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江大河，歷來被視為國家血脈與文明搖籃。作為中華民族的母親河，萬里長江的興衰榮辱與國家命運緊密相連。撫今追昔，復盤治水，新時代長江大保護的十年經略，明顯超越了傳統意義上的水利工程或環境整治范疇，生動詮釋了治水與治國的歷史辯證法，直觀展現了“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理論張力，是理解新時代我們黨治國理政思想高度與實踐力度的一扇關鍵窗口。

圖/中經視覺

治水安邦

一部治水史半部治國史。古往今來，治國必先治水，治水方能安邦，治水始終是文明存續與國家治理的關鍵命題。

治水智慧奠定文明根基。大禹率眾“疏川導滯”奠基夏朝，李冰父子“乘勢利導”成就天府之國，鄭國渠“溉澤鹵之地四萬余頃”奠定秦統一六國經濟根基，東漢王景“筑堤束水、河汴分流”換來黃河八百年安瀾。這些治水案例，體現了道法自然、天人合一、與水共生的治水智慧及水利工程與文明發展的綁定關系。

治水失序引發文明危機。中國古代水利失修、河道淤塞常與王朝末期吏治腐敗、社會矛盾激化相伴而生，成為壓垮政權的“最后一根稻草”。北宋“三易回河”，因過度依賴人為干預、忽視自然地理規律，最終導致工程失敗而加劇經濟社會危機。明清河工低效治理形成惡性循環，致使民生凋敝從而加速政權崩塌。從域外治水看，美索不達米亞平原因灌溉不當導致土地鹽堿化，成為古巴比倫文明衰落的重要誘因。古羅馬帝國后期水利工程荒廢，加劇了糧食危機與社會動蕩。蘇聯忽視咸海生態治理引發區域民生災難，成為解體的誘因之一。“萬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養以成。”如果對自然規律不能科學認知與理性尊重，不能形成“天人相分、天行有常”的治理體系以應對復雜水問題，必然動搖政權根基。

以歷史為鏡鑒。系統性思維是核心。成功治水需統籌自然規律與社會需求，碎片化治理容易導致生態反噬。民生為本是根基。水利工程應當服務民生福祉，脫離民生的江河治理終將造成惡果。法治保障是關鍵。制度剛性約束往往決定治水成敗。唐代《水部式》作為現存最早的中國系統化水利法典，以分水制度規范社會秩序；金代《河防令》體現了對責任追究和獎懲措施的共同關注，為現代河長制提供了歷史借鑒。

長江煥新

新時代以來，長江大保護工作深入推進，長江流域生態環境與經濟發展實現雙重轉型。從當下來看，扭轉了“以鄰為壑”的傳統痼疾，終結“各自為政、污染轉嫁”的歷史循環；重構了人水關系，實現從“開發掠奪”到“和諧共生”的文明躍遷；變革了發展范式，破解了“化工圍江”頑疾，有效推動了長江沿線綠色發展轉型。從長遠來看，為中華民族永續發展夯實了生態根基、優化了空間格局、積蓄了綠色動能、凝聚了磅礴力量，是復興偉業不可或缺的行動自覺與堅實基礎。

生態退化態勢根本扭轉。沿江城市黑臭水體基本消除，長江流域水質優良斷面比例從2016年82.3%提高到目前的超98%，干線連續五年全線保持Ⅱ類水質。實施“十年禁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體化保護和修復工程，水生生物資源和生態多樣性恢復向好。長江流域生態環境質量實現歷史性改善，越來越多的標志性物種回歸公眾視野。2021年至2024年，長江流域累計監測到土著魚類344種，比禁漁前增加36種，長江江豚種群數量穩定增長，分布范圍持續擴大。

發展動能實現綠色轉型。關閉搬遷化工企業超千家，沿江建成世界最大清潔能源走廊。綠色航運加快發展，三峽水運新通道樞紐擴能、智慧航道建設等助推航運效能不斷優化，長江干線基本形成現代化“黃金水道”并穩居世界內河航運量第一位。綠色低碳產業、高新技術產業占比顯著提升，培育出電子信息、高端裝備等五大世界級產業集群。湖北興發集團累計拆除價值13.58億元的臨江生產裝置32套，轉型發展高端材料產業，實現產品“從論噸賣到論克賣”的價值躍升，實現了創新驅動全面起勢、生態和經濟協調發展。

區域發展格局不斷優化。長江經濟帶發展戰略深入實施，東中西互動合作加強，11省市重點產業有機互融，區域融合實現重大提升。中心城市輻射帶動作用增強，綜合立體交通走廊建設加速，要素流動更加暢通，上中下游協同發展態勢顯現，長江經濟帶成為暢通國內國際雙循環的主要通道。《長江經濟帶協調性均衡發展指數報告（2023—2024）》顯示，長江經濟帶區域協調性均衡發展水平繼續優化，發展指數的中位數已由2019年的0.8325提高至2022年的0.8512，提升了約2.25個百分點，呈現“總體向好、結構分化”的態勢。

