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振揚案40年申訴：正義在他生前一直缺席

年輕時的黃振揚

一宗在1985年就“塵埃落定”的案子，是什么原因導致反復申訴35年無果？

2017年4月28號，黃振揚含冤而終，遲來的正義終究未能等到。

黃振揚67歲那年曾說：“我已經申訴30多年了，接下來的路不知如何走，在死之前我希望自己能看到自己的冤案能得到糾正”。

可悲的是，命運不公，在他過世九年了，案子還是當年的案子，判決也還是當年那紙判決。

1985年，36歲的他，因詐騙罪被判刑10年，從判刑的那一天起他就不服并從未停止過申訴。

黃振揚病逝時69歲，死因是高血壓腦梗。膝下三子，黃梟騰是老二。其妻子在連扯帶拉養大幾個孩子的同時，為洗清丈夫冤情不停地上訪十多年。

有人說，他半輩子都被貼上詐騙犯的標簽，最后入了土還是沒翻過來。

或許能讓黃振揚感到一絲欣慰的是，在他過世后，兒子黃梟騰從他手中接過棒，繼續走他生前未走完的路。

錫錠買賣

案情追溯至36年前。

事情發生在湖南省東南邊陲，郴州市東部的桂東縣。

1948年出生于桂東縣的黃振揚，是原桂東縣郵電局職工。

1985年，正值改革開放，號召開放搞活經濟。那年35歲的黃振揚想借改革開放紅利補貼家用，便利用工作之余干點介紹業務的活兒，那時俗稱“提籃子”。

1984年12月，黃振揚與福建壽寧縣外貿局的業務員張世民結識，張世明希望能讓黃振揚幫其介紹錫錠資源，黃振揚在得知桂東城關鎮李太余、黃兆康、胡石誠有錫錠存貨前提下，遂幫張世民提供貨物。

黃振揚父子

1985年6月，黃振揚通過胡石成等人拿到貨源，雙方簽訂了供貨合同，并預付了定金，只是后來因為規格、含量、價格等因素不符合張世民的要求而沒有成交。

因貨源的特殊性，須現款才能提現貨，所以黃振揚就要求張世民先預付貨款，然后再由黃去找貨源。張世民同意先將現款匯到桂東，但要求款項需進國營單位賬戶。

為了順利匯款，經桂東縣法院食堂工作人員的同意，在合同文本上加蓋了法院食堂的公章，但該印章并未被張世民認可，隨后又補蓋了桂東縣飲食服務公司的公章。最后簽訂了一份銷售錫錠15噸，總金額54萬元的合同。

第二天張世民和證人胡昭榮一同辦理了54萬元貨款的進賬手續。

在案卷中，張世明本人證實雙方簽訂合同的目的，是為了獲取信息費和業務費。

在54萬元貨款到帳后，黃振揚為了履行交貨的義務，又先后托黃舒平、羅正松、黃義光、吳志敏、胡石成、黃兆康等去尋找貨源，并根據黃舒平、羅正松、吳志敏等提供的貨源情況向衡陽供貨單位匯款36.5萬元，同時又派黃義光、吳志敏去衡陽辦理提貨手續。

由于所尋找的貨物均不符合張世民的要求，張世明于8月5日從衡陽發電報給黃振揚“有貨都不要了，立即退款”，最后提出終止合同。

黃振揚在第二天就主動地退還了賬戶上的貨款15.5萬元。由于桂東縣飲食服務公司欠銀行貸款，其帳戶上的38萬元資金被銀行凍結，最后由桂東工商局處理退還，一共退還了壽寧縣外貿局53.5萬。

最后還有5000元無力退還，但這不是揮霍的結果。黃振揚認為，這筆錢是所托之人為貨源支出的購貨定金及差旅費用之需。

另外，黃振揚自己還了3100元，最后只差1900元沒能清還。

上述事實說明，黃振揚與張世民簽訂合同，不是為了得到54萬元貨款，而是為了獲得信息中介費和業務費；在54萬元貨款到賬后，黃振揚沒有拿走了之，而是積極得履行合同；在張世民提供終止合同后，更沒有將貨款據為己有，而是退還給張世民。

同時表明，黃振楊積極主動退還貨款。當購貨方經過折騰后，提出就是有合格的貨源也不再要了，第二天黃振楊便積極主動地退還了貨款，只剩1000多元沒有退到位（當時余款完全可以到位），沒有因黃的行為給購貨方造成損失。

1985年8月下旬，桂東縣工商局作出處理，查收桂東縣綜合供銷公司營業執照、公章；罰壽寧縣外貿局2.6萬元；罰桂東縣飲食服務公司胡某300元。

1985年12月28日，黃振揚因詐騙一案被逮捕；1986年11月26日，桂東縣法院作出判決，黃振揚犯詐騙罪判處有期徒刑10年。

從判刑的那一天起黃振揚就不服并從未停止過申訴。

人大代表和法學專家的關注

該案進入司法程序之后，幾經反復。

黃振揚曾不止一次地向桂東法院申訴。

為了盡快昭雪伸冤，黃振揚在獄中努力表現。1993年服刑7年零6個月（期間減刑2年6個月）后，他走出監獄的第一件事，就是給原審判機關桂東縣法院寫申訴信，但遭到駁回；

