寧高寧當上華潤的掌門人之后，華潤發展很好，2004年領導找他談話，想調他去北京執掌中糧，寧高寧有一些不愿意，畢竟他80年代MBA畢業之后就一直在香港華潤工作，人在一個地方工作久了就會產生依戀，要不佛陀怎么說不三宿桑下呢。

考察的領導對他說：“香港這么小的地方，你能在這里干嘛，北京看全國的空間多大啊。”

那是2004年，那時候的內地很多高考狀元放棄清華北大去港大，那時候的很多人看日韓都是仰視，覺得新加坡特牛逼，那個公知橫行的年代，哪怕是新西蘭，挪威都自帶高貴的光環。但是領導覺得香港是個小地方，什么國際金融中心，說來說去也就是巴掌大的地方，后來寧高寧去了北京之后也覺得香港待久了格局是會變小。

不同的人，站在不同的高度，看事物的想法就不同，有的人看現在，有的人看10年后，有的人看100年之后，這種差別會直接體現在個人的行為上。

比如2018年以后國內生產力迅猛提升，加劇了內卷，很多人覺得工作壓力大，于是跑到歐美去，像甜甜圈那樣的人走線潤去美國，變成現在這個鬼樣子，根源是他的眼界太窄，智商太低，閱歷太淺，人又固執不會轉變。

十年前美國對我們步步緊逼的時候，有了“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這句話，還提到了文化自信，制度自信。當年很多人都不信，覺得是畫大餅，打雞血，現在應該都相信了吧。這就好比在革命低谷期林帥困惑“紅旗還能扛多久”，而教員說“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幾年前在俄羅斯的一次大會上，有人問普京有沒有什么建議可以給到我們，普京思考了一會說中國人很厲害，他們把什么都想到了，不需要我們的建議，如果中國人問我們建議，大概是他們謙虛的表現，或者故意裝作他們還不清楚。

原話記不得了，大概意思就是這樣的。其實普京看中國也片面了，他接觸到的都是中國大格局的人，這些人是戰略家，如果讓普京接觸一下中國金融領域的人，評價可能就會反過來。

中國制度不同于西方，文化高于西方，歷史更有厚度，軍事實力更強大，工業體系斷崖領先世界，全民精英教育，神州14億堯舜，西方飲食在我們看來就是垃圾食品，西方書籍信息密度低，西方人頭腦簡單大局觀不強，西方大部分東西在我們看來都是低級的，低維度的。

但是，我們在全面學習西方金融。整個金融體系全部跟著西方敘事走，美國人炒什么概念，國內就炒什么概念，這是不行的，這種路徑依賴沒有出路。

西方奉行的是小政府大市場，中國幾千年的歷史經驗表明，一旦政府權力弱了，財富就會往少數人集中，巨大的貧富分化引發社會危機，導致農民起義，改朝換代。所以中國必須要改革生產資料的所有制，要讓國有資本占據一定的比例，最好能讓創新和穩定達到一定的平衡。

馬克思的《資本論》和亞當斯密的《國富論》是兩套不同的邏輯，馬克思是站在人類幾千年歷史發展的角度思考經濟，而亞當斯密是站在個人的角度思考經濟，這就好像站在香港看世界和站在北京看世界，是兩個完全不同的世界。

站在香港看世界，就是西方領導世界，資本主義，金融至上，島民的局限；

站在北京看世界，就是人類命運共同體，共同富裕，人民有追求美好生活的權力，大國格局。

現在伊朗換了最高領袖之后，整個伊朗的精神面貌都變了，以往的軟弱一下變得強硬，我在2月28號的文章《》中說只要伊朗不妥協，把美國一直拖住，美國的金融危機就會爆發，最后伊朗成了地區霸主。

現在看來這個可能性越來越大，伊朗越打越猛，把戰線已經延伸到了伊拉克，黎巴嫩，也門，整個中東都會亂起來，最終把以色列打掉。隨后就是北約解體，美國退守北美，日韓完蛋，歐洲所有精力都用于對抗俄羅斯。

中東的天變了，石油美元崩盤了，全球貨幣體系就會跟著崩盤，從這個角度來說 ，全球的經濟危機躲不過去，而且是比1929年還猛的經濟危機。

站在資本主義金融的角度看，就好比災難片《2012》，會感到恐懼，想要躲起來。但是站在社會主義金融的角度來看，這難道不是百年未有的大機會嗎？

中國金融的出路在哪里？

這首先要取決于我們站在什么地方，以什么立場看待這個問題。如果站在資本的角度，那就希望減少限制，徹底放開，大魚吃小魚，自由市場。

如果站在人民的角度，就需要加強監管，避免大起大落，限制大資本無限發展。

如果站在歷史的角度，就需要擴大國有資產比例，引導中國資本出海抄底海外廉價資產，中國金融脫離西方敘事，真正走向社會主義特色金融。

中國金融最需要改革的是什么？

我感覺是立場，是信仰，當信仰變了，站的立場換了，很多具體的措施執行起來就非常迅速，這是主動求變，而不是擠牙膏是的碰到一個改一個。

要把格局提起來。

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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