認知的提升，需要有意愿，還需要付出極高的時間、經濟和社會成本。

歷史證明，任何社會的進步，都不是一蹴而就的，有一個漫長的、循序漸進的過程。

1517年，馬丁路德發(fā)起宗教革命，這是西方民智提升的標志性事件。這位有良心的神學教授因不滿羅馬教廷讓百姓購買贖罪券（只要交錢就能上天堂），而指責教廷是腐朽、墮落、利欲熏心的存在。

當時的《圣經》，只有拉丁語版本，普通老百姓根本看不懂，解釋權全部掌握在神職人員手中，教廷借此愚弄百姓，屢試不爽。

馬丁路德用平民能看懂的語言，重新翻譯了《圣經》，發(fā)放給百姓，民眾的思想得到了解放，促進了“新教”的形成。

1521年，馬丁路德被教廷判為異端，但新教的思想卻在巨大的討伐聲浪中逐漸傳播開來。

1547年，馬丁路德死后一年，新教位于普魯士的大本營維騰堡遭到反對者圍剿，改革的火焰表面上被撲滅了，但各地的反抗卻從未停下，許多信奉新教的人面對重壓，選擇去往英國，或移民至新大陸。

1558年，英國的伊麗莎白一世繼位，由于其父亨利八世將新教立為國教，大量信奉新教的商人、藝術家、工匠和科學家，從歐洲各地來到倫敦。伊麗莎白在位期間，倫敦的人口翻了一倍，一躍成為歐洲第一大都市。

英國是老牌天主教國家，固執(zhí)的貴族和愚昧的英國老百姓起初也是反對新教的，因為亨利八世選擇新教的原因，只是為了休掉原配，另娶新歡，但教廷對此并不同意，所以亨利八世一怒之下，干脆另立新教。

但是，以莎士比亞為首的英國文藝界，對天主教做出了大力的貶斥，逐步改變了老百姓的認知。在莎士比亞的十部歷史劇中，紅衣主教全部以惡人的身份登場，這不是沒有原因的。

與此同時，新教帶來的精英人才，也讓英國得到了實實在在的好處。

在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英國老百姓的思想逐漸從教廷的禁錮中解放出來，社會面貌為之一新，國力蒸蒸日上。

1576年，隨著神權的衰弱，以“天賦君權”思想為基礎的君主制也開始出現(xiàn)裂縫。法國的一位法學家——讓·博丹，在那一年發(fā)表了《共和六書》，他在書中這樣寫道：明智的政府必須充分了解國家的民意民情，然后國家或法律的改變才能產生結果。國家頒布的法令和法規(guī)要符合地方、百姓和時代的特性。

這一觀點被視為現(xiàn)代共和與民主思想的開端，但在當時，讓·博丹的意見并不受法國君主的待見，卻在對岸的英國引發(fā)了不小反響。

雖然英國在1265年就有了議會，但當時的議會主要用來解決國王跟貴族之間的矛盾，平民不得參與。

14世紀時，為了籌集用于英法百年戰(zhàn)爭的軍費，統(tǒng)治階層愿意度讓出一小部分權力給到老百姓，于是在議會中設立兩院，將國王和貴族分在上議院，平民分在下議院。平民可以在下議院發(fā)表看法，卻沒有決策權。

讓·博丹的《共和六論》讓英國的下議院看到了社會變革的方向，但由于君主和貴族牢牢掌握著國家資源和權力，下議院即便有心，也沒有力量去推動變革。

1604年，英國和西班牙為了爭奪海上霸權，雙雙付出了巨大的代價。英國迎來了長達40年的財政萎靡期，高額的稅收讓民眾苦不堪言，王室卻因為戰(zhàn)勝西班牙而威望大增，查理一世希望擺脫議會，擁有更大的權力，議會卻試圖限制國王。這一矛盾，最終演變成資產階級革命。

1648年，擁護共和思想的人越來越多，代表英國議會的克倫威爾在人民支持下，擊敗了“王黨”，處死了國王查理一世，建立了英吉利共和國。

但不幸的是，克倫威爾轉身就變成了軍政府獨裁者，一世英明毀于一旦。

克倫威爾死后，查理二世趁機返回英國，復辟成功，英國又倒退回君主制。

英國人民由此意識到，不管是君主體制還是共和體制，都避免不了產生獨裁者。所以，體制的核心不在于叫什么名稱，而在于有沒有做到實質上的分權，這樣的思考為后來的君主立憲制奠定了基礎。

1688年，英國爆發(fā)光榮革命，在確立議會擁有最大權力的同時，保留了君主。根據(jù)雙方妥協(xié)的結果，君主的權力將逐漸被分散到議會各層級，最終只保留形式上的元首地位，與此同時，首相將成為國家的最高統(tǒng)治者，而首相的人選，則由議會決定。

英國采用這樣的政體，對當時仍然處于君主制的歐洲大陸，立即形成了降維打擊。歐洲大陸上的普通民眾，紛紛瞪大眼睛望向英國，因為在他們的認知中，從來就只有對君主和貴族服從，對民主沒有任何概念。

