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艾倫7200

從“別報新聞學”到“全球文科縮招“，從“學閥批判”到“武大論文事件”，近兩年文科危機話題頻頻闖入公眾視野，這種危機在AI的普遍應用下尤為明顯。信息檢索、知識儲備、寫作表達的門檻要求被持續降低，更多人能一探學術圈究竟在生產何種內容，甚至是參與被從前學術圈“壟斷”的議題討論中（如之前的紅樓夢索隱派討論）。直到最近張雪峰去世，對新聞學和文科整體的討論批判又掀起波瀾。

可以說文科危機已然是多方位且全球性的，它涉及人文社科知識本身、涉及文科學術建制、涉及文科學生的就業與再生產狀況。不少人提出了頗有見的分析，有學者認為從前的“文科熱“是經濟上行的標志，其生產了大量有著的“過剩精英”，他們的高預期在遭遇經濟不景氣時會迅速轉化為不滿，是潛在的社會不穩定因素；有學者認為文科學術的內卷，猶如經濟的金融化，一個自我循環的封閉體系，脫離現實地制造符號、吹大泡沫，始終難有出路。

但這些已經在江湖上功成名就的名角們，在臺上高屋建筑地大談文科怎么辦時，對于真正主動選擇文科專業卻面對困惑年輕人來說卻始終如隔靴搔癢，一些切身體驗上的困境卻難以言說。

他們仿佛站在一個十字路口。左邊是社科理論對于某種理想的承諾，右邊是當下對人文社科知識“無用”的自我懷疑。而身后，則是不存在的“文科生”的退路，關于就業與出路的現實焦慮。

他們很多人從前一度瘋狂地在理論中尋找答案，仿佛學習下一個新潮理論就能獲得通關秘籍。直到在符號游戲里打轉到厭倦，他們才重新反應過來厚重的經驗也是寶貴的知識來源。

為了回應這種困惑，筆者也試著回歸經驗，在訪談了幾位與自己相似情況的，主動選擇人文社科專業的00后年輕人后，我們試著綜合他們的心路歷程和同齡人見聞，呈現一些對文科危機問題的認識。

一句話總結，主動選擇人文社科專業學習的人都基本經歷了個“祛魅”的過程。

筆者發現不少朋友和自己一樣，對人文社科的學習熱情可以說都來源于并非自發性的心理苦悶。他們在初，高中的應試訓練過程中或多或少有著“不得志”的壓抑與創傷，它或是源自于最直白的成績問題，或是源于失戀，或是源于家庭變故等等。

可以說，我們確實是“溫室里的一代”——成長于經濟蓬勃的歲月，家庭條件大多不至于匱乏。然而，“溫室”的存在并非只為庇護，更是為了系統化地培育與篩選出“美觀的合格商品”。在這座溫室里，應試競爭異常嚴酷，家庭傾注大量心血與資源，而我們則長期處于被精細監控與修剪的狀態。很早我們就學會了一件事：必須充分展示自己，否則就會被標記為“次果”。

在這樣的環境中，我們對于“被看見、被認可、被賦予價值”的渴望格外強烈。也正因如此，一種深層的心理逐漸形成——我們不僅想成為“合格品”，更想要顯得“特別”，渴望在眾人之中脫穎而出，以此確證自己并非可被輕易替代的“標準件”。但是這種“特別”實際上也早就被系統標注好了，只有成績好的人才是特別的，而大多數人做不到這一點。

這些青春期的失意被疏導成了對人文社科的向往，我們潛意識中把它視作一條“救贖之路”——天真地認為，掌握了它，就能破解人際的困局與人生的謎題。于是我們開始主動閱讀，大量觀看互聯網的哲學科普視頻，投身與“鍵政”或者社群討論。但若干年后，當我們真的有機會在本科或者研究生階段接受到正式的人文社科教育后，盡管會覺得人文社科依然有趣，但是回頭看早已沒有了從前的魅力，這種“祛魅”是雙重的。

第一個層面上是知識上的“祛魅”。

學習文科理論的過程，猶如窺見了魔術師帽子里的秘密。經典的兔子魔術，精髓在于引導觀眾忽略那只早已藏好的兔子，而當兔子“奇跡般”出現時，收獲一片驚嘆。但我們的身份在從臺下看魔術的人，變成魔術師本人那樣日復一日重復這個把戲時，我們那只老搭檔兔子，心里會是無聊，還是恐懼穿幫的焦慮？

例如，在接觸諸如“涂爾干的自殺論”這樣的概念之前，那個標題本身都籠罩著一種近乎神秘的光環——它仿佛承諾了能揭開人類終極困境的本質，甚至暗含了“解決”之道，各種歐陸哲學、精神分析、西方馬克思主義理論莫不是如此。

這種仰視帶來的初始狂熱，讓我們每學一個新理論，都像練就了一層“神功”，自覺無所不能，并急于將一切人和事都納入理論的框架進行“理性分析”。就像是在玩卡牌游戲時，我們已經儲備埋伏了諸多陷阱卡，每當有人膽敢“侵犯”我們，可以會一張一張啟動這些理論做所謂的分析。

