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向平

邢培霞

如何理解中國文化中“講不清的自我”

作者 |李向平、邢培霞

作者單位 |山東大學

原文 |

寫作這篇“天命自我”的初衷，一方面源于2024—2025年間《黑神話：悟空》的火爆問世，另一方面來自費孝通先生《試談擴展社會學的傳統界限》一文的啟發，我們將這兩者整合到一個如何理解文化與自我的問題之中。

這首先要從《西游記》的孫悟空形象講起。在《西游記》所構建的文化精神世界中，“大鬧天宮”的反叛姿態與“十萬八千里筋斗云”的超越能力，構成了極具感召力的象征組合，也是在童年階段最容易引發羨慕的能力想象。多少年來，人們反復閱讀、不斷欣賞這一可愛的神話符號，從而把個人的“自我”努力呈現為完整而統一的整體，得以承載現實生活中的不同希望、情感，甚至是焦慮。因而，悟空的神話敘事會隨著時代的改變而不斷改寫。這種改寫本身，實際上構成了一種“自我”如何隨時代變化而被重新理解與重塑的文化現象。

與此同時，孫悟空作為中國神話中公認的英雄，在其誕生之際就是一個天命無常、有德有能者才能肉身成圣的神話敘事，其中混合了儒、釋、道三教內容。它既能在“天命”中反抗“天命”，又會隨著“天命”原型在不同時代中的流變而不斷改變自身的象征意義。所以，每個時代都有每個時代的悟空形象。悟空這一形象為當下提供了一個契機，使人們能夠從文化社會學視角重新解讀世界、自我與角色，并進一步追問那些尚未窮盡、仍有待展開的問題。

在《黑神話·悟空》中，玩家以“天命人”的角色身份重新聯結了天人、命運、文化、歷史神話與當下現實等多重關系。尤其是“天命人”的設定本身就內含了“天·命·人”三重關系，因而得以激活一種隨時代不斷演變并持續顯現的文化原型，從而再次把個體與總體、神圣與現實、人格自我與人生命運聯結起來。在此文化背景下，《黑神話·悟空》模仿悟空神話所塑造的“天命人”，激活了人們對“天命”的重新體驗，以及對“自我”的重新理解和期待。當這種體驗被無數玩家投射到“人”的身上時，它便成為一種兼具科技創新和文化自信意味的“角色現實”。

針對這種文化現象，在宗教社會學的課堂上，我們討論了《黑神話·悟空》，請已經完成“天命人”通關游戲的同學講述自己的游戲體驗，我們自己也在反復體驗玩家作為“天命人”在無數次打怪、通關過程中對天命的感悟。與此同時，我們在課堂上還專門播放了廣受喜愛的視頻劇《八十一難新解》，并圍繞“西游”神話中“為修得正果而作出的自我犧牲”展開討論。人們如何在人妖、善惡等對立關系中證明自身的神圣和美善，又試圖借此來把握和理解何種關于神妖、鬼佛的“神圣”定義。這些帶有青年流行文化風格與視角的“西游改編”故事，既有笑點，更有直擊人心的淚點，講述了普通人的自我成全——不得不把自己當作“第八十一難”。難能可貴的是，這樣的改編使傳統文化的基本價值理念更加貼近現實，也更能進入日常生活。

與《黑神話·悟空》中“天命人”的設定異曲同工的作品，還包括2019年《哪吒之魔童降世》以及2025年的《哪吒之魔童鬧?！?，兩部電影的主旨都是對“天命”的質疑和反抗。從“魔童”哪吒到“黑悟空”天命人，從“我命由我不由天”到“我即天命人”，從“狗屁天命，都是苦命”到“若天地不容，我就扭轉這乾坤！”無不呈現了天命文化與自我角色之間的強烈張力。尤其是《黑神話·悟空》中的主角已經不再以悟空為唯一中心，而是轉向繼承悟空使命的玩家“天命人”，在這里，個體甚至需要在天命之中依靠天命來反抗天命。一方面，“天命”構成自我修行、成圣的游戲規則；另一方面，天命人的自我特質只有在一次次對既定命運的抵抗中才能逐漸呈現。這一文化意向，恰好切中了當下一些年輕人對于自我的不滿，以及在結構性約束之下尋求自我重建的文化心態。由此浮現出的，是一個關乎文化與自我的主要問題：誰在規定“天命”？“自我”究竟是什么？

就此主題，我們也在一些高校進行了相關分享，進一步討論“自我”與中國文化的復雜關系，從東西方文化對“自我”的不同建構入手，旨在發掘那些有助于理解中國人的“自我”的文化意識與理論啟示。從《黑神話·悟空》天命人的自我呈現開始，轉而對中國文化傳統中天命與自我關系的討論，希望從中梳理自我呈現與中國文化的具體關系。

