蟹黃

2026年全國兩會期間，紅網聯合5省主流媒體推出《潛能實踐論·第二季》，深入5省解碼區域發展與潛能，用“他山之石”為湖南“十五五”開局起步匯聚思辨之光和前行力量。

在報道收官之際，圍繞“湖南如何發掘經濟潛能”這一主題，觀潮君專訪了著名經濟學家、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創始院長賈康。

▲著名經濟學家、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創始院長賈康。（龔子杰/攝）

賈康是第十一屆、十二屆全國政協委員，第十三屆全國政協參政議政人才庫特聘專家，曾獲孫冶方經濟學獎、黃達—蒙代爾經濟學獎和中國軟科學大獎。

他曾擔任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現為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所長多年，長期致力于宏觀經濟與財政政策等研究，參與了多項國家經濟政策的研究和制定的過程，其思路和建議得到了政府的高度重視和采納。

因為母親是常德人，賈康對湖南口音倍感親切。訪談中，他結合自己的觀察與思考，為湖南“十五五”開局建言獻策。

規劃本身也是一種生產力

觀潮君：今年全國兩會上，政府工作報告提出，“在實際工作中努力爭取更好結果”，這也是強調挖掘經濟潛能。您認為，具體到湖南，挖掘經濟潛能最需要著力突破的方向是什么？

賈康：現在各地都在“賽跑”，爭先恐后地拼發展。這種競爭格局下，我覺得對一個地方來說，高水平的頂層規劃很重要——規劃本身其實也是一種生產力。

做頂層規劃，一大關鍵是要把結構理順，只靠基層自己去一點點碰、去試錯，是不行的；必須得政府牽頭、集思廣益，集合專家的智力支持、民間的聰明才智，以求得高水平規劃。

在戰略規劃的優化方面，要注意順應市場規律，打造高標準法治化營商環境，讓企業等“非政府主體”的聰明才智和潛力得到充分激發。

今年是“十五五”開局之年，湖南可以力求更科學地制定相關發展規劃，以便更好地貫徹和承接國家戰略，激發內生動力。

具體看湖南經濟版圖，最能帶動湖南經濟增長、最可能發揮作用的，還是長株潭和衡陽、岳陽、常德等這些地方。要利用好這幾個增長極，形成對全域的輻射、引領作用。

從產業來看，湖南的制造業有較好的要素匹配基礎，又有強勁的科研力量；湖南又是農業大省，農副產品加工升級的空間相當可觀。

▲ 湖南永州一家企業的柑橘加工生產線。（圖源：湖南省政府網站）

另外，第三產業也很值得期待。相對東部沿海省份，內陸地區的生產性服務業（如金融服務、電商服務等）還不夠強，下階段要重點考慮生產性服務業如何打開新局面。

觀潮君：說到沿海地區，過去內陸地區發展和沿海比，物流成本高是個“硬傷”。如今，創新因素對產業發展的影響越來越大，物流等傳統成本因素占比下降，這個變化對湖南有哪些利好？

賈康：這一變化帶來的利好，在互聯網產業浪潮中早有體現。比如“東數西算”產業格局形成，就是源于西部地區有電力供應優勢，同時算力產業很少受交通、地理、物流等因素制約。其他很多新興產業，也有這個特點。

對湖南而言，可考慮積極發展生物醫藥、精細化工等不依靠大宗物品運輸的產業。其中關鍵是，如何形成較為完備的產業鏈，方便企業就近實現上下游配套。

觀潮君：抓住機遇的關鍵是什么？

賈康：我個人認為，湖南當前的核心任務，是在既有基礎上，以創新為第一動力，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培育新質生產力，力爭支撐超常規發展。

