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切緬懷“人民教育家”、上海市楊浦高級中學名譽校長于漪

她被譽為

育人是一代師表

教改是一面旗幟

于漪說：

　　“當教師把個人的前途命運與祖國的前途命運緊密地聯系在一起的時候，心中就會升騰起一團火，能有旺盛的經久不衰的內驅力。”

　　“教得頂好是教做人。”

　　“與其說我做了一輩子教師，不如說我是在一輩子學做教師。”

　　“每一堂課的質量，都影響著孩子生命的質量，都有你的信念、情操、學識在閃光。站上講臺，我就要用生命來歌唱。”

70年前，她以“站上講臺就是用生命在歌唱”的精神走出了屬于自己的語文教學之路，半個多世紀以來，她始終走在語文教改潮頭浪尖，被譽為：“育人是一代師表，教改是一面旗幟。”

50年前，面對百廢待興的校園，飽經風霜的她毅然選擇重返講臺。她說：“教師一個肩膀挑著學生的現在，一個肩膀挑著國家的未來。”

40年前，剛退休就有機構以高于她當時收入幾十倍的年薪聘請她，她拒絕了。甘愿堅守寒窗，為語文改革奮筆疾書，為新教師培育殫精竭慮。

2026年3月14日22時18分，中國共產黨優秀黨員，“人民教育家”國家榮譽稱號、“改革先鋒”獎章、“最美奮斗者”榮譽稱號獲得者，上海市楊浦高級中學名譽校長于漪走完了她光輝的一生。

先生之風山高水長。從教71年來她幾乎贏得了黨和政府給予人民教師的所有榮譽，卻不忘初心，始終“一身正氣”站在教育改革最前沿，不為名利所羈絆、不因掌聲而止步。她說：“人是要有一點精神的。‘我是共產黨員’‘這是組織交給的任務’這兩句話，給了我無窮的動力。”

“站上講臺，我就要用生命來歌唱”

作為上海首批語文特級教師，于漪的課幾乎堂堂都是公開課。她關于語文學科“工具性與人文性統一”等理念被寫入國家課程標準，她“教文育人”的教育思想更對推動語文教育的發展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其實于漪并非語文科班出身，70年前，當于漪從復旦大學教育系畢業，根據工作需要第一次走上上海市第二師范學校（現楊浦高級中學）的語文講臺時，她甚至不敢去想“成就”二字。在一堂講解小說《普通勞動者》的課后，教研組長對于漪的批評毫不留情：“語文教學的大門在哪里，你還不知道呢！”

為了實現“做一名好老師”的目標，先天體弱的于漪克服了疾病的困擾，白天站在窗外看其他教師怎樣上課，晚上啃著從圖書館里搬來的一厚疊參考書仔細琢磨，挑燈夜讀到天明。當時的語文教研組共有18位教師，她向其他17位請教，把這些教師的教學長處都學來了，并且在3年不到的時間里，自修完成了大學中文系的全部課程。她把這種方法稱為“以死求活”。

從連語文之“門”都摸不著的普通教師，到中國語文教學界的一面旗幟，于漪成功的秘訣看似非常“簡單”，甚至很“傻”。崇明區發展改革委原主任陸一曾是一名教師，并跟著于漪聽了整整一年的課，一年下來他嘆服不已：“于漪老師從來不重復自己，每堂課都會用10小時、20小時準備，有的課文她一備就是30多個小時，反復鉆研數十篇、上百篇文章，用規范的語言寫成教案。”

對于教了半個多世紀語文的于漪來說，一些經典課文可以說是滾瓜爛熟了，可每次上課前還是會把課文仔仔細細重新備一遍。“老師會像一名師范生一樣，每課必寫教案，每課必寫教后記”，于漪的學生、上海市教委教研室原主任王厥軒不會忘記，“每次老師都會笑著對我說：‘這叫一步一陟一回顧’。”

