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大何

對于我們這幾代人來說，經濟的集體記憶似乎可以分成兩段。

前一段，是改革開放之后那些充滿激情的年份。

經濟常常以兩位數飛奔，整個社會都彌漫著往前沖的樂觀。

大約從2010年起，我們進入了另一段時光。

經濟像逐漸降速的列車，平穩地運行在5%左右的軌道上，這被稱作“新常態”。

而眼下，我們可能正站在一個新的門檻前——未來，或將步入一個增長率長期低于5%的階段。

許多人覺得當下經濟“體感”很差。

這不只是短期起伏，更深層的原因在于，整個國家的增長方式正在發生根本性轉變。

這意味著，很多我們過去習慣的路徑與信念都會受到挑戰。

而最根本的變化，其實發生在人的心里——我們對未來的預期，已經不同了。

要理解這場轉變有多深刻，或許得回到一個更本質的問題：什么才是健康、可持續的增長？

它不該只是統計報告里冰冷的數字，而應當伴隨著這樣幾個特征：

新的需求，是人們真正想要的，不是靠補貼催生出來的；

新的利潤，來自效率的真正提升，而不是擠壓同行或員工的生存空間；

整個社會依然懷有信心，企業和個人都愿意為未來做長遠投入。

過去那種高于5%的增長，正是這樣一個充滿活力的生態。

有人說：“今年是過去十年最差的一年，卻可能是未來十年最好的一年。”

這句略顯悲觀的話，背后是科技紅利、資本效率、勞動力供給等宏觀要素漸漸觸到天花板。

比如人口老齡化帶來的勞動力減少，以及資本投入效果的必然遞減。

從根本邏輯看，增長速度決定了社會是在“把蛋糕做大”，還是在“爭搶現有的蛋糕”。

當經濟以10%的速度飛奔，每年都會多出一大塊新蛋糕，就像2021年以前的房地產市場，很多人僅憑搭乘時代浪潮，生活就能向上一步。

那是一個增量游戲。

可當增速放緩到5%甚至更低，新增的財富大幅收縮。

很多人若想改善生活，就不再是分享增量，而更多要靠存量財富的重新分配。

于是，零和博弈開始了——企業之間、人與人之間，競爭都變得更加激烈。

我們今天看到的許多社會現象的差異，根源大抵在此。

在高增長的年代，“機會”像空氣一樣隨處可得。

那時，換工作幾乎等于漲薪，創業成功率很高，房價仿佛只會漲不會跌，企業總在招人。

背后的道理很簡單：新增的崗位多于新增的勞動力，所以人才、甚至每個普通勞動者，都是稀缺的。

普通人心里有一個普遍的信念：只要肯努力，總能有出路。

而當增長放緩，這一切悄悄改變了。

如今，新增崗位趕不上需要工作的人。

2025年，高校畢業生人數超過1220萬，同比增長3.6%，而企業招聘需求只增長2.1%。

這種宏觀上的不平衡，最終會落到每個求職者身上——個人的議價權變弱了。

“你不干，有的是人干”從一句玩笑，漸漸成為現實。

于是，換工作風險變大，創業變得更難，房價神話褪色，資產價格劇烈波動。人們心中的“機會感”，被一種彌漫的“危機感”替代。

隨著機會感一同消失的，是整個社會的容錯空間。

在高增長時期，犯錯的代價看起來很小。

企業一個項目虧了，很容易從另一個增長快的項目賺回來；

一些一度空置的新區，后來也在城市化浪潮中被填滿；

地方政府敢大膽借錢投資，因為上漲的地價最終能覆蓋債務。

但在低增長環境下，任何錯誤都可能被放大。

一個普通家庭，可能因為一次投資失利、一次擇校選擇，甚至一次突然的失業，就從中產行列滑落。

這種變化也直觀體現在勞動力的流動上。

過去，每年有上千萬農村勞動力進城，工廠、服務業都在擴張人手。

而現在，青年就業壓力日益突出。

有報告顯示，部分普通高校的碩士、博士畢業生就業率甚至低于40%。苦讀多年，換來的可能是“畢業即失業”的迷茫。

與此同時，“靈活就業”越來越普遍，大廠裁員的消息不時傳來，不少在大城市奮斗的年輕人開始轉身返回家鄉，尋找更安穩的出路。

但最深層次、也最明顯的變化，或許發生在社會心態與集體情緒中。

高增長社會的主調是希望與冒險。

以前常說中國人有冒險精神，其實那未必是天生的，更多是改革開放后無數“可能成功”的故事澆灌出來的。

一旦環境變化，這種精神生長的土壤也會漸漸稀薄。

在低增長社會，焦慮與“內卷”成了新的情緒基調。

考公熱潮、“躺平”話題、企業內部愈演愈烈的競爭，甚至社交媒體上越來越多的對立與怨氣，某種程度上，都是經濟增長放緩后社會的自然反應。

消費觀，是對未來最誠實的投票。

高增長時，人們相信收入會持續增加，敢于貸款買房買車、超前消費。

而在低增長預期下，當人們感覺未來收入可能不穩甚至下降，行為模式便迅速轉向：提前還貸、消費降級、努力存錢。

如果說要做一個比喻——

高增長的時代，像一部向上的自動扶梯，即使站著不動，也會被推著往前；而中低速增長的社會，更像一個擁擠的廣場，每個人都得努力穩住自己的位置，甚至為了不后退而持續用力。

我們已經從那段可以順勢而上的傳送帶走了下來，進入了一個必須為自己位置而積極努力的新階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