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但它還是發生了！

　　據澎湃新聞2026年3月15日報道，云南硯山縣楊姓村民買豬后在家私宰，自留16斤，剩余342.8斤在村口擺攤售賣，因未檢疫、無檢疫章、無檢疫證明，被縣市場監管局處罰：沒收貨值3767元的全部豬肉，罰款5000元。

　　為什么農見度曾天真地以為這種事不會再發生了呢？

　　因為2024年7月8日，最高人民檢察院負責人在新聞發布會上表示：實踐中對一些小攤小販、小微企業的行政處罰違反“過罰相當”原則，處以高額罰款，既不符合法律精神，不符合公平正義的要求，也損害了當事人的合法利益，甚至嚴重影響了當事人的生產生活，不利于他認識錯誤、改正錯誤，建立對法治的信賴，檢察機關應當依法開展法律監督。

　　這樣的表態，旗幟鮮明地反對小過重罰。當時，農見度迅疾組織了一篇重磅評論《小過不重罰：要法律效果，更要綜合效果》，刊發在7月9日的農民日報頭版重要位置。明確提出：“行政執法所追求的，不是為罰而罰，不是單一的法律效果，而是一種社會綜合效果。在這種綜合效果里，既包括對人民群眾舌尖安全的守護，對市場運行的規范，也包括對被處罰人的說服教育，對公眾的有效普法，更包括在經濟下行環境下對小商小販、小微企業的人性關照。”

　　當時，農見度以為，有最高檢的權威表態，那種賣5斤芹菜被罰6.6萬、 賣14元芹菜被罰5萬、賣180元羊肉被罰10萬、無證賣涼拌黃瓜被罰5萬，這類事再也不會發生了。

　　二

　　但為什么這樣的事還是發生了呢？

　　事情的復雜在于，市場執法人員，他們高舉的是法規寶劍，嚴格執法天然有正當性。你只能說他們的執法不合理、不合情、不合適，但不能說他們不合法。在合法的大義之下，其它都可能是小節、細節，最多是尺度把握問題，是執法方法問題，是工作態度問題，一般出不了大圈，犯不了大錯。即使引發輿情挨了批評，也到不了摘帽子、丟飯碗的地步。

　　但最高檢的態度也還是產生了作用，就說這次云南硯山縣的案例，執法人員揪住農民的小過重罰，聲稱已經看農民可憐，從輕發落了。確實，頂格處罰要罰10萬，現在只罰了5000，相對于頂格，已經是很輕很輕的處罰了。但問題是，豬肉值只有3767元，罰款加上被沒收的豬肉值，處罰已經是230%了，而且豬肉未實際賣出，并未產生實際危害，顯然過罰比例失當。此事完全可以按照有關執法要求首違不罰、小錯不罰，補辦手續，對當事人批評教育，甚至可以以此為例，在村中搞一個以案說法現場活動，必然會產生良好普法效果和社會綜合效果，怎么著都比一罰了之要好得多。那樣生硬處罰，雖然罰了幾個小錢，其綜合效果并不佳，唯一的普法效果也會被農民的怨氣所抵折。難怪孔老夫子當年就說過，“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意思就是， 用政令和刑罰強行約束，百姓只會為了免罰而順從，卻不會產生羞恥感。用道德引導、禮義規范，才能從百姓內心喚起良知，讓他們知恥且會自覺遵從。

　　何況，七八千塊錢對政府來說算不上什么錢，但對農民來說，意味著一年可能白干了，還要搭上家庭名譽損失，如此一來，不就徒添社會怨氣嗎？何其不值！即使農民今后不敢了，也是因為怕罰款，而不一定是對錯誤的真實認知。

　　這些年這種事一再發生，也一再引發輿情批評，以致輿論都幾乎出現信息疲勞。很多觀點都批評小過重罰的普法效果不佳，綜合效果有差，但其危害性還不止于此。為什么？因為它對宏觀施政會產生磨損，影響農民所感。本來，國家正在推進鄉村全面振興，殫心竭慮改善農民境遇，好政策累積了好形象好口碑。但這些小過重罰的個案輿情，其負面影響的溢出效應不容置之不理。說到底，還是具體執行政策的人在觀念上體會不到政策用心，執法隨意不走心，在政績觀上出了問題。