正是在這個時候，我們再次閱讀了費孝通先生論述如何擴展社會學傳統界限的重要論著，其中特別論及天人之際與中國人的自我及其多重表征。費孝通先生的相關論點有如醍醐灌頂，使我們的討論豁然開朗。它為我們進入歷史傳統、梳理文化與自我的深層關系提供了理論方法，賦予了信心。針對中國人的自我多重性，費孝通先生認為存在著不同層次，如生物的“我”、社會的“我”、文化的“我”、表面的“我”、隱藏的“我”、說不清楚的“我”，以及“講不清楚的我”“講不出來的我”“不想講出的我”。費孝通先生的論點，給我們提出了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那就是在中國文化和中國人的生存方式之中，大致具有表層呈現的自我和潛在的自我兩種框架，或者說有一個原型一樣的東西，在左右、支配著社會的、文化的自我，并決定著自我活出來的樣子。與此同時，在各種自我的表現形式之中，還運作著一個深藏不露的自我。

聯系華語學術界中有關中國文化與“關系自我”的討論，我們在疑惑，所謂的關系自我，究竟是哪一種關系在起決定作用，從而確定自我的文化特質，并塑造自我的生成結構和運作機制。因此，我們便由《黑神話·悟空》所引出的文化意象直接切入天命文化與自我的流轉關系。

《西游記》中的孫悟空文化符號，之所以能夠歷經不同時代而不斷更新自己的象征意義，實際上就是因為有一個不曾講出來的原型自我，在支配著孫悟空形象的七十二變。在這種神話敘事之后，始終潛伏著一種具有廣泛適用性的原型自我。它在社會、文化與日常生活的不同層次上交錯運作，持續配置并重組“天人關系”以及文化與自我的關系。

就拙文的討論和發現來說，我們在關系自我的概念中，在黑神話天命人的文化根源中，找到了天命自我的概念原型，并以此區別于西方文化所定義的“社會自我”。孔子強調的“天生德于予”，“君子知天命”，“知我者其天乎”，還有后世朱熹講求的“修德行仁，則天命在我”，幾乎都一語道破了中國人的“自我”如何生成的天機。個體的德性修養能夠決定天命的流轉，同時也反向肯定了天命的流動性，始終是自我繼替的驅動力。換言之，自我德性的強弱能促成天命的流轉和自我關系的切換。這似乎在自我討論的層面驗證了費孝通先生在《生育制度》中提出的“社會繼替”的概念：社會的變遷往往是以自我的接納和認同來進行的。拙文所討論的是：以天命關系為原型的自我是如何被建構的，如何形成了不斷流轉的自我關系，自我如何在成己、成人、成圣過程中層級遞進。

在“天命”的潛在運作下，人們似乎能夠同命于天，同率于性。但一旦落實在日常道德實踐之中，天命又會因其在不同個體身上的切換與分配而呈現差異，進而形成“各人頭上一方天”。由此，自我既被塑造為“能夠講清楚的自我”，自我可被敘述、可被道德化，同時又保留了“講不清楚的自我”，難以言說與難以自證。兩者在實踐中形成一種互補機制。更由于“天道之數，人心之變。天道之數，至則反，盛則衰。人心之變，有余則驕，驕則緩怠”（《管子·重令》）。天命自我的不同類型，很容易在天命流轉和自我類型的不斷切換之中，構成極化般的自我呈現，具有“講不清的”某些文化特征，我們把它稱之為“雙極自我”。它在天命這個總體大用的基礎上，我們試圖理解君子與小人、大我與小我、圣人與禽獸之間的兩極關系，類似于佛教所說的那樣：一念天堂，一念地獄。關系在轉化之前，必先走向其對立面，然后再被整合。

不過，需要說明的是，如何理解中國文化中“講不清楚的自我”，這本身就是一個問題，一個涉及理論和方法的文化社會學問題。它是這個時代的道德源頭和價值原型，是一個將自身置于過去、現在與未來的時間序列中的現代問題。它涉及自我與自然、宗教、文化、社會、國家、民族、性別等復雜關系。

古人說，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社會學研究》的文章則可謂是社會學專業領域中學術論題共同建構之典范。從天命自我的初稿一直到最后的定稿，再到校對，我們由衷地感謝審稿人切中肯綮的批評建議，感謝編輯部令人心底一亮的修改思路，感謝責任編輯一絲不茍的敬業精神和精益求精的專業情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