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2000年《炎黃春秋》

作者：孟凡（中央黨校理論研究室原副主任）

●胡喬木：“……這是馬克思主義的根本原理、根本常識。可是居然成為問題，在一些地方甚至成為不能討論的問題。這說明‘四人幫’的流毒還是多么嚴重地存在著。……”

●胡喬木：“……前一時期為什么有些同志對這個問題持反對意見？首先是林彪、‘四人幫’設置了許多禁區、禁令，不許人有不同說法，不許人按事實的本來面貌去說話。其次是權力過于集中的官僚主義，也就是通常的專制主義。所有問題都由一兩個人說了算。再次是，黨內是非不清，功過不分，賞罰不明，造成很多人不愿動腦筋，動腦筋反而會受打擊。……”

胡喬木同志對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前后持有相反的態度。

1978年5月10日《理論動態》第60期發表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5月11日《光明日報》以“本報特約評論員”名義公開發表，同日《人民日報》《解放軍報》全文轉載，新華社全文轉發。

之后，有一種說法：當胡耀邦同志在受到來自堅持“兩個凡是”的黨中央負責人的巨大壓力之際，6月20日，胡喬木同志曾到耀邦家對他說，這場爭論是黨校挑起來的，華主席已經不滿意了，再爭論下去要造成黨的分裂，汪東興已在講你代表哪個中央了，所以，應立即停止爭論。胡耀邦同志在當時不太明朗的局勢下也有過“冷卻一下”的考慮。

當時我是中央黨校理論研究室的副主任，分管《理論動態》的負責人。據我了解，耀邦同志從未向我們透露過喬木同志6月20日找他談話的事，也未聽他說過“要冷卻一下”的意思。在工作中他也未做過這樣的部署。但當汪東興同志對他和《人民日報》《光明日報》負責人嚴厲申斥并明確指出“下不為例”之后，很明顯，耀邦同志不會“硬頂著干”的。（所以，即使他有過“冷卻一下”的考慮也是不足為奇的。）耀邦同志組織觀念很強，在和我們《理論動態》編輯部的同志接觸中從未談論過中央領導同志的是非短長。6月下旬我曾去中央組織部向耀邦匯報各方面對真理標準問題討論的反應，當我談到：贊成的和反對的都出乎意外的強烈；形勢發展越來越向贊成討論的方面轉化、但阻力也不少時，耀邦同志說：“有不同意見是正常的，爭論不可避免。我也聽到一些不同意見，有的同志曾向我建議停止爭論。不同意見要聽，要分析，但形勢發展是不以個人主觀意志為轉移的。”這里所說的“有的同志”雖然不一定指的就是喬木同志，但可看出耀邦同志成竹在胸，結論也很明確，這是他對這場爭論持有不同意見同志的一次明確表態。（如果喬木當時確實對耀邦同志說過那些話，則是不足取的。）

1978年8月18日，耀邦同志在和《理論動態》組同志們的談話時透露，喬木同志在8月16日找過他，他曾就真理標準討論問題和喬木交換過意見，他對喬木說：“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個問題可大了，是關系到解除精神束縛的問題，不只是理論界的問題，更是關系到整個黨和國家命運的問題，是思想方法的問題，對馬克思主義的根本態度問題。要撥亂反正，首先要在這個問題上撥亂反正。”他還說：“我對喬木說，要有一個什么樣的精神狀態，什么樣的風格，要苦學苦干，還要敢想敢干。至于整個民族的文化程度不高、科學水平低，喬木談了這個問題，我同意這個看法。”從這次他和喬木的談話，可以看出他再一次提醒喬木要對真理標準問題討論的重大意義加深認識，也可以看出此時喬木同志并未對耀邦的意見再持強硬的反對態度。

吳江同志在他所著《十年的路》一書中說：在真理標準一文發表不久，他參加了社會科學院召開的一次會議，社會科學院院長胡喬木同志在那次會議講話中指責說：“如認為中央領導在真理標準問題上有分歧，那就是分裂黨中央。”吳江還說：“記得當時鄧力群同志也在場，聽后他也對我說：這話有些過頭了。”據我所知，這是指全國哲學社會科學規劃會議。我也聽參加會議的同志證實，喬木確實這樣講過。喬木同志為什么會這樣提出問題呢？后來我看到社科院印發的正式文件，才知道喬木同志在1980年6月28日中國共產黨社會科學院第一次代表大會的報告中，對此作了“自我批評”。他說：

