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更富有更睿智更快樂》

鄧普頓親歷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美國30年代的大蕭條、70年代的大熊市、1987年的大崩盤……在至暗時刻，鄧普頓從沒有忘記，太陽依然會升起。

在股市哀鴻遍野之際，鄧普頓問自己一個關鍵的問題：我怎樣才能以極低的價格買入一只股票？他的回答是：“除非有人急于拋售，否則絕沒有其它因素能讓一只股票下跌至極低位置”。他總結：你必須在別人拼命想賣出的時候買入。

在該投資思想下，他多次逆勢抄底，成就了卓越的投資業績。如1939年，德國入侵波蘭，美國開始經歷有史以來最為嚴重的一次經濟大蕭條，在戰爭的號角越來越響之際，鄧普頓斥資1萬美元（現在約合18.3萬美元），逆勢買入股價跌至1美元以下的104家飽受詬病的美國公司。堅定持有5年后，這104只股票中有100只獲利了，賺的錢大概是本金的5倍。這也是他的發家史。

1954年，鄧普頓成長基金成立，隨后38年的時間里，該基金的年化收益率達到14.5%，即一開始投入的10萬美元最終增值到1700多萬美元……

90年代末，在接受媒體作家威廉·格林采訪時，85歲的鄧普頓將他60多年的實踐經驗總結成6條指導原則。

01

鄧普頓六條投資原則

第一，避免情緒化。

“大多數人在投資時會被情緒誤導。他們在獲利豐厚時過于粗心樂觀，在損失慘重時變得過于悲觀和謹慎。”鄧普頓認為，資金管理者提供的一項主要服務是，幫助客戶“擺脫這樣的情緒主義。這是導致我成功的一個重要因素”。但鄧普頓并不只是避免掉入自身情緒的陷阱，他還利用了其他投資者任性的情緒，在他們不合理地看跌時從他們手里買入股票，在他們不合理地看漲時把股票賣給他們。他說：“在其他人絕望地拋售時買入，在其他人狂熱地購買時拋出，做到這一點異常因難，但能獲得最大的回報。”

無論是選擇職業、挑選股票，還是決定在哪里定居，鄧普頓都會權衡考慮各種因素。在搬到萊佛礁之前，他拿出了幾張紙，在每張紙的頂部都寫上一個地名，然后在下面列出每個地方的優點，他強調說：“整個過程是不受情緒干擾的。”

第二，意識到自己的無知。

意識到自己的無知，這“可能是比情緒誤導更大的問題……有如此多的人得到一點消息就貿然買入，他們真不了解自己買的是什么”。記住這個簡單的事實：每一筆投資交易都涉及兩方：一方很有可能事先掌握了最豐富的信息。交易前要做大量的工作，要開展大量的研究和調查。

鄧普頓聲稱，勤奮對他的成功所起的作用要比天賦大得多，他經常說，他打算多打一些電話、多進行一些會談、多做一些研究旅行。他也致力于終身學習。他說，年輕時“我四處尋找一切關于投資的書面資料，現在我仍在這么做”，甚至在他80多歲的時候，他還說：“作為一名投資者，我每年都在努力拓展知識面。”

鄧普頓認為，業余人士和專業人士都必須摒棄這自欺欺人的信念：獲得優異的投資業績很容易。“即使是專業人士，也鮮有人能做到這一點，所以投資之道就是問自己：‘我比專業人士更有經驗和智慧嗎？’如果做不到這一點，那你就不要自行投資，找專業人士為你投資更好。不要過于自負，不要認為自己會比專家做得更好。”

第三，為避免受自身弱點的影響，投資組合應多樣化。

據鄧普頓測算，他在職業生涯中至少做出過50萬個投資決策。多年來，他一直詳細記錄著他給客戶提供的股票買賣建議。這些記錄揭示了這樣一個令人不安的事實：他約有三分之一的建議是“不明智的”。他總結說，投資非常困難，最優秀的投資者也應該認識到，無論他們多么努力，他們的決策正確率也不會超過三分之二。

