擬態共情上癮：為什么我們寧愿向AI求救，也不愿找真人傾訴？

今天這個世界，正在不斷放大一種渴望：人們愈發渴望被另一個人真正看見。而這，恰恰是AI治療師永遠無法給予的。

當人越來越難被真人接住，

AI才會看起來像答案

在經歷一位朋友遭槍擊身亡、另一位朋友遭刺傷致死后，倫敦一名名叫珊（Shan）的少女開始向ChatGPT尋求幫助。起初，她也嘗試過傳統的心理健康服務。但最終，她還是敲開了AI聊天機器人的對話框。這樣的選擇并不少見：在英格蘭和威爾士，大約四分之一的青少年都曾這樣做；在美國，平均每八名年輕人中，就有一人向AI尋求心理支持。此時此刻，大約已有540萬美國年輕人在使用大語言模型獲取心理健康建議[1]。當人真實的陪伴越來越昂貴，也越來越難遇見時，他們便轉向這些系統，只希望自己的痛苦能被看見、被接住。

作為一名與年輕人工作的臨床心理從業者，同時也是一名試圖理解AI文化意義的研究者，我越來越覺得，真正的問題也許并不在于：AI是否已經能把“共情”模擬得足夠逼真，從而看起來有幫助，或者在某種程度上真的能帶來幫助。更值得追問的是，這類工具的存在，迫使我們去想的不是它們“解決了什么”，而是：到底是什么樣的現實，讓它們看起來像一種答案？如果說它們是一種癥狀，那么它們究竟暴露出的，又是什么問題？

幾十年來，計算機科學家一直試圖通過一套嚴格的語法和邏輯規則，教會機器使用語言。但這條路并沒有走通，因為語言本身復雜、依賴語境，而且充滿不規則性。過去我教英語時，學生常會問我這樣的問題：“為什么說on a plane，卻說in a car？”很多時候，我也答不上來。這樣的問題總會提醒我，人似乎并不是靠一套清晰明確的規則來運用語言的。

于是，大語言模型（LLMs）后來干脆不再執著于“找出語言規則”，而是轉向去學習語言內部的數學關系。真正推動它們突飛猛進的，是互聯網向它們敞開的海量文本。如今，大語言模型已經可以在數以萬億計的詞語上接受訓練；再加上復雜算法的加持，它們就能預測一句話中下一個最可能出現的詞。這當然是一種預測，但同時也是一種模仿。而耐人尋味的是，人類文化的運作方式，在某種程度上也與此相似。

谷歌DeepMind聯合創始人、諾貝爾獎得主德米斯·哈薩比斯（Demis Hassabis）常常驚嘆于人類文化驚人的豐富性[2]。每當乘飛機飛越紐約上空時，他都會想：人類究竟是怎樣從洞穴一路走到摩天大樓的？文化演化研究者曾將這一發展概括為兩種機制。第一種，是知識在人與人之間的傳遞，而這種傳遞往往通過模仿完成。第二種，則是創新，也就是在人與世界真實而具身的相遇中，激發出前所未有的新回應。文化要演化，離不開這兩種機制的共同作用。

而二者之間的差別，恰恰揭示了治療類聊天機器人所面臨的一個根本問題：它們可以模仿心理治療的語言，也能夠穩定輸出一套“理解你、認可你”的回應拼貼，但它們無法對你作出一種真正具身的回應。那種回應，來自于一個人被自己所見證的一切真實觸動，并因此發生改變。想想沉默在治療中的作用：治療師能夠感受到沉默里承載著什么，而大語言模型卻不會被沉默改變。因為對它們來說，沉默不屬于訓練數據。