然而，深入學習的過程，恰恰是拆解魔術的過程：我們會知道了涂爾干所處的時代、他的問題意識、他的論證與局限。理論褪去了神光，顯露出它作為一種特定時代產物的平凡乃至笨拙的一面。我就像剛知曉魔術秘密的學徒，一方面覺得“不過如此”，另一方面又忍不住向所有人表演（炫耀）這個把戲。于是社科理論變成一種武器，我們向任何反對自身的人開火的武器。

第二個層面上是對于文科學術作為一種“天職”的圣神感的祛魅。

自古文科對知識分子的致命誘惑在于，掌握了某種知識形成了某種學術共同體，就可以擁有了超越世俗，替“神”言說的權力。哲學就是擁有了對“真理”的解釋權力，法學就是擁有了對“法”的解釋權力，在新聞學就是擁有了對“真相”的解釋權力，幾乎所有人文社科都可以找到自己對應的圖騰與老祖。

盡管回頭看這并不切實際，但對于年輕人的一腔熱情來說確實很有魔力，我們自己都在這種魔力的驅使下做過些過分單純的事。

筆者的訪談中一位曾在國外頂尖哲學專業就讀的朋友就分享了不少這類例子。他曾經有段時間癡迷于西方馬克思理論，讀了篇澳大利亞馬克思主義者題為“饑荒富裕和道德”文章后，開始篤信文中“除開必要的金錢，應該把其他自己有的錢都捐出去”的號召。

他開始撰寫哲學科普文章，做直播把收益捐出。但這一過程中他逐漸意識到這種理論宣傳并不有效，這個信念的堅持也讓他與家人的相處中也爆發了沖突。更重要的是他反應過來，很多理論一紙幾句，卻是要有人付出重大代價的，他最終覺得自己沒有資格要求別人這么做。

用他自己話說：“我開始厭倦來了理論之神突然上身，像薩滿一樣給凡人指點江山的感覺了。”他在迷茫時，也曾向某些西方知名學者請教，得到的只是一句剪短的“參加抗議”的回復，他當時只覺得無語。隨著愛潑斯坦案的發酵，這位知名學者也被傳出了與愛潑斯坦圈子有交集的八卦，如今他再回看過往有了另一番感受。

更多文科學生，在對學術圈的“草臺班子”和“江湖”有了切身體驗，見多了知識生產如何良莠不齊、泥沙俱下的自我循環，幾年的文科訓練摸爬滾打又面對慘淡的就業情況時，學術天國的圣神之感終究會被生活的壓力拉回塵世。

經歷了“祛魅”我們又將面回到那個終極問題面前：我們學習理論，到底想要什么？

近年互聯網知識生產野蠻生長，我們見過“入關學”、“贏學”、“斬殺線”各種亮眼的理論創造，運用引領風潮。在互聯網中的人文社科理論愛好者，我們如今似乎和影視、動漫、游戲或是任何領域愛好者差不多，每一個領域都有杰出的發問者、考據者、研究者。如果說從前是有什么權威，或者老百姓求著知識分子去關注現實、關注底層，那么現在各個領域的內容生產者們早就不糾結要不要得到那些“登味”知識分子關注了。

所以我們難以說出人文社科理論能給出什么優越的好處，我們只能確認一點：理論不應成為純粹為傷害他者、滿足理論自戀與暴力泛化的工具。同時，我必須老實地面對：理論經由自己——一個有著特定階層、經歷與情緒的人——來學習和使用，這本身就決定了理論的視角與局限。我們的動機，就是理論的起跑線。

這一切，最終指向一個樸素的結論：審慎。

更加審慎地面對自己：承認學習理論之初，可能夾雜著虛榮、焦慮或逃避。真誠地面對理論：將它視為前人思考的路標，而非放之四海皆準的真理符咒。

我們愈發覺得當前年輕人的處境是上一代人難以體會的，在市場機制方興未艾的時代確實是“撐死膽大，餓死膽小”，有沖和闖的激情，敢于向未來“貸款”，確實是被時代饋贈的重要特性。但在市場這臺理性機器已經充分延展，各領域內特定規律出現明顯細分差異的時代，面對種種神學式的進步觀念與炫目符號，我們需要更多的審慎，如實的面對現實。畢竟如今年輕人的試錯成本似乎確實相對更高了。

理論的終點，不應是營造一個“世人皆醉我獨醒”的孤立幻象。恰恰相反，在祛魅之后，在認識到魔術并無魔法之后，真正的思考或許才剛剛開始——它始于對復雜現實的敬畏，始于對他人經驗的傾聽，更始于對那個曾試圖躲在理論盔甲之后、脆弱而真實的自我的接納。

這條路，沒有神功秘籍，唯有笨拙的、反復的、面對具體生活的實踐。而這，可能才是理論留給學習者最珍貴的遺產。

該期文章導讀：

張雪峰身后，改革必須要刀刃向內了（見今天二條補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