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特朗普的處境不太順。

按照特朗普睚眥必報的性格，作為特朗普的敵人，伊朗自然也不會好過。現在輿論界屢屢傳聞特朗普要對伊朗動手，甚至還可能對伊朗高層搞定點襲殺。

為此，美國的林肯號與福特號航母群在波斯灣附近游弋，其實就是威脅施壓。

伊朗內部，反應也是各不相同。

總統佩澤希齊揚，還是主張與美國對話合作，爭取美國解除對伊朗的制裁，求得美國的原諒。但特朗普似乎并不把佩澤希齊揚當回事，因為伊朗總統并不掌控最高權力。

擁有最高決策權的那個人是最高領袖哈梅內伊。理論上，他是天然的強硬派。很多時候，他表現得確實像一個強硬派，會說很多強硬的話。

對于特朗普的威脅，哈梅內伊也以威脅回應，“的確，航母很危險，更危險的是能把它送入海底的武器”，暗示伊朗已經有了“航母殺手”。

這話說得很強勢。

最高領袖發話了，那么作為他的最大倚仗，伊斯蘭革命衛隊也得表態呼應。

伊斯蘭革命衛隊的高級將領穆罕默德·納格迪表示：“美國已經完了，就算部署12艘航空母艦，對伊朗也沒有用。”大意是，美國的綜合實力大幅下降，已經沒有能力搞大規模的侵略了，那些航母艦隊只是擺設，嚇唬嚇唬伊朗而已。

穆罕默德·納格迪這話非常有意思。他的這個判斷，和很多吃瓜群眾類似。

美國確實不可能大規模進攻伊朗。

回顧美國和伊朗的關系，美國確實有大規模進攻伊朗的計劃。伊斯蘭革命之后，美國一直圍繞伊朗部署軍事基地。尤其是美軍以摧枯拉朽的態勢占領伊拉克與阿富汗之后，基本上對伊朗形成了軍事包圍：土耳其、伊拉克、科威特、卡塔爾、沙特、巴基斯坦、阿富汗、以及中亞的基地都可以直接威脅伊朗。

但隨著美軍在阿富汗的失敗，就不可能再對伊朗大規模進攻了。原因很簡單，美軍占領了阿富汗那么多年，都沒有把阿富汗治理好。伊朗比阿富汗體量大得多，需要投入的資源更多。既然美軍連阿富汗都搞不好，自然也沒信心搞好伊朗。美軍從阿富汗撤離，相當于放棄了對伊朗大規模進攻的戰略計劃。

美軍撤離阿富汗，伊朗一度認為美國馬上要和伊朗談判、放棄對伊朗的制裁。然而事實證明，伊朗的這個判斷太過樂觀了。美國放棄了大規模軍事進攻，只是認為那樣搞的代價很大，并不想與伊朗和解。尤其是特朗普，繼續把伊朗塑造為中東的靶子。

正是在特朗普任期內，伊朗的強硬派軍人與核科學家，接連遇到襲殺。

更為致命的是，美國在中東也不是孤家寡人，還有很多盟友。尤其是以色列，更是在中東橫著走。伊朗沒有想到，什葉派抵抗之弧大半折損在以色列手上。伊朗的小弟，哈馬斯、真主黨等，在過去幾年與以色列的戰爭中遭遇重創。如今伊朗內部強硬派凋零，對抗美國和以色列的態勢逐漸疲軟；改革派又缺乏斗爭經驗，在美國和以色列面前顯得軟弱無力。

所以美國雖然不會大規模進攻伊朗，但對伊朗的絞殺，并沒有停下來。穆罕默德·納格迪只看到美國不會大規模進攻伊朗，當似乎忽視了美國對伊朗的絞殺。而他的身份是伊斯蘭革命衛隊的高級將領，屬于伊朗最強硬的那批人。他的這個認知，證明伊朗并沒有真正認清自身的處境。

人的命運，往往取決于認知。

常言道，知識改變命運。實際上這話并不準確。

古往今來，知識從來不會改變命運，或者說只有很小的概率能改變命運，只有認知才能改變命運。國家的命運，源自于群體性的認知。

當群體中的精英在認知層面不準確時，國家的命運就會出現波折。伊朗的情況其實很不樂觀。伊斯蘭革命到現在，是全球發展最為迅猛的幾十年，伊朗卻原地踏步。這是典型的認知出現偏差。

強硬派的穆罕默德·納格迪認知出現偏差，改革派的佩澤希齊揚何嘗不是認知偏差呢？

從伊朗的立場上看，改革派試圖與美國和解，這似乎并沒有錯。但用妥協的方式和解，那就注定不能成功。

毛主席說過，“以斗爭求和平則和平存，以妥協求和平則和平亡。”這話被中國人奉為至理名言。大國博弈中，中國把這個原則落到了實處。那是因為中國的精英，可以清晰地認知這個世界。

換成伊朗，強硬派只會斗爭，改革派只會妥協，始終無法把斗爭和妥協協調起來。說白了，就是認知出現了偏差，無法清晰地認知這個世界。由于強硬派和改革派都缺乏清晰的認知，他們不但無法團結起來，反而形成內耗。什葉派抵抗之弧的潰敗，美國和以色列的外部壓力是一方面，其實更重要的原因是伊朗改革派和強硬派內斗。舉個例子，哈馬斯首領哈尼亞去伊朗首都德黑蘭，被以色列定點清除，就因為伊朗有內應提供情報。伊朗內部之所以被以色列和美國滲透，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伊朗內部派系斗爭。美國情報系統能滲透朝鮮嗎？顯然很難，因為朝鮮很團結。伊朗被滲透，是因為在內斗。而內斗的本質，要么是利益分配不均，要什是思想認知出現偏差。

分析了這么多，可以看到伊朗的基本局面沒變。我之前對伊朗的判斷是，伊朗很危險（美國和以色列不會放過伊朗），但短期內不會被顛覆（美國不會大規模出兵，即使動手，也只是扔幾個炸彈）。伊朗真正的威脅在內部，在強硬派和改革派的激烈斗爭，在哈梅內伊年事已高卻接班人不明，在伊朗干大事而惜身的性格。現在這個判斷不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