“我想應該對我們自己工作里面的缺點進行自我批評。……有一次我說了幾句話，影響非常壞。就是在全國社會科學規劃會議上。這件事情一直到現在，大家都還記得，我也一直沒有忘記，我想我應該在這里說一下，把這件事情做一個了結。當時，關于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的討論，我說，政治局常委在這個問題上沒有分歧，說有分歧，就是造謠，就是分裂黨。我這話是非常錯誤的，錯誤很明顯。當時怎么會說這樣的話？是怎么回事？當時政治局常委確實討論過這個問題，大家都表示同意，是有這回事，這件事當然是一種表面現象。可是為什么我要說出那樣一些話呢？當時想利用這樣一個事實來反對有一些人當時不許進行這個討論，說這個問題中央沒有表態，意見不一致，不應該討論。這種情況，我當時指的就是中央宣傳部和上海市委宣傳部，他們就是采取這樣一個態度。我所說他們是造謠，是分裂黨，我的心目中是指的這樣一些人，可是這個話我不可說清楚，本來我就不應該這樣說，因為事實不能用這樣一種簡單的方法來描寫。因此，有這樣一種推理，不但不能夠幫助討論，反而會造成一種思想上的混亂。很多同志對我說這樣的話，表示非常不滿，很驚訝，為什么說出這樣的話來？！確實說話經常會不周到的，那么這次，這也是不應該說的。”

不少同志對喬木這個“自我批評”很不滿意，說他沒有把他對真理標準問題討論的真實思想講清楚，認為他這些話是名為維護黨的團結，實是維護當時堅持“兩個凡是”方針的中央領導立場的表露。其實當他作這個“自我批評”的時候，全國的大氣候，已經跟以前大不相同了。

1978年6月2日鄧小平在全軍政治工作會議上發表了重要講話，明確表示支持《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討論，特別是1978年12月中共中央召開了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喬木對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又表現了和以前迥然不同的鮮明態度，可以這樣說，在我當時所看到的有關同志的講話和文章中，喬木對討論的重大意義的評價比誰都高，對一些不正確的思想傾向的批評也比誰都嚴厲。例如，1978年9月13日他在全國哲學社會科學規劃會議預備會議的講話中就指出：“像真理要受到實踐的檢驗，馬克思主義要隨著歷史的發展而發展這樣的問題，完全不是什么新的發明創造，這是馬克思主義的根本原理、根本常識。可是居然成為問題，在一些地方甚至成為不能討論的問題。這說明‘四人幫’的流毒還是多么嚴重地存在著。馬克思主義者，包括社會科學工作者，就要同這種流毒作斗爭，批評這種流毒，肅清這種流毒。這是一個十分重大的政治任務，因為如不完成這個任務，我們黨不但在理論上而且在實踐上就不能前進一步。這就是這個討論的意義。如果這個問題的討論有什么背景的話， 這就是它的政治背景。”他說：“《光明日報》那篇特約評論員的文章，聽說本是外省的一位教師寫的，內容是宣傳馬克思主義認識論一個基本原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而且是毛主席特別著重宣傳和反復宣傳的基本原理，竟然會成為問題，這個事實本身，就說明進行這場討論是多么及時，多么中肯，多么必要，宣傳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都成為問題，難道還不要大聲疾呼嗎？！如果對這樣的問題還不大聲疾呼，而是袖手旁觀，保持沉默，明哲保身，那確實就像毛主席說的，這些同志自稱學的馬克思主義跑到哪里去了呢？這樣的社會科學工作者對于黨和人民還有什么存在的必要呢？是一個共產黨員不宣傳馬克思主義，共產黨員不宣傳馬克思主義，何必做共產黨員!因此，《光明日報》發表這篇文章，《人民日報》轉載了，這是完全正確的。”