治療真正珍貴的，從來不只是技巧

正如社會學家尼古拉斯·羅斯（Nikolas Rose）在《治理靈魂》（Governing the Soul，1989）中所寫，過去70年里，“心靈”逐漸被打開，成為一個可以被探索、塑造和規訓的對象。公共衛生體系也一直試圖為社會性的心理問題提供各種短期的“技術性修補方案”。二戰之后，精神分析仍主要是一種只有富人才能負擔得起的治療方式；與此同時，各種談話治療則以新的形式進入免費診所，并且越來越趨于手冊化和短程化。到了今天，治療已經有了明確的市場價格。它的收費通常取決于許多因素：是線上還是線下，診所是否位于城市里更體面的地段，當然，還有治療師的履歷和資歷看起來是否足夠“高端”。

但在這一切背后，其實還有一個更關鍵的問題，是這些看似衡量“水平”的標準無法概括的。倘若治療效果，正如人們常說的那樣，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治療關系本身的質量，那么，這樣一種至關重要卻又難以預測的東西，究竟該如何定價[3]？當朋友談起自己的治療師時，他們會反復強調對方技術有多高明嗎？會津津樂道于對方用了什么令人驚嘆的技巧嗎？還是說，他們真正記住的，其實是那種“我被理解了”的感受？究竟什么才算被另一個人真正看見？不只是別人聽見了你說的話，而是你這個人本身，被看見了。

在治療過程中，人們會獲得一種特殊的理解。它來自許多未必會被清楚意識到的東西，比如姿態上的無意識模仿、情緒上的共振，以及設身處地進入“另一個人”處境時所產生的體會。情感并不是這一過程里無足輕重的邊緣因素，恰恰相反，它處在核心位置。這也觸及了心理治療中一個由來已久的難題：治療之所以有效，究竟更多是因為關系本身的質量，還是因為治療師掌握了一整套專業技能？如果治療的作用主要來自信息的傳遞，比如問對了問題、重新框定了困擾，那么機器或許就已經足夠勝任。但如果真正具有療愈作用的，恰恰是這段關系本身；如果人與人的相遇中出現了某種無法被簡化為技巧的東西，那么我們談論的，就是另一回事了。

如今，我們的社會早已被優化成一個不斷去人格化的系統，卻又始終披著“個性化”的外衣。

在著名文化精神病學家勞倫斯·基爾梅耶（Laurence Kirmayer）的新作《療愈與隱喻的發明》（Healing and the Invention of Metaphor, 2025）中，他談到詩人保羅·策蘭（Paul Celan）。策蘭曾從大屠殺中幸存下來，卻在去世前多年輾轉于精神病院；在他看來，寫作者所從事的，同樣也是一種朝向“他者”的努力。

不過，策蘭始終堅持，那些陌生而不可言說的東西同樣重要，但它們往往只能通過沉默來表達。治療真正得以生長，恰恰是在沉默與在場之間的那道縫隙里。它提供的不是信息，而是一種錨定感：你對另一個人而言是真實存在的；你的痛苦已經被另一個人真正接住。這個人會把它帶在身上，并且可能因此受到觸動，進而以不同的方式行動。真正看見你的人，不只是聽過你的故事，也會成為這個故事的一部分。

一個越來越“個性化”、

卻也越來越不看見人的世界

這種想被看見的渴望，最早萌發于家庭之中。可一個人長大之后，哪怕一路進入教育與工作的制度環境，這種渴望也并不會消失。它始終在暗中發揮作用，讓我們靠近那些讓自己覺得“被看見”的關系，也讓我們離開那些總覺得“不太對勁”的關系。

如今，我們的社會早已被優化成一個不斷去人格化的系統，卻又披著與之相反的外衣，也就是所謂的“個性化”。今天，一次短途旅行，往往就是在一連串無縫銜接的數字界面中展開的。你上網訂好機票。到了機場，你自己掃描護照和登機牌。疲憊地抵達目的地后，你打開打車軟件，一輛車便出現在面前，而且不久之后，它甚至可能連司機都不再需要。下車之后，你預訂的民宿早已設置好了“自助入住”。肚子餓了，你打開外賣軟件，而且還是那個你平時在家就常用的app，下單讓食物直接送到門口。

