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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丨李登軍
美編丨李成蹊
出品丨牛刀財經(niudaocaijing)
在資本市場的宏大敘事中,退市往往被視為終點。
然而,對于昔日國產中間件領軍者東方通而言,退市后的沉寂卻被一場充滿迷霧的控制權爭奪戰徹底打破。
前段時間,東方通的一場臨時股東會陷入爭議。此次會議因“上億表決權投票受阻”及“分會場隔離”細節,引發關注。
但作為一家退市公司,東方通為何會讓各路資本不惜“蒙面搶籌”,甚至不惜用股東會分會場設置的方式阻擊對手?
顯然,這場爭奪戰,早已超越普通資本博弈的范疇,而這一切或許都與17億元現金脫不開關系。
別有用心的“潛伏計劃”
自從2022年4月證監會實施退市監管新規以來,A股出清力度也是不斷加碼。短短4年時間里,退市的公司數量就從曾經的83家增加到279家。
作為2026年初A股強制退市陣營的新晉成員,東方通堪稱非常典型的案例。
這家曾穩居國產中間件行業龍頭、連續十余年領跑國內市場份額,屬于曾被寄予國產替代厚望的標桿企業。
但最終卻因為被曝連續四年存在財務造假的情況,最終因欺詐發行觸碰監管紅線,黯然告別資本市場。
值得關注的是,東方通在退市整理期出現的異常交易,堪稱是資本市場“教科書級”的潛伏操作。
自2025年12月31日登上龍虎榜后,國泰海通證券阜陽西湖大道營業部便對東通退展開了目標明確的持續單邊增持,且加倉步伐不斷加快,操作意圖十分堅定。
龍虎榜數據顯示,該營業部單日買入金額從最初的382萬元逐步遞增,在2026年1月19日達到949萬元的峰值,14個交易日累計買入8612萬元,賣出僅875元。
經測算,其累計持股5127.73萬股,占公司總股本9.19%,不僅突破舉牌線,更是超越了實控人7.66%的持股比例。且該營業部此前已兩度現身該股龍虎榜,實際持股數量大概率更高。
與此同時,多家券商營業部及機構席位也紛紛入局搶籌,多路資金同步布局。退市整理期15個交易日內,龍虎榜買入額占比持續走高,累計凈買入1.23億元,市場籌碼爭奪進入白熱化階段。
根據公開數據推算,某方聯合多家機構通過二級市場增持,持股比例已超20%。具體路徑為:以3月23日公告的前十大股東股份比例28.16%為基數,扣除黃永軍(7.35%)和翁迎春(1.42%)的持股后,剩余前十大股東持股比例達19.39%,若考慮前十大之外的關聯賬戶,總持股比例顯然可能都已經突破20%紅線。
而且這些交易的賬戶其實并不是毫無關聯,甚至都可以被認定為是一致行動人。
顯然,多家增持機構其實存在資金同源、人員交叉的跡象。例如,某RQFII機構與自然人股東翁迎春存在雙重身份重疊,易亞投資等機構則帶有香港背景,暗示跨境資本聯動可能。
在《上市公司收購管理辦法》規定,若賬戶間存在交易同步、決策一致等特征,將被認定為一致行動人。截至目前,相關方未發布任何權益變動公告,涉嫌規避要約收購義務,暴露出對監管規則的刻意繞行。
若僅為財務投資,無需在退市整理期冒險潛伏;若為長期經營,又為何選擇一家因財務造假退市、面臨巨額索賠的企業?
