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源性猝死是什么？

3 月 24 日中午 12 點 26 分，張雪峰老師在公司跑步后出現不適，被緊急送至醫院。遺憾的是，經全力搶救無效于下午 3 點 50 分不幸去世。醫院診斷，原因為心源性猝死。

一提到心源性猝死，很多人的第一反應都是“太突然了”。可能前一秒還在說話、走路、工作，下一秒就突然倒下。于是，不少人會覺得，這是一種完全沒法防、沒法救的事。但更接近事實的說法是：它確實來得很快，卻并不總是毫無原因；它確實非常兇險，但也并不是什么都做不了[1][2]。

先把最容易混淆的幾個概念說清楚。很多人會把“心梗”“心臟驟停”“心源性猝死”混在一起，其實它們不是一回事。通俗地說：

• 心梗更像“心臟的血路堵了”，也就是供應心肌的冠狀動脈突然阻塞；
• 心臟驟停更像“心臟的電活動和泵血功能突然出了大問題”，導致心臟不能有效把血泵到全身；
• 心源性猝死，通常是指由心臟原因導致的突然死亡，比如致命性心律失常，室顫、無脈性室速等，結果就是出現心臟驟停

所以從現場急救的角度看，我們真正面對的是心臟停跳了；如果沒有及時復蘇，就會發展為猝死[1][2]。

這也是為什么“心梗”和“心臟驟停”不能簡單畫等號。心梗有時會先表現為胸痛、胸悶、出汗、惡心等癥狀，持續幾分鐘甚至更久；而心臟驟停則往往會在極短時間內讓人失去反應、失去正常呼吸。需要注意的是，心梗可以誘發心臟驟停，但并不是所有心臟驟停都由心梗引起；許多心源性猝死的直接機制，其實是致命性心律失常。

這件事并不罕見。有研究曾估算，我國每年心源性猝死約 50 余萬例[3]。這個數字來自既往研究模型推算，未必等同于某一年的實時精確統計，但足以提示一個事實：心源性猝死并不是極少見的“離我們很遠的意外”，而是現實中需要嚴肅看待的重大公共健康問題。

“突然”并不等于“完全沒信號”

這是心源性猝死最值得被大家知曉的一點。一些患者在事發前數小時、數天，甚至更早，就已經出現過某些異常，只是這些信號常常不夠典型，或者被誤以為是“太累了”“沒休息好”“胃不舒服”“低血糖”。

常見的可能包括：胸痛或胸口發悶、心慌、氣短、活動后不適、頭暈、眼前發黑、接近暈倒，甚至短暫暈厥[2]。尤其要警惕的是：如果這些癥狀反復出現、在活動或情緒激動時加重、與既往狀態明顯不同，或者本身就有冠心病、心肌病、嚴重心律失常等基礎心臟病史，就更不能掉以輕心。

當然，這并不是說所有人都能提前收到“明確預警”。現實中，確實有一部分患者在出事前沒有特別典型、特別容易識別的癥狀。也正因為如此，心源性猝死才格外令人恐懼。更準確的理解應該是：它并非一定“毫無征兆”，而是征兆有時存在，卻未必明顯；即使出現了，也未必容易被當場識別。

真正決定生死的，往往是倒下后的最初幾分鐘。一個人一旦發生心臟驟停，心臟不能把血及時送到大腦，通常會在很短時間內失去意識。如果現場什么都不做，只是等待救護車，寶貴機會就會被迅速耗掉。美國心臟協會指出，心臟驟停后如果能夠立刻開始心肺復蘇，患者生存機會可增加到原來的 2 到 3 倍[4]。所以，這類事件最怕的，不只是發病急，更是身邊的人不知道該怎么辦。

圖源：深圳衛健委

AED 的加速普及

除了心肺復蘇外，AED 也非常關鍵。AED 的全稱是“自動體外除顫器”。現在越來越多的商場，地鐵站，小區門衛處也都能看到。它名字聽起來專業，其實可以把它理解為一種面向現場急救設計的“會提示操作的除顫設備”。它的設計目的之一，就是讓非醫務人員也能盡快參與搶救。打開設備后，通常會有清晰的語音提示；如果患者的心律不屬于可電擊類型，設備也不會盲目放電。換句話說，AED 不是只有醫生才能用的儀器，而是公共急救體系中專門為“第一現場”的普通人準備的工具[4]。

