開拓大園、竹圍至淡水、八里岔一帶土地”，雍正十一年（1733），臺北桃園間公路打通（貫穿龜侖山道，大約今天的臺一號省道），建南崁社學，次年再辟新莊、舊路坑、桃仔園至中壢新路，至此閩人漸自南部北移墾拓。閩粵兩大族群在當地不斷繁衍滋長，甚至在當地形成了具有閩粵特色的兩大聚居區。而擁有淡水河航運便利的臺北盆地更是受到了來自大陸移民的青睞，以泉州人陳天章、陳逢春、賴和永、陳憲伯、戴天樞合股立陳賴章墾號，開始在今臺北市中心區域的大加蚋堡墾荒辟地，成為建設臺灣北部的先鋒。

這場大型測繪活動，不僅是在描摹一片“當歸”的輪廓，也為來自華夏先民開枝散葉的播遷之旅送去了導航的火把，更為寶島臺灣根植華夏的文化基因提供了不可辯駁的歷史法理。

參考文獻：

1. 楊霄：《康熙五十三年臺灣地圖測繪的范圍、方法與過程》，《中國歷史地理論叢》2024年第4期

2. 中國臺灣網：《桃園的開發拓墾之路》

3. （清）王禮：《諸羅縣志》

4. （清）李丕煜：《鳳山縣志》

5. （清）周元文：《重修臺灣府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