毛主席在《五評蘇共中央的公開信》上寫道：“社會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

最近看到曾任喬木秘書的朱佳木同志的一篇回憶文章，其中引述了喬木在1979年11月中央工作會議的小組會上的發言，喬木希望那位中央主要負責人在會議結束時能談一下實踐是檢驗真理標準問題，對這次討論作出一個結論。他說，這問題本來是個理論問題，但在兩個意義上也是政治問題。第一，搞清楚這個問題，對于解放思想，搞好當前工作，加速四化建設，正確處理遺留的各種案件等等，都具有指導意義。第二，對這個問題的討論，絕大多數省、市和大軍區負責人都表了態，這也不是一般的理論問題了。“（見《當代中國史研究》1998年第2期）

喬木同志對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精神的傳達，我看到兩個版本，一個是1979年2月3日《中國社會科學院簡報》第3期印發的喬木1月份在全院大會上的報告（摘要），喬木說：

“在思想路線方面，會議充分肯定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討論。會議認為，這是關系到黨和國家命運的大問題。如果不承認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我們黨就不能前進，就要脫離實際，脫離群眾，黨就要失掉生機，我們就要亡黨亡國。前一時期為什么有些同志對這個問題持反對意見？他們的思想受到了一些原因的影響，發生了僵化和半僵化現象，這是在一定歷史條件下形成的。首先是林彪、‘四人幫’設置了許多禁區、禁令，不許人有不同說法，不許人按事實的本來面貌去說話。其次是權力過于集中的官僚主義，也就是通常的專制主義。所有問題都由一兩個人說了算。再次是，黨內是非不清，功過不分，賞罰不明，造成很多人不愿動腦筋，動腦筋反而會受打擊。最后是，小生產習慣勢力，安于現狀，也是不愿意動腦筋的原因。針對這些原因，胡耀邦同志提出：林彪、‘四人幫’設置的禁區，還有哪些未打破的，要求社科院和其他單位提出清單，統統要打破。權力過于集中的現象要改變，要反對擁護權力過于集中的思想。”

第二個版本是1993年出版的《胡喬木文集》第二卷，收進了這一傳達報告，只在第三個問題中有一段講到思想路線問題。喬木說：“在思想路線方面，會議用了很多時間來討論，充分肯定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討論的重大意義，堅持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同志，在會上被認定是正確的，反對這一觀點的同志被認定是錯誤的。問題還不在于認定哪些同志正確，哪些同志錯誤，問題在于認定這是一個關系到黨和國家命運的根本原則。如果不承認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我們黨就不能前進，就要脫離實際、脫離群眾，黨就會失掉生機，我們就要亡黨亡國。”這一稿將第一稿700字壓縮到不到200字，增加了顯然是經過斟酌的“被認定”、“認定”的用語。

1979年12月3日中央宣傳部召開了思想理論工作座談會（也叫中宣部例會），由中宣部直屬各部門負責同志參加。會議注重討論理論務虛會后如何加強理論宣傳工作問題。會議由胡耀邦同志主持，他在會上講了話，插了話，胡喬木同志也在會議上講了話。值得注意的是，胡喬木在這次會議的講話較前一段的講話精神似乎又發生了變化。耀邦同志在談到理論務虛會以來理論工作的成績時，著重指出三年來“貫徹了中央提出的新時期理論工作、理論研究方向，大張旗鼓地宣傳了真理標準問題。這一宣傳和討論起了很好的作用，促進了思想理論戰線的發展，促進了全黨的思想解放，也就是進一步端正了思想路線”。