地鐵站中配置的AED

我愿意把它類比為公共場所里的滅火器——不需要專業人員，普通人也能學會使用的“滅火器”。平時你可能不會特別注意它，但真出事時，它是否在附近、能否及時找到、周圍的人會不會用，差別可能就是生與死。很多心臟驟停發生在醫院外，而不是醫院里，所以急救能力不能只停留在急診室，也必須盡量前移到機場、地鐵站、商場、學校、社區等更接近普通人的地方[5]。

比如我所生活的上海這幾年在 AED 普及上的推進我看到就非常快。上海早在 2015 年 9 月就開始在公共場所試點配置 AED。到 2025 年，上海又將居民小區和重點公共場所增配 AED 列入為民辦實事項目，當年新增 8190 臺，超過以往所有存量總和。公開信息顯示，全市 AED 總量已達 14000 余臺，配置水平超過每 10 萬人 50 臺[6]。

這意味著，AED 正在從少數大型交通樞紐里的“稀罕設備”，逐漸變成更多市民在生活半徑內就有機會接觸到的公共安全設施。此刻我也希望 AED 能加快普及全國。

除了“裝上去”還要“學會用”

2024 年至 2025 年，上海連續兩年把“培訓 8 萬名持證應急救護員”列入實事項目，兩年累計新增持證應急救護員超過 20 萬人次；僅 2025 年，圍繞新增 AED 設置點開展的配套培訓就達到 7 萬余人次[7]。事實上，2026 年這個項目也在繼續，我去年已經看完線上 1 小時的心肺復蘇和 AED 使用課。之后只要去線下接受培訓就能拿到急救員證書，原本前幾個月就該去，可惜工作太忙，下個月一定去掉。言歸正傳，AED 不是公共場所的擺設，它需要周邊人群具備一定的急救能力才能真正發揮價值。

有的人說“有錢人需要配備私人醫生隨時待命”。其實沒必要，因為我們每個人都可以是他人的“急救醫生”。要知道，上海在公共場所配置 AED 后，已經出現過多起成功施救案例。比如早年浦東機場就曾有旅客心搏驟停，在現場心肺復蘇和 AED 除顫后成功獲救；后來在社區、車站、學校等場景中，也陸續有類似案例[6][7]。這些案例最打動人的地方在于，站出來救人的并不一定是心內科專家，有時就是受過培訓的民警、老師、物業人員、社區干部，或者路過的普通市民。也就是說，AED 真正改變的，不只是設備數量，更是“第一現場有沒有人能立刻行動”。

另外，部分人對 AED 還有一種挺實在的顧慮：萬一我不會用，或者用了反而出問題怎么辦？其實，AED 的設計已經盡量把使用門檻降到了較低；而在法律層面，善意施救通常也受到相應保護。更現實地說，面對一個已經沒有反應、沒有正常呼吸的人，最危險的往往不是“做得不夠完美”，而是什么都不做。在心臟驟停面前，猶豫本身就會迅速消耗掉搶救機會。我說的不好聽一點，如果有一天我需要這樣的救助，施救者沒按斷我幾根肋骨，我都要懷疑他心肺復蘇有沒有做到位？是不是沒吃飽飯？而絕不可能因此責怪他。

關于心源性猝死，真正值得反復科普的重點，可能不是單純制造恐懼，而是讓更多人明白幾件事。

第一，它并不總是完全沒有征兆，尤其是反復胸悶胸痛、心悸、活動后氣短、暈厥或接近暈厥等情況，應當認真對待，必要時盡快就醫評估；

第二，一旦發生心臟驟停，最初幾分鐘是搶救的關鍵期，越早識別、越早呼救、越早心肺復蘇、越早使用 AED，生存機會越大；

第三，AED 不應只是醫院里的設備，而應成為城市公共安全體系中越來越常見、越來越容易獲取、也越來越多人敢用會用的基礎設施。

與其在張雪峰老師這樣的悲劇發生后反復感嘆“太突然了”，我們不如學會基本的急救操作，然后關注自己常去的公共場所 AED 的所在位置。因為很多時候，真正決定結局的，不是專家什么時候趕到，而是離患者最近的人，是否能在關鍵幾分鐘里立刻出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