“文章是舊的，但學生是新的，理解怎么可能一樣呢？”這就是于漪的回答。在于漪給自己立下的規矩中，每一條都近乎苛刻。為了在課堂上做到“要言不煩、一語中的”，每堂課后她必留下自己的“廢話記錄”，反復自省改進。然后，背下來口語化，以達到“出口成章，下筆成文”的境界。

每天去學校的路上，于漪都會把上課的內容“過電影”，在腦子里放一遍：怎么開頭，怎么展開，怎么發展，怎么掀起，怎么結尾；這個問題，學生會怎么回答，回答不出，怎么引導，怎么鋪墊……為的就是在課堂上做到“豐而不余一言，約而不失一詞”。

至今，于漪的兒子黃肅仍然感嘆：“許多單位都曾問我要母親的手稿，我們總是回答沒有。因為母親對自己的要求就是不打草稿、一氣呵成、不留底稿，連偶爾負責替她抄寫的我都被要求，抄寫時一筆下去不要出錯。”

著名語言學家張志公曾感嘆：“于漪教書簡直教得著了魔。”

奮斗，正是于漪教育人生最鮮亮的底色。

在她看來，做好一名“合格”的教師并不容易，因為這“格”不是用數量來衡量的，而是國家的要求、人民的囑托。“每一堂課的質量，都影響著孩子生命的質量，都有你的信念、情操、學識在閃光。站上講臺，我就要用生命來歌唱。”于漪說。

正是因為有著這樣的追求和信念，當很多人只看到語文是工具而看不到背后的“人”的時候，她始終以專業自信和虛靜之心保持著清醒。

早在20世紀60年代，于漪就鮮明地提出“要胸中有書、目中有人”。

1977年，于漪的公開課《海燕》使得上海萬人空巷爭睹其課堂風采，也促使她開始從經驗與感悟走向理性與科學，并形成特有的教學風格與教育思想。

在20世紀80年代，她率先撰文，提出語文要既“教文”又“育人”，“教文”是手段、是過程，“育人”才是語文教學的根本目的，并構建了以“思維訓練”為核心的語文教育理論。

40年前，又是她率先提出“熔知識傳授、能力培養、智力發展、思想情操陶冶于一爐”的全面教學觀、育人觀。

20世紀90年代，她更推動“人文性”寫入全國新一輪課程改革的中小學語文課程標準。

進入21世紀，于漪再一次旗幟鮮明地提出“德智融合”的思想，在學科主渠道、課堂主陣地將立德樹人唱響。

這些教育理念在今天看來是多么具有前瞻性。

而在學生心中，那直面于“人”、植根于“愛”、發軔于“美”、作用于“心”的課堂早已融入他們的生命與理想。

“能夠給大家墊一步，這讓我終生有幸”

于漪常說：“我們的教師隊伍一定要有團隊，作為一塊墊腳石，我能夠給大家墊一步，這讓我終生有幸。”

1992年，于漪的弟子、上海市教師教育學院副院長譚軼斌在上海市第二師范學校任教，于漪是當年二師的校長。在譚軼斌印象中，于漪的身影常常出現在青年教師的課堂上。“于老師總是傾盡全力培養青年教師，當時有人問：‘你這樣培養不怕老師跑了嗎？’可于老師說：‘不怕，跳來跳去都是在中國，跳來跳去都是在地球上。’”

“于老師最了不起的是把人當作寶貝，當作最珍貴的資產，對每一名青年教師，她都竭盡所能地給予幫助。”語文教師陸宏亮感嘆，當他還只是一名普通教師時，有一次參與編寫《新世紀論叢》，請于老師審稿。誰知拿回稿子一看，已是耄耋之年的于漪不僅親自幫他修改了每一頁，連他自己修改得不清晰的字，她都全部用正楷修正。

