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談藥進院：政策與企業如何雙向奔赴？

魏笑 | 撰文

吳妮 | 編輯

距離2026年1月1日2025版國家醫保藥品目錄正式執行已過去兩個月，新增的114種藥品，尤其是其中的50種一類創新藥，正經歷著從“政策準入”到“市場準入”的艱難“爬坡”。

“進得了醫保，進不了醫院”——這句業內流傳多年的調侃，精準地指向了創新藥落地的“最后一公里”難題。

被納入國家醫保目錄，只是獲得了“理論上”的報銷資格，距離真正進入一家醫院的藥房，乃至開到患者手中，還需跨越藥事會召開頻率低、醫院績效考核束縛、醫生認知不足等多道關卡。

在這場涉及醫保部門、醫院、藥企和患者的復雜博弈中，上海的探索提供了一套可供借鑒的解題思路。這套被企業稱為“組合拳”的模式，正以其高效的督導執行力，打破僵局。

入院第一步，關鍵在政策

醫保目錄準入僅僅是第一道關口。與政策端的熱情形成對比的是醫院端的困境。

例如，新藥藥事會召開頻率低，創新藥進入醫院前的需通過醫院藥事會遴選，然而有些醫院藥事會可能多年才舉辦一次。“如果由企業一家家醫院去推動、等待藥事會、等待溝通機會……尤其對于處于成長期的創新企業來說，人力、時間和資源成本是難以想象的。”銀諾醫藥集團大中華區市場準入負責人李毅稱。

此外，“藥占比”、“次均費用”、“醫保總額預算”等績效考核指標，仍像無形之手影響著醫院的用藥選擇。即使有單列預算政策，醫院管理者仍會擔憂未來政策的連續性。

國家醫保局聯合國家衛健委多次發文，要求各地建立國談藥“綠色通道”，對國談藥實行單獨預算、應配盡配。

在這場自上而下的推動中，上海的探索提供了可借鑒的樣本。

2022年，上海市相關部門建立了支持地產新藥入院應用綠色通道的工作機制《上海市生物醫藥“新優藥械”產品目錄》。截至2025年底，《目錄》已發布7批次，納入220件產品，產品總銷售額逐年提高。

李毅坦言，“對于新產品來說，最大的挑戰還是如何建立臨床的認知，讓廣大的臨床醫生快速了解新產品治療價值。”政府部門（比如科委、醫保、衛健委、申康）組織的院企交流會，給了新產品一個很好的展示機會，讓醫院能夠了解熟悉產品的創新性、優勢特點等。

最關鍵的是，明確創新藥前三年實行單列預算，不納入醫院醫保總額（即“藥占比”），并明確要求醫院在藥品納入“新優藥械”目錄后一個月內必須召開藥事會，“應采盡采”。這直接消除了醫院管理者最核心的顧慮。

李毅在采訪時表示，其實，全國現在都在加強生物醫藥創新，上海的優勢在于是一套“組合拳”，以及它高效的督導執行力。

銀諾醫藥的產品依蘇帕格魯肽α（怡諾輕）是1類創新藥，產品上市后很快就納入了上海的《上海市生物醫藥“新優藥械”產品目錄》，在第一年自費期就得以進入上海絕大多數公立三甲醫院和部分社區醫院，有效實現了推廣。“如果沒有政府政策的引導支持，處于自費期的創新藥想入院會面臨巨大的挑戰，入院機會很小。”

穿透”最后0.5公里“

李毅表示，創新藥入院之后的挑戰在于打通的“最后一公里”或說“最后0.5公里”——即從“入院”到“廣泛應用”的穿透力。

雖然有全市性的利好政策，但不同層級、不同區域的醫療機構，在執行力度和理解上仍有差異。一些頭部大三甲醫院在政策督導下落地非常快，但部分其他醫院可能仍需更長的溝通和推動時間。將創新藥進一步覆蓋到更廣大的二級醫院、社區醫院，仍然需要一個過程，需要企業配合政策持續努力。