新質生產力追求的是躍遷式發展，學理上就是讓全要素生產率產生乘數放大效應，以此實現現代化追趕趕超，縮小與發達經濟體的差距——這正是高質量發展的核心訴求。

而培育新質生產力，關鍵要因地制宜，形成高水平的定制化解決方案。

創新前沿，政府或許沒那種先見之明

觀潮君：培育新質生產力，政府該做些什么？湖南擁有一定的產業基礎，但在過去幾次產業浪潮中缺少頭部企業引領，這一局面該如何扭轉？

賈康：數字化信息革命時代，頭部企業的出現可遇不可求，不是政府做規劃就能“造”出來的。

比如，杭州、深圳等地催生出了頭部數字平臺。這說明，數字化時代前沿創新，有時是“有意栽花花不發，無心插柳柳成蔭”。要開花結果，關鍵還是要有良好營商環境、深厚創新土壤，讓前沿頭部企業自己“冒出來”。

對湖南來說，沒必要由政府“手把手”挑選扶持對象來復制頭部企業，而是要在制度創新上下功夫，打造高標準、法治化營商環境，讓有潛力的企業得到更好的發展條件，在市場競爭中脫穎而出。

▲2025年9月，湖南發布全省優化營商環境改革創新“十佳”案例。（圖源：湖南省發改委官網）

觀潮君：打造高標準、法治化營商環境，核心要把握哪些關鍵點？

賈康：把“負面清單”立好，清單之外“法無禁止即可為”，企業可以“海闊憑魚躍,天高任鳥飛”。

在保護產權、公平競爭的大前提下，企業才能形成長期主義、耐心資本的行為模式。這些，都得靠法治化營商環境來保障。

政府則要守住“法無授權不可為”的正面清單，做到“有權必有責”，還要建立事前、事中、事后的績效考評和獎懲責任制——即事權清單+責任清單。

這些是改革深水區的攻堅重點，說起來容易，真正落地得下大決心“啃硬骨頭”。

觀潮君：具體來說，產業政策如何落地，才能真正激活市場活力，避免“政策失靈”？

賈康：政策要精準滴灌，是精準到產業而非具體企業，對事不對人。

政府不要指定張三李四式的培植對象，因為在數字經濟、數實融合的創新前沿，政府并沒有那種先見之明，沒法判斷誰一定能成功。

所以，要支持未來產業、戰略性新興產業的創新行為，比如借助政府產業引導基金，撬動社會資本投資科創項目，進而讓企業在公平競爭中脫穎而出。期待湖南也能有更多“無心插柳柳成蔭”的現象出現。

湖南應該理直氣壯追求超常規發展

觀潮君：產業要發展，就得有投入。但中部省份財政本來就不寬裕，會不會“一步跟不上，步步跟不上”，和發達省份差距越拉越大？

賈康：如果掌握到守正創新、守正出奇（守“市場決定論”之正，出“政府作用論”之奇）的思路和要領，我愿特別強調，地方財政政策是有“可塑性”的。

市場經濟條件下，宏觀調控的主要政策工具是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貨幣政策是總量型為主、垂直貫通的，地方政府只能被動跟隨；但財政是分級的體制架構，省、市、縣財政政策都有可塑性，哪怕財力緊張，也有“四兩撥千斤”的操作余地，可用來支持實施超常規的“守正出奇”發展戰略。

觀潮君：當前，中央推進消費稅部分品目征收環節后移，湖南該如何前瞻布局？

賈康：消費稅部分品目征收環節后移，是中央早已明確的方向，未來會成為地方收入一個值得重視的來源。湖南要前瞻性優化市場建設、銷售服務和消費環境，挖掘轄區消費潛力，在政策落地后才能爭取到更多財力。

▲湖南消費市場龐大，潛力可觀。（圖源：“文旅湖南”公眾號）

觀潮君：具體來看，地方財政有哪些可落地的實操工具？湖南在運用這些工具時需要注意什么？

賈康：可首先講三個工具，另外還有PPP模式作為選擇。

第一是貼息。比如財政貼5%，能撬動20倍的社會資本或信貸規模。這樣能乘數式引導商業銀行資金，用于企業紓困、消費信貸提振，實現財政少花錢多辦事的放大效應。

第二是政策性信用擔保。這和財政貼息的機理相通，擔保機構在幾個百分點之內控制好代償損失，就能實現資金放大，針對“打包”的支持對象發力，實現“四兩撥千斤”。

第三是產業引導基金。財政出錢設立母基金，可設為金股，不分紅、不直接上陣操作具體項目，同時又有一票否決權，加上“優先”“劣后”等規范化安排，吸引民間資本設立一群子基金做項目投資。