1997年又給桂東縣法院寫申訴信，又被駁回。

不止給法官寫信，黃振揚的信還寄到了時任郴州市人大常委會副主任歐陽杰的案頭。

歐陽杰看到黃振揚的信后，批示給郴州市中院，但直至歐陽杰退休時，仍舊毫無結果。

出獄后的十多年間，但凡是黃振揚覺得有機會幫助自己申訴的人，他都寫過信。

時任湖南工程學院副院長、湘潭市民商法學會常務副會長的朱培立教授曾持續關注此案，得知黃振揚的冤屈后，朱培立教授在“湖南在線”發表《建議郴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對黃振揚案糾錯》的文章，想為黃振揚討回公道。

在該文發表后，郴州市中院發現案情確有冤屈，并啟動再審。

湖南省檢察院回復陳建教的函

“我寫的文章，經過調查黃振揚的案件，不管何時何地何人，我還是敢講真話的，也敢負責任，案件確實如我所寫的一樣。”朱培立對黃梟騰說。

2009年10月14日，郴州中院決定“黃振揚犯詐騙罪一案”另行組成合議庭進行再審。開庭再審后，郴州市中院審判委員討論通過無罪，本以為案件已經出現轉機，沒想到的是，案件上報湖南省高院后，2010年7月6日判決依舊維持原判；

黃振揚對郴州中院維持原判的決定不能接受，2011年向湖南省高院申訴，2011年3月又被駁回；

黃振揚案件也同樣引起了時任湖南省人大代表陳建教的重視，陳建教曾因解救山西“黑磚窯”民工等事件而聞名。

他在2013至2015年期間，先后三次給湖南省檢察院、湖南省高院、省委政法委最高領導寫信，希望“黃振揚”案能引起高層重視，啟動重審程序，還原事實真相。

陳建教的“三封信”

陳建教認為：“卷中材料表明，黃振揚事前、事中及事后都沒有非法占有的動機。黃振揚當時具有履行合同的意愿和實現合同目的的可行性：當時黃找的單位確實有貨源，只是因為雙方在辦理出口等“五證”上發生分歧而未成交。”

在收到陳建教的三封信后，湖南省檢察院于2014年3月24日將案件移交郴州市檢察院辦理，2015年3月24日申訴再次被駁回。

朱培立教授對此案發表七點意見：

第一，卷中材料表明：黃振揚事前、事中及事后都沒有非法占有的動機，也就是講他沒有犯罪的故意。

第二，卷中材料表明：黃振揚當時具有履行合同的意愿和實現合同目的的可行性：當時黃找的單位確實有貨源，只是因為在由供方辦理出口等“五證”還是由需方辦理出口等“五證”問題上發生了分歧而未成交。

第三，卷中材料表明：黃振揚到福建去見需方業務員前，就已接到了桂東發來的“確定有貨”的電報。回到桂東簽訂合同的前后，黃振揚亦多次從李大如、胡昭榮等處得到確有貨源信息；黃振揚還在兩個地方付了定金共一千多元。

第四，卷中材料表明：事態出現變故后，黃振揚積極主動退還貨款，當需方經過折騰后，提出就是有合格的貨源也不再要了時，第二天黃振揚便積極主動地退還了貨款，只剩1000多元因銀行凍結而沒有主動退款到位，沒有因黃的行為給購貨方造成損失。此時，并非是所謂的“本案已經案發”。因為當時，公安并未立案、工商也未立案。有一部分錢款被銀行凍結的原因是該錢款從需方匯來時的帳號與需方業務員要求匯回去的帳號不一致；而且該錢款在桂東縣飲食服務公司的帳號上（黃振揚做生意掛靠的公司），桂東縣飲食服務公司欠該銀行近百萬巨款，所以遭到銀行凍結了。

第五，法院認定假冒其他單位公章的事實是錯誤的，合同擔保蓋的公章是法院食堂真實印章的部分顯現，蓋章時法院食堂管公章的人在場操作，事實上不經其同意是不可能蓋這顆印章的；而且該印章自始至終就未被認可，隨后又補蓋了合符需方要求的公章，所以不存在假公章一說。

第六，卷中材料表明：黃振揚未向購貨單位的業務員隱瞞自己是郵局職工的身份和“提籃子”做生意的行為；購貨單位的業務員是明知黃的身份的，當時完全是利用黃的人際關系進行中介、“過橋”獲取貨源和防止風險。所以更加談不上黃振揚有詐騙的故意。

第七，黃振揚案和法院食堂擔保蓋章的問題，當時已被工商管理部門作了處理，給購、銷雙方和黃振揚以及法院食堂管印章人都進行了處罰。

從我國犯罪構成理論分析：主觀上要有犯罪的故意，客觀上有侵害的事實，黃振揚一案中犯罪構成的兩項基本要件都不具備，自然犯罪應不成立。

嚴格來說，黃振揚有多次翻案的機會，當他每次受到社會人士的幫助時，次次滿懷希望，罪名變得若隱若現，卻又奈何逃不過一次次的駁回落敗。

根據案情分析，黃振揚只是一種中介行為，既沒有欺騙雙方的主觀故意，更沒有導致雙方財產損失的客觀事實，僅是一起簡單的經濟合同糾紛案，并不構成詐騙罪。

對黃振揚來說，申訴這條路，前方是翻案的希望，身后則是替自己申訴多年的妻兒，這條路看起來太長，自己已經無力前行。

一宗在1985年就“塵埃落定”的案子，是什么原因導致反復申訴35年無果？阻礙此案35年真正因素是什么？是有人怕因此被追責？還是為了護住當年相關人員？

有人說：“當失去的歲月無法挽回的時候，正義早已失去了意義”，但對于黃振揚而言，或許遲到的正義仍然有它的正面意義。

黃振揚每年的忌日，黃梟騰在墳前默想：父親的案子會有昭雪之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