況且,這些關聯賬戶合計持股已超20%,卻未發布任何權益變動公告,涉嫌規避要約收購義務。顯然這已不是簡單的“價值投資”,而是一場精心策劃的“無聲潛伏”。
17億資金的支配權
雖然東方通被強制退市,但其與多數退市公司“空殼化”不同,是罕見的“現金大戶”。
截至2025年9月末,東方通的貨幣資金達12.43億元,交易性金融資產5.02億元,合計17.44億元,而資產負債率僅11.09%,無巨額債務壓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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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A股市場,類似“現金奶牛”退市后,往往成為資本圍獵對象,通過突擊分紅、關聯交易等方式快速套現。
因此,東方通的17億元現金,既是企業轉型的“活命錢”,也是中小股東索賠的“保障金”,更是資本覬覦的“唐僧肉”。
東方通曾因財務造假被強制退市,已有律師團隊向北京金融法院提交投資者索賠材料,索賠規模持續擴大。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證券法》及相關司法解釋,若造假行為被認定,企業需承擔民事賠償責任。
17億元現金中,1.7億元已被明確視為潛在賠償資金。若控制權落入“野蠻人”手中,可能通過高溢價關聯收購、違規擔保、突擊分紅等方式轉移資產,導致中小股東“顆粒無收”。
控制權爭奪方若想要得逞,可能通過以下路徑套現:
- 首先以遠高于市場價格收購關聯方資產,將現金轉移至體外;
- 其次為關聯方提供巨額擔保,制造或有負債;
- 最后,在訴訟風險爆發前,通過大比例分紅將現金分配殆盡。
此類操作在A股退市企業中屢見不鮮。例如,某退市企業被資本方控制后,通過虛構貿易合同、違規擔保等手段,在一年內轉移超10億元資產,導致中小股東血本無歸。東方通的17億元現金,若缺乏有效制衡,極可能重蹈覆轍。
現如今,東方通的控制權結構其實非常脆弱,為外部資本入局創造了顯著空間。
公司實控人黃永軍持股比例僅7.66%,且因違規被監管處以十年內不得擔任上市公司董監高的處罰,其對公司的實際掌控力已大幅削弱,這也讓各方資本爭奪公司控制權的門檻明顯降低。
不只因為錢,正觸碰安全紅線
東方通的爭奪戰,其實已超越資本層面,甚至可能已經正在觸碰國家安全紅線。
歸根結底,主要是由于東方通產品的戰略地位不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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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來,東方通作為國產中間件龍頭企業,連續17年國產中間件市占率第一,其產品廣泛應用于金融、電信、政府、軍工等領域。
眾所周知,基于TongLINK/Q構建的CIPS(人民幣跨境支付系統)覆蓋全球主要金融機構,是人民幣國際化的關鍵基礎設施。若現金被掏空,企業將失去研發與轉型能力,進而威脅國家金融安全。
此外,東方通的產品還被廣泛應用于國防信息化系統,若被外資控制,可能泄露敏感數據或被植入后門。
更讓人憂慮的是,東方通前十大股東陣容中,潛伏股東身份“敏感”。富善國際(香港)作為RQFII機構,其創始人翁迎春同時是前十大自然人股東;易亞投資帶有香港背景;安瑞升實控人李勃持有澳大利亞永居權。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安全法》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網絡安全法》,關鍵信息基礎設施運營者的實際控制人若具有外資背景或境外居留權,需接受嚴格的安全審查。
以李勃為例,其履歷顯示其曾任職于中國銀行,后創立多家能源與科技企業,并持有澳洲永居權。若其通過安瑞升系企業間接控制東方通,可能引發以下數據泄露、系統操控、決策干擾等風險。
若東方通控制權最終落入具有外資背景或敏感身份的主體手中,那么這場控制權爭奪,已經不只是一樁資本買賣,而是可能觸碰國家安全紅線的“高危游戲”。
事實上,東方通事件暴露出退市企業監管的三大漏洞:
- 首先,現有規則依賴企業主動披露,對“蒙面搶籌”行為缺乏實時監控;
- 其次,退市企業現金使用缺乏專項審計,易被控制方濫用;
- 第三,對關鍵信息基礎設施企業的控制權變動,未建立強制安全事前審查機制。
東方通的爭奪戰,是資本市場利益博弈與國家安全沖突的典型案例。17億元現金背后,是中小股東的生存權、企業的轉型權與國家的安全權。
退市不應成為企業“法外之地”,監管需從信息披露、資產保護、安全審查三方面構建防火墻,防止資本無序擴張侵蝕國家利益。
唯有如此,才能避免“東方通式”悲劇重演,維護資本市場與國家安全的雙重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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