1748年，距離英國的光榮革命過去了整整60年之久，君主立憲的思想在歐洲得到了普遍的傳播，但不甘落后于英國的法國人希望更進一步，徹底消滅君主制。

這一年，孟德斯鳩出版了他的集大成之作——《論法的精神》，在孟德斯鳩看來，英國人提倡的君主立憲，仍然暗示君主的地位高于憲法，然而一個真正由人民做主的國家，應當把法上升到最高的位置，就算一國元首也要受到法的制約。

在盧梭、孟德斯鳩、伏爾泰等啟蒙思想家的不懈努力下，基于民主的法治國家，這一概念終于被正式確立，而這一概念的核心就是三權分立，即立法權（議會）、行政權（元首）、司法權（法院）的獨立。

值得一提的是，當時的中國還處于乾隆年間。乾隆在位期間，不僅六下江南，勞民傷財，還大興文字獄和奴化教育。

西方國家的生產力水平，在明朝時仍落后于中國，如鄭和下西洋時，船隊多達200艘，旗艦長約150米，寬約60米，高4層，可容納船員上千人，而同一時期哥倫布用來探索新大陸的船只有30米長。但到了乾隆年間，西方國家的技術能力已經全面反超中國。

言歸正傳——

1776年，以孟德斯鳩等人的思想為綱要而撰寫的《獨立宣言》，在美洲大陸發(fā)表，美國的開國領袖以理論指導實踐，建立了人類歷史上第一個三權分立的國家。

1789年，受美國建國的鼓舞，法國大革命爆發(fā)，法國人民推翻了路易十六，并于三年后建立了法蘭西共和國——史稱法蘭西第一共和國。

法國與英國雖然隔海相望，但法國受歐洲封建制度荼毒的時間，竟然比英國多了100年。

從法國的社會變革來看，民智的開啟是一個漫長的過程，絕非一朝一夕之功，而且很容易出現(xiàn)倒退。期間，法國不僅出現(xiàn)了波旁王朝復辟，還出現(xiàn)了跟英國當年一樣的狀況——作為國家英雄的拿破侖，跟克倫威爾一樣，一轉身就變成了獨裁者，甚至還想恢復帝制，加冕為王。

繼續(xù)來看——

1790年，康德的哲學三部曲，即《純粹理性批判》、《實踐理性批判》、《判斷力批判》全部出版，開啟了德國哲學風靡世界的年代。

從康德的“批判”，到黑格爾的“辯證”，再到叔本華和尼采的“意志”，德國哲學在這一百多年間大放光芒。

與尼采同時期的馬克思也在這一階段發(fā)表了他的專著《資本論》，對資本主義的黑暗面予以批判，并探索公有制的道路。

如果說，帝王和教廷都在試圖讓百姓不做思考的話，那么這些德國哲學家就是在鼓勵民眾獨立思考，探索智慧。

但即便擁有這么多享譽世界的哲學家，德國的第一個民主政權魏瑪共和國，居然是在1918年建立的。

更令人驚訝的是，西班牙這樣一個歐洲老牌強國，直到1978年才通過君主立憲制，轉變?yōu)槊裰鲊摇?/p>

從1648年克倫威爾建立的英吉利共和國算起，到1978年西班牙轉為君主立憲制，西方國家的民主化竟然花費了整整330年的時間。如果我們算上建立認知的時間，從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開始算，則長達461年。

這個結論是不是讓人有些意外？

其實并不意外，技術的進步可以通過抄襲、模仿來快速趨同，但社會的進步需要建立在民眾具有廣泛認知的基礎上，還需要在一次又一次與既得利益者博弈的過程中，尋找突破的契機。

換言之，西方國家的民眾，雖然不同國家有快有慢，但整體上用了四百六十年的時間，在經歷無數(shù)的磨難和思辨后，才取得了民主和法治的共識，其過程之艱難，令人咋舌。

即便現(xiàn)在，西方國家對民主體制的探索也并未結束，民主化的進程仍在持續(xù)。

比如，由于德國在二戰(zhàn)前通過民主程序，選出了像希特勒這樣的戰(zhàn)爭狂人，因此，以哈耶克為代表的政治經濟學家，對于民主與法治為何在當時的德國失靈進行了深刻的研究與反思，并在20世紀40年代至80年代間試圖尋找改善的方法，由此誕生了《通往奴役之路》、《自由憲章》、《致命的自負》、《自由秩序原理》等影響力巨大的著作。

在哈耶克看來，民眾的認知水平很可能比體制本身更重要，如果民眾沒有意識到像希特勒這樣的人會帶來怎樣的危害，那么無論是什么體制，歷史的悲劇都會再次上演。

了解這一點，對后來者十分重要。一方面，通過學習和借鑒，讓后來者可以少走彎路，節(jié)約時間。另一方面，西方國家花費461年的歷史事實也提醒后來者，很多事情不是一蹴而就的，有很多基礎的工作要做。

社會的進步沒有止境，現(xiàn)實或許也不盡人意，但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的人民，都要對此抱有長期、耐心、樂觀的態(tài)度。好東西，都是靠時間磨出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