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全球ESG發展呈現“涼熱交織”的復雜格局。外部環境的“涼”反而催生了中國ESG實踐內生韌性的“熱”，而國際規則的分化正加速本土標準的成熟。其間，企業需要在強制披露、鏈主壓力與細分議題等多重約束下，平衡好短期成本與長期競爭力

文/祝箐

達沃斯論壇，雪山之巔的對話，向來是觀察全球風向的晴雨表。當特朗普率領史上最大的美國代表團重返達沃斯、格陵蘭話題“抽走了全場的氧氣”，當AI議題占據C位、氣候議題卻相對沉寂，當中國重申“綠色轉型”而歐洲卻謹慎觀望，ESG的全球敘事正在經歷一場重構。涼熱切換背后是地緣政治和權力角逐。作為“上一個版本”國際秩序的產物，ESG（在國際話語場域中通常用Sustainability，即可持續發展）的全球空間還有多大？

在業界，對于“ESG是否已死”的探討更加直接和肆無忌憚。2025年，筆者參加了多場ESG和氣候轉型相關高峰論壇，在私下的交流中，國內一些資深ESG從業者對ESG的發展方向有些擔憂。在嚴峻的國內外市場環境和根深蒂固的利潤導向思維模式下，ESG對企業和企業家而言是一種奢侈。一旦缺乏經濟基礎，可持續發展自身的可持續性將被廣泛質疑。

然而，即使是在這種“內外交困”的環境中，ESG在宏觀（政策端）和微觀（企業實踐端）還是在緩慢而穩定地推進中，尤其是在國內。在某種程度上，中國的ESG信息披露準則甚至走在了國際準則的前面（主要是指北上深證券交易所和國際可持續披露準則委員會相關準則的對比），中國企業的ESG實踐也從1.0（以ESG報告為目標）、2.0（以ESG評級提升為目標）過渡到3.0（ESG全面落地和賦能）。接下來，本文將梳理2025年的ESG全球趨勢，以及2026年的發展風向。

2025：西方分野，東方加速

2025年，隨著美國政壇重回保守路線，ESG黑天鵝事件頻繁發生，其中最具影響力的莫過于特朗普政府宣布退出《巴黎協定》，用實際行動重申了自己捍衛美國能源公司利益的立場。同樣遭遇挫折的，還有美國上市公司的氣候披露法規。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于2024年3月通過的氣候相關披露規則在遭遇法律挑戰后，該進程已陷入停滯。SEC在2025年3月投票決定不再為該規則辯護，導致相關訴訟被第八巡回上訴法院中止。哈佛大學法學院論壇評論，在本屆政府任期內，該進程“很難再有推進”。不過，在美國的州級層面，例如加利福尼亞州、伊利諾伊州和科羅拉多州等傳統“藍州”，氣候監管議程仍在推進中。

反觀歐洲，其曾經以ESG理念高地和成熟治理體系為傲，相關法律體系在臃腫的官僚體系和民意的反對中艱難推進。歐盟對《企業可持續發展報告指令》（CSRD）進行了重大調整：將大型企業和上市中小企業的實施時間推遲兩年，并大幅精簡報告要求，例如刪除約70%的非必要數據點，并豁免企業向小型合作伙伴（員工少于1000人）索取信息。同時，《企業可持續盡職調查指令》（CSDDD）也予以“松綁”，包括將轉化和實施期限延后一年，將盡職調查范圍從“全價值鏈”收縮至“直接業務伙伴”，并降低了評估頻率。這表明，布魯塞爾的政治精英們開始向現實低頭妥協，由前幾年的激進變為現在的“減負”與“優化”。曾經的從容和自信，變成如今的彷徨和憂慮。

似乎在全球主要的經濟體中，只有中國還在按照既定目標和承諾推動著ESG議程。2025年1月，滬深北三大證券交易所同步發布上市公司可持續發展報告編制指南（包括總體要求與披露框架、應對氣候變化），為上市公司編制ESG報告提供實操指引；9月，三大證券交易所進一步發布污染物排放、 能源利用、水資源利用三項具體議題指南（第三號至第五號），聚焦環境領域關鍵議題，細化披露要求與核算方法；12月，財政部等九部門聯合印發《企業可持續披露準則第1號——氣候（試行）》，標志著國家層面首個具體議題準則正式落地。可能用不了多久，習慣于在西方找政策標桿的國內ESG從業者將會發現，我們已經沒有標桿可用了，因為自己成了標桿。

在穩定的政策環境中，A股上市公司的ESG披露管理持續取得進展。2025年，共有2534家A股上市公司披露了2024財年可持續發展報告，披露率達到47%；1559家公司同步披露了溫室氣體排放數據，占比28.91%。來自秩鼎的數據顯示，與上一年度相比，這兩項關鍵信息的披露率分別提升了5.00%和5.42%。