這一整套流程，正是企業替我們精心打造出來的世界：順滑、個性化、可預測，幾乎沒有任何“摩擦”。但吊詭的是，這樣的世界一方面讓你變得更加匿名，另一方面又借助種種社會化技術，為你持續提供某種經過精心編排的認可感與滿足感，仿佛它們正精準回應著我們自以為想要的東西。

被認可，并不等于被真正看見。人天生就是社會性動物，但我們并不是生來就帶著今天這種對“被確認”、“被承認”的特殊渴求。哈佛大學的文化演化學者約瑟夫·亨里奇（Joseph Henrich）指出，來自西方（Western）、受過良好教育（Educated）、工業化（Industrialised）、富裕（Rich）且民主（Democratic）社會的人群，恰好拼成了 WEIRD（怪異的）一詞。這類社會中的人，往往更強調個人主義，更容易自我聚焦，也更傾向于分析式思維。我們看重個人成就，更愿意把自己理解為獨特的個體，而不是嵌在一張橫跨空間、延伸至時間深處的社會關系網絡中的節點。

當然，提出這種差異，并不是要把“理性的西方”和“感性的東方”簡單對立起來。這樣的說法既會抹平其中的復雜性，也很容易延續那些過于簡化、甚至帶有冒犯性的敘事[4]。對我這樣一個同時擁有WEIRD與非WEIRD文化背景的人來說，真正讓我覺得切中問題的，是不同社會在親屬關系結構上的巨大差異。西方社會所推崇的那種“成為獨一無二的自己”、離開家庭、走向獨立的愿望，與那些圍繞集體歸屬和精神聯結而組織起來的文化中所喚起的欲望，本質上并不相同。

也許，沉默已經變得越來越令人難以忍受。今天的許多西方人，似乎都在一種近乎焦躁的狀態中不斷“優化自我”，而這一過程，往往還是借由他們所追隨的網紅或意見領袖，以一種擬社會關系的方式展開的。但這其實并不是什么新鮮現象。早在20世紀50年代，當戰后現代性與資本主義加速推進之時，埃里希·弗洛姆（Erich Fromm）就已經觀察到了類似的趨勢。

作為一名學者，也是一位精神分析學家，弗洛姆發現，資本主義社會中的人被一步步推向一種“市場取向”（marketing orientation）的生存方式。人們不得不把自己塑造成一種商品，一種擁有交換價值的存在。他們的個性、對確認的需求，以及對自身價值的感知，不再主要來自人與人之間相互依存的倫理關系，而越來越多地來自個人成就。在這種“市場取向”之中，沉默并沒有交換價值。它只會被視作一片等待填滿的空白，而填進去的，往往是更為空洞的話語。

在今天這個世界里，技術系統被有意識地設計出來，正是為了通過利用人們渴望被認可的心理來獲利。放在這樣一種至少經過兩百年才逐漸形成的文化環境中，我們或許就更能理解，為什么那些被精心設計來“肯定你”、“回應你”的聊天機器人，會如此吸引人。它們抓住了一個心理學上并不陌生的事實：被忽視的人會更強烈地尋求確認。于是，在“最大化用戶參與度”這一激勵機制驅動下，這些機器精準瞄準了我們對拒絕的敏感，以及我們對依附關系的需要[5]。

它們提供的是另一種“無摩擦”的體驗。這一次，它給了我們一種近乎極致的感知控制感：我可以決定自己想以什么樣子被看見，也可以決定由一個怎樣的“對象”來看見我。如今，數以億計的ChatGPT用戶中，究竟有多少人其實是在以別的名義尋求某種認可，我們很難知道。但更清楚的是，對“被認可”的追逐，以及我們的社會系統不斷制造并維系的那種脆弱的自我價值感，恰恰構成了一種心理杠桿。而人們也正是在這種杠桿的牽引下，被持續吸納進人類歷史上規模最大的那場數據攫取之中。