湖南在這一領域起步相對較晚，可借鑒國際與我國沿海地區的經驗，盤活政府存量資產開新局。

另外，還有PPP模式（政府與社會資本合作）。盡管很多人覺得這種模式的熱度有所下降，但國家層面一直在強調，要以“新機制”推動該模式健康發展。

PPP模式適用于架橋修路、水系治理、公用設施、園區建設等準公共產品基礎設施建設和片區開發，不僅是融資機制的創新，更是治理機制的創新，能實現政府、企業、專業機構“1+1+1>3”的績效提升效果。

▲長沙城區鳥瞰。（圖源：掌上長沙）

這些可用機制和工具必須定制化設計，省級定方向，市縣級落方案、優細節，結合湖南培育新質生產力的需求，讓它們產生乘數放大效應。發展從來不是平衡的，湖南應該理直氣壯追求超常規發展。

破解民企痛點，以機制改革激發活力

觀潮君：2026年湖南將壯大民營經濟作為新春頭件大事，并開展“企業服務年”行動。此前，湖南在調研中發現，一些民營企業反映政策獲得感不強。那么，這一問題的核心癥結是什么？

賈康：中央早就明確“民營企業和民營企業家是自己人”，也出臺了《民營經濟促進法》和一系列政策文件。但在實際貫徹中，堵點還較明顯，核心就是民營企業和國有企業沒有真正被“一碗水端平”，比較突出的就是二者在融資端被區別對待。

觀潮君：這種區別對待的根源在哪里？要改變區別對待的整體氛圍，關鍵要做什么？

賈康：究竟其根源，一方面是對“私有制”存在片面解讀，導致工作環節畏手畏腳、明哲保身；另一方面，形式主義的清規戒律，讓一些干部怕擔風險。

要改變整體氛圍，關鍵是實事求是、正本清源、進一步解放思想；還要推進干部激勵機制改革，建立試錯、容錯和保護機制，把敢于干事、勇于改革的干部提上來。

決策層早就說“允許改革有失誤，但不允許不改革”，現實中，改革創新必然觸動原有條條框框，很容易被貼上“不依法辦事”的標簽。

敢于創新的干部最容易得罪人。因而，需要有容錯的彈性空間，需要給干事者撐腰。

▲中車株機公司研制全球首列全景觀光山地旅游列車開通運營。

觀潮君：“經濟大省要在研究新情況、解決新問題上下功夫、出經驗”。在您看來，具體到湖南，需要做些什么？

賈康：長沙及周邊的龍頭企業，傳統產業偏多，這也是中部省份的普遍特點。湖南要依托長沙的科教優勢，進一步激活“政產學研金”融合潛力，推動傳統產業向新質生產力轉型，把科教優勢真正轉化為產業優勢。

湖南歷史上人才輩出，改革開放后也涌現了大量投資、金融界人才，關鍵是如何把這些人才和資本留在本地、充分發揮作用。核心還是環境問題——環境好，人才和資本自然會回流。

另外，也要注意總結經驗。比如，長株潭有“政產學研金”合作的好條件，長沙有知名高校和研究機構，中車株洲所等更是通過產業“裂變”“聚變”培育了大量中小企業，這些都是鮮活的亮點。

不能只總結成績，更要提煉背后的機制：比如能人是怎么發揮作用的？碰到發展堵點是怎么化解的？敢闖的干部是怎么被保護的？這些經驗總結好了，才能形成可復制的模式。

總體來說，湖南有很好的基礎，也有本土人才等方面的相對優勢，關鍵還是要靠制度創新破解發展堵點，把營商環境做好，把財政政策的可塑性用足，激活干部的干事熱情并給予引導和保護，這樣才能在中部崛起中占據更主動的位置，真正實現后來居上。

公眾號編輯｜唐 瑤

一審｜袁樹勛

二審｜唐炎林

三審｜周逸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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