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慶
武昌區教育局教培中心高中語文教研員吳東生在課堂上講解歸有光《項脊軒志》后，一名學生向他提了這樣一個問題：
“老師，為什么語文課本里，盡是些在世俗功名面前坎坷失意的人？屈原被流放，杜甫窮困潦倒，蘇軾一貶再貶，曹雪芹舉家食粥，歸有光八次落第……搞文學的人，生活都很苦難？”
我看了第一直覺是，怎么，美麗新世界這么快就到來了，難道孩子們現在都沒有煩惱和痛苦不成？是手游玩多了，還是短視頻刷膩了呢？
值得承認，這是一個很好的發現，也代表了很多年輕一代的心聲。
很多中產以上家庭里面培養出來的孩子，的確，他們生活在一個和平年代，身邊的一切都是嶄新的，他們從未在物質上有過什么困擾，沒有感受過饑餓，想要什么，直接找爸媽付款就是，哪怕是跨國的難得之貨，也能夠通過智能手機輕松獲取。
但是你要是說他們就沒煩惱了，這個我也不相信。
舉個最簡單的例子，一個班總有排名吧，總不能人人都是第一名，那么那些在班級里面經常排不上名次的，他們難道就不煩惱嗎，而那個經常考第一名的，是不是也會為了擔心自己被別人超過，焦慮到半夜睡不著覺？
阿城先生對我們這個時代早就有過這樣的診斷，這是一個很無聊的時代。但是，很多人也是有痛苦的。阿城發現，哪怕是那些富豪家庭出來的孩子，他們也會有自己的痛苦。
有一次我出差，碰上一位中年大叔，他得意洋洋說，他的女兒正在北京讀博士，她小時候被照顧的很好，“都不知道痛苦是什么意思”。
但是我卻對此不能認同，怎么會沒有痛苦呢，難道她不會失戀，不會求不得，愛別離，不會遇到生老病死的事嗎？即便是她所有渴望的東西，都能夠順理成章地得到了，但是不還是會有無聊、空虛的時刻嗎？而讀博士本身就是一種痛苦，這個估計他女兒沒跟他提。很可能他的女兒比較“懂事”，傾向于報喜不報憂。
我不喜歡一個身份標簽，叫“樂觀理性派”，它充滿了一種莫名其妙的優越感，換句話說，經常提及這個標簽的人，對于悲觀消極者是會感到本能的排斥的。是的，怨天尤人從某種角度上就是“負能量”的，但是語文課本里面那些作者，他們也往往會有怨天尤人的時刻。誰會沒有這樣的時刻呢，誰會整天瞧著自己的三菜一湯，對此心滿意足，再無別的追求呢？如果有這樣的人，那還真是境界很高。可是我在現實世界里，卻一個也沒有見過。
這都不提什么“國家不幸詩家幸，賦到滄桑句便工”，很多事情的底色就是悲劇，看不出悲劇色彩，也很難看出一件事情的積極含義。
羅曼羅蘭有一句爛大街的話：“世界上只有一種英雄主義，就是看清生活的真相之后依然熱愛它。”
這句話的前提是要“看清生活的真相”，那么生活的真相到底是什么，當然是有很多苦難，很多煎熬，很多苦難。所以堪忍。
其實那位學生的話，很多傲慢的“成功人士”也曾這么想過，為什么那些搞文化的，大多都是些loser呢？他們為什么不能多搞一些錢呢，為什么不能當一個樂觀理性派？為什么窮這個字，感覺跟文人就如此搭配呢？
孔子這樣一個對生活很講究的人，曾經這樣解釋：君子在窮的時候，還有道德底線，但是小人窮了，那可就麻煩了，他會喪失節操，喪失道德觀念，他會變成一個很可怕的人。換句話說，他越“界”了。
守住這個“界”，或許才是語文教育最大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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