盡管政策已經在為創新藥“松綁”，但李毅指出，目前缺乏明確的“騰籠換鳥”機制，即哪些相對陳舊的藥品可以退出，為創新藥及醫院管理騰出品規和費用空間。如果能將“引進真正有價值的創新藥”納入對醫院的正面績效考核指標，而不僅僅是解除限制性指標，落地動力會更強。

李毅建議，希望有更多正向激勵的政策，比如多引入一個創新藥，如全球新的1類新藥，能給醫院評級加分、高質量發展加分，而不是把它變成一個管理負擔。這樣，醫院才能真正提高引入的主動性，入院之后也才敢用、愿意用。

對于藥企來說，政策的東風雖能送藥品入院，卻無法替醫生開出處方。對于藥企而言，想要一款創新藥真正在臨床上獲得廣泛應用，顯然不能將籌碼全部押注在政策推動上，歸根結底要取決于藥物能否在臨床上證明自己的價值。醫生面對的是一個具體而復雜的患者，他們需要的是確鑿的臨床證據，清晰的作用機理，以及經得起推敲的長期數據。

華領醫藥的創始人、首席執行官陳力也表示，“一個創新藥成功的市場建立，與它自身的科學價值，以及我們在全生命周期開發過程中不斷實施的研究是分不開的。”

華領醫藥有一款全球首創的葡萄糖激酶激活劑（GKA）華堂寧，其機制是修復葡萄糖激酶功能、恢復人體血糖穩態。這樣一款全新機制的藥物，決定了它無法像傳統藥物那樣被快速理解與接納。為了讓醫生敢于處方、善于使用這款創新藥，華領醫藥將醫學推廣工作貫穿于藥品的全生命周期。

早在2017年啟動三期臨床時，華領就在中國啟動了110多家臨床中心，讓醫生在臨床研發階段就深度參與到藥物的科學研究中。上市后，又啟動了2000多人的真實世界臨床研究和大量的研究者發起的臨床研究（IIT），累積發表了數十篇國際期刊的學術論文，其中不乏《自然-醫學》等國際頂刊。

全國落地挑戰猶存

上海模式的可貴之處在于展示了政府部門間橫向協同的可能性，藥監部門加快審評審批，醫保部門優化支付政策，衛生部門推動臨床使用。

而華領、銀諾等企業的探索則證明，將扎實的臨床證據與持續的學術推廣相結合，才能真正贏得醫生的處方權，將政策紅利轉化為患者獲益。

國談藥落地的破冰之戰，本質上是一場需要政府、醫院、企業“三向奔赴”的系統性治理工程。

即使在政策利好的上海，也存在“溫差”。“一些頭部大三甲醫院落地非常快，但部分其他醫院可能仍需更長的溝通和推動時間。將創新藥進一步覆蓋到更廣大的二級醫院、社區醫院，仍然需要一個過程。”

“雙通道”藥店的設立，本意是作為醫院進藥的補充，但在實際運行中，也面臨著處方流轉不暢、藥店冷鏈資質參差不齊、部分患者自付比例較高等問題，其補充作用仍有待進一步激活。

在創新藥落地的探索中，上海的實踐提供了一個值得關注的參照，但并非唯一的答案。事實上，中西部省份與東部沿海地區的醫療資源、醫保基金承受力差異巨大，需要探索適合本地的落地模式。

北京近期試點的“醫保創新藥械直通車”平臺也是一次富有針對性的嘗試。該平臺依托信息化手段，將藥企、醫院和患者三方串聯起來，提供藥品庫存查詢、用藥預約申請等便捷功能。

在全國層面的推動，專家建議應建立更精細化的分類支持政策。例如，對于突破性療法認定的藥品，可實行更優的支付標準和考核豁免；而對于改良型創新藥，則需更嚴格的價值評估。

長期而言，三醫聯動（醫療、醫保、醫藥）改革的深化是根本出路。只有當醫院不再為“省錢”而糾結，醫生能夠純粹基于病情需要選擇最佳藥物，患者不再為藥價而焦慮時，創新藥才能真正暢通無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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