很多先行的企業已經充分實現ESG披露合規目標，開始倒逼內部ESG績效的提升。隆基綠能可持續發展專家汪子阜認為，企業對ESG的關注重點正在進一步前移：不再僅停留于披露是否完整、評級是否提升，而是更聚焦如何將ESG要求轉化為可執行的治理機制、管理流程和價值創造邏輯，形成與企業戰略與經營決策相銜接的閉環。從這一意義上看，ESG正在由外部規則驅動，逐步演變為企業內部的長期治理能力建設。

2026：棋局不明，多方落子

進入2026年，美國的ESG議程繼續停滯，歐盟的ESG監管進入全面落地和務實調整的新階段。

歐盟ESG監管最顯著的特點是“分層收緊”，即對大型企業嚴格執行法規，對中小企業給予適度寬松的過渡期。核心法規如碳邊境調節機制（CBAM）已從2026年1月1日起正式進入實施階段，直接增加了鋼鐵、鋁等高碳產品的對歐出口成本，并逐步向下游產品擴展。同時，歐盟將繼續為自己的企業做減法。但是，中國企業很難享受到這輪福利，畢竟是被嚴防死守的對象。此外，ESG議題正從單一的“氣候”核心，邁向多核發展，例如循環經濟、生物多樣性等。歐盟《循環經濟法案》已經完成公眾意見征集，預計年內將完成立法程序。

對中國企業尤其是上市公司而言，ESG報告已從“自愿探索”轉向“強制規范”，業界關注焦點則從“是否披露”轉向“披露質量”。企業報告細化的核心體現是遵循“雙重重要性”原則，突出對ESG議題進行財務分析的重要性，并大幅增加量化數據的披露。越與國際接軌，ESG的財務屬性就越強，其表現開始直接關聯企業的融資成本（例如綠色金融產品利率掛鉤ESG評級）、影響估值模型，并被部分企業納入高管薪酬考核體系。可見，ESG已經不再是邊緣的公關職能和合規職能。

在市場端，包括央企在內的許多鏈主級國有企業，其招投標過程中的ESG要求已從“鼓勵性指標”全面升級為“準入門檻”。這一轉變既是響應國家層面的“雙碳”目標和綠色供應鏈政策，也是應對國際供應鏈合規壓力的必然選擇。例如，國家電網在招投標中已將ESG報告作為商務標的評分標準之一，全面滿足可以得到1分。對于相差0.1分就能決定數百萬元標段歸屬的電網投標，這種分數屬于必拿分項。更重要的是，2026年，這種要求通過“鏈主—一級—二級”的傳導機制向整個供應鏈體系延伸，核心企業要求上游供應商提供產品碳足跡等數據，并將綠電使用比例、再生材料占比等寫入供應商準入標準，從而帶動全產業鏈提升ESG管理水平。可見，對客戶是鏈主的企業而言，ESG成了其作為供應商的準入門檻。

值得一提的是，ESG議題將在2026年呈現明顯的細分化、縱深化趨勢，企業從追求“大而全”的框架式報告，轉向聚焦具體領域的深度實踐和價值創造。其中，隨著相關政策和技術標準日益完善，“零碳工廠”的建設開始從試點示范走向規模化推廣，通過能效提升、可再生能源應用、碳足跡核算等手段，將減碳目標落實到具體生產單元，并成為應對綠色貿易壁壘的核心競爭力。同時，循環經濟因其能同時實現降本增效和滿足市場綠色需求，成為企業可持續發展的關鍵抓手，涉及從產品設計、材料回收到商業模式的全流程重構。此外，生物多樣性（自然相關議題）成為ESG 2.0時代的新焦點，企業開始采用TNFD-LEAP等框架評估其運營和供應鏈對自然的依賴與影響，相關披露要求正從自愿走向強制，“自然向好”（Nature Positive）逐漸成為企業價值的新錨點。汪子阜認為，從更廣泛的社會層面看，ESG價值的實現也有必要從單一強調生產端責任，延伸至消費端的實際行動，通過綠色金融、綠色采購與綠色消費的協同，形成有效的市場激勵機制，推動企業在真實業務場景中深化ESG實踐，從而實現可持續發展目標與企業長期價值的相互強化。

當前，全球ESG發展呈現“涼熱交織”的復雜格局：歐美在政治搖擺與規則松綁中陷入停滯，而中國則依托政策連貫性與供應鏈傳導機制，正將ESG從表面合規推向深度落地。企業面臨的不再是“是否做ESG”的選擇題，而是如何在強制披露、鏈主壓力與細分議題的多重約束下，平衡短期成本與長期競爭力的生存題。這場轉型的辯證性在于，外部環境的“涼”反而催生了中國ESG實踐內生韌性的“熱”，而國際規則的分化正加速本土標準的成熟。

作者系美國管理會計師協會全球董事

作者郵箱：jzhu@greenstone.club

責編｜未然

初審｜孫堅

復審｜張磊

終審｜葛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