　　
三

　　如何在政績觀上不出問題呢？作為一個與農民打交道的干部，對農民好一點是基礎。那怎么對農民好一點呢？

　　第一，要把農民當一個平等的主體，不要罵、不要訓、不要瞧不起農民。這一條要求不算過分吧？農見度曾在《農民幾何》一書中對此作過討論，如：《《我們為什么不能教訓農民？》，農民雖然窮，知識水平也不如你，社會地位更與你天差地別，但農民一樣有尊嚴，一樣有被尊重的需求，甚至正是因為方方面面不如你，惟有尊嚴是他可以與你平等的方面，所以反而對之更強烈、更敏感。如果你對此感覺遲鈍，甚至無感，甚至不當回事，甚至還故意把對方的尊嚴在地上踩，那你就永遠無法獲得農民的信任，引起農民的反感，自然也就談不上做好農民工作，哪怕是對農民有利的事，你也未必能做好。

　　第二，要把悲憫農民作為為人底線，心中每念農桑苦，耳里常聞饑凍聲。官員首先是人，衡量一個人是不是好人，看他有沒有同情心就是了。齊宣王不忍殺牛，是因為他看到牛恐懼發抖，就把牛放掉了。孟子由此勸說他推恩及于百姓。一個有不忍之心、惻隱之心的人，具有仁政之根，是不會視他人的悲苦而無感。做農民工作，本然地知道農民生活的苦與難，想想自己過什么日子，看看農民一塊錢捏得手心發汗，或者，看看自己的孩子上學又送又接，農民的孩子呢？再不濟，也可以想想自己是不是從農村出來的，自己小時候過的什么日子？父母當年的光景還沒忘記吧？你要是一個有良心的人，你就不會對農民的艱難無動于衷，你還怎么忍心在農民背負的大山上再加一根草？一根草都不可以，何況你變成農民的大山。心中有農民苦，眼里有苦農民，你做人做事，就會由衷地對農民好一點。

　　第三，要把善待農民作為為官基線，衡量一個官員是不是好官，有很多標準，但一個基線是他能不能善待農民。何謂善待，凡事要看對農民是不是有利？會不會對農民不利？如果對農民的利益有增加，就加緊干，如果對農民利益有損害，那就堅決不能干。這就是決策的農民傾向，就是一切以利農為中心，就是對一切傷農的事堅決說不。這是善待的一個方面。善待的另一個方面是包容農民的小不然之，對農民的一些問題，包括一些無心之失和認知導致的錯誤，要在包容的前提下幫助農民認識錯誤、改正錯誤，絕不可不教而誅，一上來就掄起大棒子，比如就不能對農民小過重罰。農民雖然文化水平不高，但你是不是真心對他們好，他們還是明鏡似的，如果你對他們的小過，明確指出、嚴肅批評，但處理從寬甚至不罰，那農民對其過錯的認識會到骨子里，對你的感激也會到內心里，對其他人也都有警示作用，對社會祥和都是助益。何樂而不為？為善最樂，對農民好一點，你的胸中會長繞祥和之氣，你的福氣也在潛滋慢長。

　　第四，要把幫助農民作為為政本線，這是對農民好一點的根本。“三農”工作是重中之重，是施政的中心工作。當前國家正在推進鄉村全面振興，就是從根本上改善農民的生活境遇，提高鄉村的發展水平。作為一個面對農民的一線工作者，除了在大政上堅決落實國家的方針外，還要在結合本地實際上下大功夫，推出含金量高的具體政策，切切實實地把本地農民的生活搞好，幫農民過好日子。與此同時，在一些具體事情上也要幫助農民，比如，對農民的一些難處、煩處、痛處，要有所感、有所應、有所解。即使自己權力不及，也要在力所能及的范圍幫助農民，起碼不傷害農民。也就是說，一切以幫助農民為本線。

　　看一個官員對農民的態度、對農民的行為，就庶幾可見這個官員的人德、官德、政德，某種程度上也可以看到他到底能走多遠、走多久。衡量一個人是不是好人、一個官員是不是好官、一個施政是不是良政，看其怎么對農民即可。

　　四

　　桐城姚文然先生，曾有一副對聯：“但覺眼前生意滿，須知世上苦人多”。一個官員心里如果沒有苦人，則絕不是一個好官。

　　由此，農見度想起曾經有建言提出，當前從事“三農”工作的一些干部，對“三農”實際不了解，對“三農”政策不熟悉，對農民沒什么感情，要加強他們的學習教育。

　　此其時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