人民中心立場生動彰顯。將解決突出生態環境問題（如黑臭水體整治、岸線修復）作為重大民生工程，長江大保護十年間，開展長江干流岸線利用項目清理整治，騰退長江岸線162公里，諸多“幸福河湖”工程惠及億萬人民。截至2025年三季度末，14.2萬名有勞動能力且有就業意愿的退捕漁民全部實現轉產就業，符合參保條件的22萬名退捕漁民全部繳納基本養老保險，已有6萬名退捕漁民到齡領取養老金，實現“上岸穩得住、轉產能致富”和“應幫盡幫、應保盡保”。新增大量濱江公園，將生態修復轉化為群眾“家門口的幸福”。

貢獻方案

長江大保護的系統性經略，是新時代我們黨治國理政宏大敘事中的標志性篇章，蘊含著從歷史縱深走向未來圖景的理論清醒、戰略抉擇和深邃智慧，為人類超越工業文明困境、邁向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生態文明新階段貢獻了中國方案，其當代價值璀璨多維。

理論價值。長江大保護以“天人合一”的東方智慧平衡發展與保護，以“系統治理”的辯證思維打破區域壁壘，以“共建共享”的民本理念凝聚治水合力，推動流域環境治理范式變革，成功跳出“生態赤字—治理失效”的惡性循環，初步探索出一條在發展中保護、在保護中發展的綠色現代化新路。它生動融合中華治水文明與馬克思主義方法論，確立“節水優先、空間均衡、系統治理、兩手發力”的治水思路，將“自然生產力”理論具象化——“保護生態環境就是保護生產力”，實現了馬克思主義自然觀和發展觀的時代化發展，是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的生動實踐與理論結晶，標志著黨治國理政理念在生態維度的重大躍升，展現出前所未有的歷史主動性和戰略前瞻性。

實踐價值。打破“環保拖累經濟”的誤區，以長江流域為超級實驗場，創造性提出“中醫整體觀”治江策略，實現了江河治理能力的時代躍升。一方面，力求對癥下藥，藥到病除。摒棄“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碎片化模式，從生態系統整體性和長江流域系統性出發，將長江視為有機生命體，統籌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統治理，推動上中下游加強協同聯動，增強各項源頭治理舉措的關聯性和耦合性；另一方面，力求既治已病，也治未病。堅持把修復長江生態擺在壓倒性位置，確立“生態優先、綠色發展”“共抓大保護、不搞大開發”的18字治江方針，明確優化開發、重點開發、限制開發、禁止開發的空間管控單元，建立健全資源環境承載能力監測預警長效機制。同時，推動河湖長制全面覆蓋，探索實施跨省生態補償機制，實施“四統一管理”等創新機制。上述成功實踐驗證了綠色發展的可行性，為超大流域治理、區域協調發展、綠色低碳轉型發展提供了系統性解決方案。

制度價值。從制度上有效規避歷史覆轍風險，通過系統性法規、健全規劃體系等頂層設計強化流域治理。我國首部流域法律《中華人民共和國長江保護法》確立“流域統籌、統一治理”原則，形成“1+N”規劃政策體系和“4+1”工程指導意見，建立跨11省市協同機制，實行最嚴格的生態環境保護制度，為現代化建設提供生態根基、經濟動能與制度范本。這種國家主導的科學治水模式，不僅推動了生態優先、綠色發展與國家戰略的深度協同，還從生態安全、經濟轉型、創新治理等維度賦能中國式現代化，印證了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的正確性，不僅為中國式現代化道路提供了堅實的生態支撐、豐富的實踐經驗，還為復雜生態系統治理提供了制度模板。

文明價值。長江大保護從理念到行動，將人與自然看作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把人類文明與自然生態有機聯系起來，既支持人類生存倫理也尊重自然生態倫理，既遵循自然規律又不否定人類合理利用自然的權利。“增強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意識”被寫入《中國共產黨章程》，建設美麗中國成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重要目標。這不僅兌現了中國共產黨對中華文脈賡續的莊嚴承諾，也是對“生態興則文明興”歷史規律的深刻印證與當代回應；不僅展現了中華文明的時代活力與世界價值，也為共謀全球生態文明建設、共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提供了思想啟迪和東方智慧。“十四五”時期，中國接連獲得“地球衛士獎”“世界生物圈保護區”“國際濕地城市”等生態環境領域的全球性榮譽，標志著中國生態文明理念走向世界。

隨著歷史變遷、氣候變化和經濟地理、國家戰略的時代轉換，長江流域正以其無可匹敵的流域體量、山川形勝和人文底蘊，鏈接三大國家戰略、承接國內國際雙循環，持續孕育造就出我國綜合實力最強、戰略支撐作用最大的民族復興“金腰帶”——長江經濟帶。

長江之水，奔流不息；治理之道，歷久彌新。守護長江，就是守護中華民族的母親河與文明根脈；經略長江，就是經略國家長治久安與永續發展的未來。長江大保護的實踐探索，形成了系統的治理思路、有效的實施路徑和完善的制度體系，為流域治理和綠色發展提供了重要參考。

（中共湖北省委黨史研究室副主任 張忠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