但我真正擔心的是，那些年輕人，以及那些無力負擔這種如今幾乎成了奢侈品的“被真正看見”的人，最終會被落在后面。

在不遠的將來，你將不得不作出一個選擇：你是否愿意讓你的私人AI接入這些數據，比如銀行app里的消費記錄、日常買菜購物的信息、血液檢測結果、出行軌跡、電子郵件、WhatsApp聊天記錄，甚至是由一臺始終開啟、像吊墜一樣掛在你脖子上的環境錄音設備所收集的對話內容？又或者，你還想選擇“高級套餐”：你嬰兒時期和童年時期的視頻與照片、學校成績單，以及家用錄音設備記錄下來的第一句話。到那時，你將擁有你所需的一切“智能”。又或者，真正擁有這一切的，其實是別人。研究“監視資本主義”的學者肖莎娜·祖博夫（Shoshana Zuboff）曾把這些公司比作一面單向鏡：它們看得見關于我們的一切，而我們卻看不見它們[6]。

但臨床治療中的相遇，并不是一面單向鏡。它的核心是共情。大語言模型并不具備那種真正“進入他人感受之中”的能力，盡管它們確實可以用新穎而動態的方式傳遞信息。這會讓現有的計算機程序不再只是僵硬、靜態的工具，而變成某種讓許多用戶，像珊那樣的人，真心覺得有幫助的存在。但我真正擔心的是，那些年輕人，以及那些無力負擔這種如今幾乎成了奢侈品的“被真正看見”的人，最終會被落在后面。即便始終有一位AI治療師在場，這些人也仍可能獨自一人，繼續等待有人真正看見自己。

在這個新的世界里，我們誰都不會再缺信息；真正會變得稀缺的，是另一種同樣不可或缺的東西：一種可能帶來彼此改變的“被真正看見”。它甚至會讓你隱約感到，某種比你自身更大的東西，也因此被觸動了。就像沉默一樣，這種能夠催生新意的潛能，很難被準確說清。

如果一定要形容，我只能打個比方：想象你剛剛爬上一座山。終于抵達頂峰時，會有一個短暫的瞬間，清冽而寒冷的空氣迎面撲來。那一刻，你一下說不出話來，某種感受先一步占據了你。但幾秒鐘之后，你的大腦就會從失語轉向分類：啊，那是一只鷹；哇，天真藍。這就是人的經驗：我們總是在從整體轉向局部，從感受轉向命名。無論在治療中的相遇里，還是在生活中，總有一些時刻，是發生在語言分類之前的。那時，我們還來不及給任何事、任何人貼上名字。人是能夠讓人心生敬畏的風景，而大語言模型卻永遠不會失語。

譯者后記

我們今天其實并不缺“回應”，真正稀缺的，反而是那種不急著解釋、不急著糾正、只是認真在場的陪伴。很多時候，人并不是在尋求一個更快、更標準、更高效的答案，而是在等待一種確認：我的痛苦沒有被略過，我的混亂沒有被立刻歸類，我作為一個具體的人，曾被另一個人真正看見。

這篇文章最打動我的，并不是它對AI局限的判斷本身，而是它反過來提醒了我們：什么樣的理解，仍然只能在人與人的相遇中發生。那里面有沉默，有遲疑，有無法立刻說清的感受，也有一種并不“高效”、卻真實改變人的東西。或許技術會越來越擅長回應我們，但我仍然相信，人真正需要的，有時不是被迅速安放，而是被認真對待。

原文鏈接：https://psyche.co/ideas/why-chatbot-therapists-cant-offer-what-we-need

1.https://jamanetwork.com/journals/jamanetworkopen/fullarticle/2841067

2.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gS0nFeYul8&t=19s

3.https://psyche.co/ideas/psychotherapy-under-the-microscope-how-exactly-does-it-work

4.https://aeon.co/ideas/what-happens-to-cognitive-diversity-when-everyone-is-more-weird

5.https://aeon.co/essays/if-the-internet-is-addictive-why-don-t-we-regulate-it

6.https://www.youtube.com/watch?v=_Gx5F31qF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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