控制好自我和風險敞口。“不要把所有的錢交給任何專家，不要把所有的錢投入任何一個行業或任何一個國家。沒有人能聰明到穩賺不賠的程度，因此明智的做法是投資多樣化。”

值得關注的是，鄧普頓還在接受《杰出投資者文摘》中提出，所有的資產都有風險——特別是現金。長期看，生息資產比現金，黃金，古董或其他資產更容易保持其價格。

鄧普頓建議，普通投資者至少持有5只共同基金，每只基金都集中投資于金融市場的不同領域。他補充說，研究基金經理過去的業績很有益，但這并不能保證基金經理未來的持續成功。再次強調，我們要實事求是地了解自身知識的局限性：“不要太自私自大，不要以為你知道誰會預判精準。”

第四，成功的投資需要耐心。

鄧普頓在二戰爆發時買入了美國公司的股票，他雖然知道這些股票非常便宜，但他無法預測市場會花多長時間才能認可他的看法。他的優勢不僅在于他具有超群的洞察力，而且還在于他愿意忍受年復一年的痛苦煎熬，直到形勢發生預期的轉變。

鄧普頓熱愛數學，這使他更加堅信，保持耐心是有益的。為了說明這一點，他提到了1626年荷蘭移民花24美元買下曼哈頓的故事。他說，如果美洲土著賣家以這筆錢進行投資，每年的收益率為8%的話，“今天這筆錢的購買力將遠遠超出曼哈頓的總價值，包括上面所有的建筑”。鄧普頓把這視為解釋基本金融原則的極端例子，“為了得到好的投資結果，你要能沉住氣”。他警告說，“幾乎所有的”投資者都“太沒有耐心了”，他補充說，“那些一年調一次倉、不停地以一只基金轉換到另一只基金的人更多的是基于情感而不是事實行事。”

第五，低點買入。

尋找便宜貨的最佳方法是研究過去5年中表現最糟糕的資產，然后評估造成這些困境的原因是暫時性的還是永久性的。大多數人都會本能地被那些已經獲得成功并廣受歡迎的資產所吸引，無論是一只猛漲的股票、基金還是一個快速發展的國家。但是，當資產的價格已經反映了其光明的未來時，投資它可能是愚蠢之舉。

第六，不能盲目跟風。

鄧普頓說：“作為一名投資者，最重要的是不能盲目跟風。”20世紀80年代，鄧普頓基金會出版社出版了永恒的經典著作《大癲狂：非同尋常的大眾幻想與群眾性瘋狂》(Extraordinary Popular Delusions and the Madness of Crowds)，這本書是查爾斯?麥基（Charles Mackay）于1841年寫成的，講述了郁金香熱潮和南海泡沫的歷史。鄧普頓在這本書的前言中為防止瘋狂的投資行為提供了一劑良藥：“投資者避免大眾幻想的最好方法是不關注前景，而是關注價值。”

他建議，投資者應根據一系列具體的估值指標，包括公司的市價與每股銷售額、每股資產凈值以及過去5年的平均每股收益之間的關系，做出實事求是的判斷。這種對“投資基本價值”的“批判性分析”能起到防范“群體性癲狂”的作用。

另一方面，鄧普頓多次強調，眾口一詞的投資注定是平庸的。如果大家買了同樣的股票。最后的結果是肯定無法取得超出一般的業績。“只有你和大眾不一樣時，才能獲得杰出的投資收益。如果十個醫生告訴你吃某種藥，你最好還是吃這種藥。同樣，如果十個工程師告訴你用某種方法修建大橋，那你最好用那種方法修建大橋。但在選擇股票時，眾口一詞是非常危險的。如果十個證券分析師告訴你買入某類資產，記住遠離它，它的股價必然已經反映出其受歡迎的程度。”