喬木在講話中未談及理論標準討論的重大政治意義和深遠影響以及這場討論的必要性，卻強調要從哲學的角度對真理標準進行研究討論，認為理論工作不要用爭論的方法而要以科學的態度來探討。他指出這樣兩點：“真理標準問題，我們認真從哲學角度出發來討論這個問題的文章太少了。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還沒有拿出好的文章來，還有這么一個邏輯，首先有個基本命題，然后馬恩列斯毛如何說，然后因此我們應該如何如何。誰如果反對這些如何如何……，真理標準要用實踐觀念作基礎，要從哲學角度認真分析、深入研究。既然是標準，就要有嚴格的科學定義。如果不嚴格，怎么能作為標準？列寧曾經講過，實踐的標準是這樣既確定又不確定。我們應當答復列寧提出的這個問題。我們要在討論當中真正弄清實踐標準這個問題。（作者注：列寧這句話出自于《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一書，講的是認識論的辯證法，因為真理是個發展的過程，實踐檢驗真理也要隨著事物的發展而發展，實踐檢驗真理也不是因此完成的。列寧已經講得很清楚了，還需要我們回答列寧什么呢?當時并沒有人以列寧的話來否認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因為列寧這句話，恰恰是在肯定馬克思這個原理時講的。）實踐標準這個問題的討論，從政治上講，得到群眾的稱贊，但從哲學深度來研究，我們做得很不夠。有這么一個口號：哲學為政治服務，教育文藝為政治服務，籠統講能否講清楚？這要看從哪個意義上講。我們建國三十年來，真正有分量的哲學著作，如果一年出一本，就應該有三十本，一年如果出十二本，就應該有三百六十本。但是能夠推薦出來的有多少？可能很少。我們不能走三十年來理論研究工作走過的道路和用過的方法，這個問題如果不解決，我們今后在三十年中就會遇到非常殘酷的問題，可以說是非常殘酷無情的問題。”他還說：“還有一個問題，理論工作可不可以主要用爭論的方法來寫論文？我認為不要都用爭論的方法。而一定要以科學的態度去探討，去研究、去解決、去答復大量的現實的問題，其中有的是歷史遺留的問題，有的是現在存在的問題。我們確實提出了許多正確的觀點，但是這些觀點如何去解決現實問題？我們在這方面還不能滿足。不光是報紙宣傳，報紙每天發表新聞和其他東西，理論宣傳和報紙宣傳有密切關系。我們現在的出版物還有許多帶有濃厚爭論的刊物，顯得我們理論工作做得不夠，這對理論不是一個好現象，在這個意義上說，可能就是所謂‘為政治服務’的口號。”（作者注：以上根據本人的記錄整理，并與印發的材料核對過）

真理標準問題要從理論上深入地闡明是應該的。但它首先是思想路線問題，是政治問題，這個導向是不能轉移的。特別是在上述這次會議召開的時候，正值對真理標準問題討論需要補課之時，堅持不堅持這個導向更是至關重要。因此，喬木同志這次講話，不能不引起與會同志議論紛紛，不少同志反映說：對照黨的三中全會對真理標準問題討論意義的高度評價，對照鄧小平同志歷來闡明和強調的，真理標準問題討論的性質是思想路線問題、是政治問題、是一場嚴重的政治斗爭，這場爭論爭得好，無可避免等一系列論述，胡喬木同志的講話在這個問題上的立場、觀點和他曾經一度申明過的態度相比顯然又后退了。

作者簡介

孟凡，曾用名孟繁繡，山東省煙臺市龍口市羊嵐鄉孟家村人，中央黨校理論研究室原副主任。1938年6月參加革命，1939年3月加入中國共產黨。參加工作后，先任北海專員公署教育視導員。1939年1月，調膠東第三軍二路，歷任軍區政治部敵工科干事，十三團、十五團敵工股長。1946年調華東軍區政治部聯絡部， 曾任調研科長、訓練處副處長。1949年上海解放后，任華東教育部視導處副處長、研究室副主任。1952年調馬列學院學習，1955年畢業后留校。曾任中央高級黨校校刊室副主任、理論研究室副主任。1982年12月離休，仍兼中央黨校圖書資料委員會副主任。 孟凡同志參加革命后主要做了三方面工作：一、1939年至1949年，在部隊從事敵情（日、偽、國民黨軍） 的調查研究和情報工作；二、1955年起，從事中央黨校的圖書資料情報工作建設，離休后仍為該項工作發揮余熱；三、從1977年8月起，從事中央黨校的理論工作，具體負責編輯《理論動態》，特別在思想政治和理論戰線方面做出了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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