40年前，于漪剛退休就有機構以高于她當時收入幾十倍的年薪聘請她，而且一周只用去一兩天，但她拒絕了，因為當時市里急需她參與培養年輕教師的項目。

就這樣，退休后的她繼續奮斗在基礎教育教師培育的最前沿，先后擔任“雙名”培養基地、語文學科德育實訓基地、市郊縣語文教師培訓班主持人，同時還擔任華東師范大學、首都師范大學、上海師范大學、上海大學4所高校的兼職教授，義不容辭地擔當起了國家級骨干教師培養的重任。90歲高齡時，她仍主持著語文學科德育實訓基地的工作，手把手帶教了數百名中小學青年教師。

赴遠郊去聽課，為她安排的小車她不坐，總愿意和教師們一同乘大巴，還不忘把一早起來煮的雞蛋暖暖地塞入每個人的手中。

這些說課活動，有時一說就是七八個小時，好幾次她生著病還邊打點滴邊跟學員討論教學設計。

于漪的弟子、復旦附中語文教研組原組長黃榮華曾心疼地說：“幾年前于老師受了嚴重的腰傷，傷沒好又堅持來參加基地活動，而且一坐就是3個小時。于老師私下對我講，趁我現在還能講，就為青年教師多講一講。”

辛勤的汗水，終將在心靈中結果。在她的發掘和培育下，四代“特級教師”團隊形成了，一批教學名師涌現出來了。桃李天下，講臺綻放。

每年大年初二是于漪最為幸福的日子，那一天，她的家會被昔日的徒弟和學生擠得滿滿的，多的時候有上百人，許多人頭發已經花白。于漪說，那就是她的教師節，她是世上最富有的人。

“教師的真正成長在于個人的內心覺醒”

于漪曾為她的《語文教學談藝錄》擬過一個小標題，叫作“跑步前進”。總是在與時間賽跑、總是“先天下之憂而憂”是年過九十的她一以貫之的生活態度和思想追求。

她說：“我深深體會到，教師的真正成長在于個人的內心覺醒。我為什么說一輩子在學做教師呢？就是因為一直處在這樣的覺醒過程當中。”

在于漪的掛歷上，幾乎每一個日子都畫上了圈。在許多個格子里，她要畫兩個甚至更多的圈。每天，她吃大把大把的藥；每天，她又意氣風發地指導學員、修改文稿、奮筆疾書、呼吁吶喊。這是一個鮐背老人的工作學習狀態，有時讓人無法相信：她怎么做得過來？但是，她都做下來了。

“你還以為你19歲啊？”于漪的先生還在世時常常這樣心疼地抱怨。

“當教師把個人的前途命運與祖國的前途命運緊密地聯系在一起的時候，心中就會升騰起一團火，能有旺盛的經久不衰的內驅力。”這就是于漪的回答。

她直面時代的叩問，在各種場合為教育鼓與呼。當教育改革進入深水區，當教育功利化的現象愈演愈烈，家長忙于帶孩子參加各種各樣的補習班，學校忙于抓學校的升學率的時候，她形象而精辟地提出了“育人”和“育分”的理論，堅定地提出了“教在今天，想在明天”的理念。

在20世紀80年代，于漪當校長時就提出要站在國家需求的制高點上，站在人才培養的制高點上，站在時代發展的制高點上辦學。

曾是二師學生的楊浦區人大常委會副主任卜健至今對于漪辦學的前沿理念記憶猶新：“20世紀80年代的二師校園面積66畝，學校沒有外聘一名保潔工，校園的保潔工作全部由學生以班級為單位輪值完成。日常出操、運動會、文藝匯演、大型接待等都交給學生自我組織、自我管理。每接一個新班，她都要設計一份《學生譜》，記錄學生德智體美勞現狀及變化，關注我們的愛好、優點、特長。”

2005年，上海出臺《上海市學生民族精神教育指導綱要》，于漪又充滿激情地進行宣講，僅在市級層面和全市各區縣組織的不同年級不同層次學校的公開課就達百余節，聽課教師近萬人次。

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于漪以此作為自己人生的格言，始終不停地奔波于課堂學校、筆耕于月下燈前，一輩子精神飽滿地努力向前。