02

悲觀情緒和經濟衰退蘊藏著機會，

要從心理和財務準備好抓住這個機會

值得注意的是，鄧普頓在1992年2月14日接受美國《杰出投資者文摘》的采訪時，旗幟鮮明地指出：“不要等到經濟周期反轉時再行動。那時已經太遲了。”彼時，美國宏觀經濟持續向好，股市也進入了爆發期，從1990年到1999年，美國股市上漲了三倍多。

鄧普頓稱，“我不知道什么時候股市的下跌趨勢會結束，我從不知道。如果我有那么聰明的話，我肯定比現在富有多了……我總是試圖預測經濟周期和市場周期，但我們的投資業績與我的預測并不相符。”

他表示，目前為止，還沒有找到預測準確率超過60%的機構或人。所以，他們并不把這個作為一個主要的投資策略。但是，他堅信肯定會有反彈。“我們知道，每個熊市之后都會緊跟著一個牛市，我們知道每個經濟衰退期之后都會緊跟著經濟繁榮期，我們知道每個企業都會達到頂峰，股市也一樣，我只是不知道具體的時點。”

他總結，如果你等到經濟周期好轉時再買入，就已經失去了大部分的上升空間……如果你打算在市場底部買入，必須在其他人還沒有看到好轉的跡象時進入市場。

而對于熊市，鄧普頓表示，他們一直在試圖讓客戶為熊市做好心理上和財務上的準備。“我們不知道什么時候熊市會來臨，但我們知道每隔12年至少就有2次熊市。”而他們是歡迎股價的大幅波動。在他看來，大幅震蕩會困擾某些投資者，但他們來說，這種大幅震蕩增加了其提高投資業績的可能性。

03

人們要學著忽略悲觀情緒，

學著忽視媒體

值得注意的是，在美國90年代的大牛行情開啟伊始，1990年7月至10月，美國股市還一度暴跌20%。當時，鄧普頓表示，從未見過投資人像1990年10月那樣悲觀。即便在1992年時，市場雖然不再像過去那樣悲觀，但市場上還是有很多悲觀主義者。“這是不難發現的，不管是在報紙上、電視上或者僅僅是與專業投資人聊天——許多人對未來仍然充滿了恐懼。”他補充。

他認為，如果市場上充斥著悲觀情緒，那便是買入股票的好信號。“這說明你的投資是相對較安全的。熊市從來不會在恐懼時啟動，熊市總是在市場高度樂觀時出現。我不認為目前可以被稱之為過度樂觀，目前仍然有很大一部分人在反市場而行之——熊市論者。在商業界，預測明年會更好的人數是19年來最低的，國外也到處是悲觀的情緒，在一片悲觀聲中，正是買入的良機。”

鄧普頓認為，人們學著忽略媒體上的悲觀情緒。

他表示，信息的傳播在某種程度上增加了人的痛苦。“實際上，人性中有對大災難的盼望，面臨可怕事情的時候，人們會變得興奮。如果你想去賣報紙，在頭版上放些最惡心最可怕的事情會促進銷量。如果想讓人們觀看你的電視節目，也可以做相同的事情……我們現在可以暢通無阻地溝通，如果你想在信息溝通領域取得成功，必須去迎合人們這種喜歡可怕事情的弱點，現在，信息比我剛成為投資分析師的時候要多得多，那時沒有電視，也沒有關于投資的節目。現在，我們充斥著各種信息。結果是，我們被壞消息所圍繞，這種壞消息使人們變得沮喪。我們應當非常樂觀，我們比歷史上任何時候都要幸福。我們變得悲觀只是因為我們看到那些悲觀的事情。”

他相信，只有部分壞消息我們需要承受，當我們習慣了壞消息，會慢慢學會忽視它。而他也相信我們可以學會忽視媒體上的悲觀情緒。“這是歷史上第一次我們有如此多的機會共享各種信息，發生在亞洲的大災難、謀殺和其他類似的事情，如果放在50年前，我們可能根本沒有聽說過。但現在它們占據了報紙的頭版頭條。這帶來了悲觀的效果。最終它會逐漸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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