從教生涯中，她出版40余部專著，與人合著及主編書目百余本，著作等身。

退休后的她更是奮筆疾書，竭盡全力地關注著中國教育改革，傾力寫下600萬字著作。《于漪全集》共八卷本21冊，是新中國教育史上首部由中學教師出版的全集。

她從教學實踐中提煉出屬于自己的思想，一輩子精神飽滿地努力向前。這使她真正成為襟懷博大、心靈澄澈、見識卓越、永不落伍的“師之大者”。

“教師首先是個大寫的人”

于漪的生活道路并不平坦，15歲時父親病故，慘淡的家境使其求學之路難以為繼；中學讀書，每天天不亮就要出門，橫穿整個城市，步行十幾里路上學。直到參加了江蘇教育學院免費師范生的招考，于漪才踏上了教師之路。

但她卻將坎坷之路埋在內心深處，將一片丹心給予了教育，將真善美的種子播撒四方。她說：“教師首先是個大寫的人。”

20世紀70年代，有學生患肺結核病，家庭十分困難，無錢治病，她擠出錢來給他買特效藥，而自己節衣縮食，早上連一根油條也舍不得吃；有學生骨折，家庭困難，又是她墊付了醫藥費；帶學生參加秋收勞動，學生半夜生病，她當時腹部剛動大手術不久，硬是背起學生頂著寒風，沿著大河，走了10多里路……

艱難的歲月給予了于漪更執著的信念，她說：“人有很大的忍受力，也有很大的潛能，只要真正把學生放在心上，就會超越自己，從而釋放出巨大能量來。”

大育有聲，大愛無言，她用愛溫暖著無數的心。近50年來，于漪的特級教師津貼分文未拿，全部資助學生，還通過慈善基金會資助許多家庭經濟困難的學生完成大學學業。

2018年教師節前夕，于漪榮獲上海市人民政府首次頒發的“教育事業杰出貢獻獎”，得到20萬元獎金。但錢還沒捂熱，就被她轉手捐給了上海市中小學幼兒教師獎勵基金會。

對學生總是異常慷慨的于漪，生活卻十分節儉，自己的衣服縫縫補補穿了多年也舍不得買件新的，兒子一直到工作都沒穿過皮鞋。

“1964年，在我過生日時，父母送了一本《雷鋒日記》給我。”兒子黃肅記得，在書的扉頁上母親寫著：肅兒，向雷鋒叔叔學習，做一個偉大的共產主義戰士，永遠忠于黨，永遠忠于人民。

在于漪服務了一輩子的上海市第二師范學校科技樓的墻上，清晰地刻著“一身正氣，為人師表”八個大字，這正是對老師最好的寫照。

2019年去北京領獎，身體抱恙的于漪得到了在京工作人員的悉心照料。離京前，于漪問他們要了地址，一一寫信表示感謝。

站上講臺，于漪是當之無愧的名師；走下講臺，她更是備受尊敬的人師。

“教育力量只能從人格的活的源泉中產生出來。任何規章制度，任何人為的機關，無論設想得如何巧妙，都不能代替教育事業中教師人格的作用。”這是俄國教育家烏申斯基對于教師人格力量的解讀，用在于漪身上真是再貼切不過。

而于漪自己在寫給名師基地學員的親筆信中這么說：“教師的德性和智性是生命之魂，當你們以自己的青春和智慧啟迪和滴灌學生德性和智性成長時，一定能品嘗到人間最大的幸福。”

“教得頂好是教做人。”“選擇了教師就是選擇了高尚。”“與其說我做了一輩子教師，不如說我是在一輩子學做教師。”……對于漪來說，活著就是要讓生命與使命同行！

先生已逝，但那融化于無數平凡歲月的師者本色，那穿越了一切功名、利益和得失的師德師魂，卻如同一把火炬，挺立起師者的脊梁，托舉起民族復興的希望，讓精神之光照亮華夏大地！

來源｜《中國教育報》2026年3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