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奈筆話：淺談法國歸還殖民時期掠奪文物

一封信，一場火，一座宮

小時候在歷史課本上第一次讀到圓明園的那場大火，我始終覺得那是一個無法縫合的傷口。雨果的那封信，那些擲地有聲的文字——“有一天，兩個強盜闖進了圓明園。一個叫法蘭西，一個叫英吉利”——是那個年代留給世界最清醒的正義之聲。但清醒歸清醒，一百多年來，那些被搶走的珍寶依然躺在巴黎的博物館里，亮著燈光，接受著游客的注視，仿佛這一切與那段血腥的歷史毫無關聯。

四月十三日那天夜里，我看到手機彈出來的新聞，說法國國民議會以一百七十票贊成、零票反對，全票通過了那個文物歸還法案。我的心跳好像漏了半拍。那位法國議員在發言時引用了雨果的夢想，說“法蘭西能脫胎換骨，將不義之財歸還被搶掠的中國”，然后斷言“這一天終于到來”。

一百六十五年了。雨果寫下那行字的時候，大火大概剛剛熄滅不久，圓明園的余燼或許還在冒煙。而今天，終于有人在法國的議會大廳里，把這段話變成了一項法案的辯護詞。這種跨越一個半世紀的回響，讓人覺得恍惚，又覺得胸口有什么東西在翻涌。

我知道，這件事的起因并不完全是為了中國。實際上，這個法案最直接的推手，是馬克龍2017年在布基納法索的那次講話。面對非洲的青年人，他承諾五年內要為歸還非洲文化遺產創造條件，說“非洲的遺產不應只存在于歐洲的博物館中”。說到底，這是法國面對自己在非洲殖民歷史的一場政治清算，也是一種新的外交策略的體現。但即便如此，當一個曾經在歷史上充當過“強盜”的國家，愿意打破自己延續百年的“公共藏品不可轉讓”的法律鐵律，愿意為文物的非法占有建立起一套制度化的審查程序，我仍然覺得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

我想起之前法國向中國歸還文物的那些曲折的往事。2015年，甘肅大堡子山的32件秦國金飾片從法國回到祖國，不是因為他們良心發現，而是因為法國當時的法律不允許國有財產轉讓，吉美博物館只能先把這些金飾片退還給捐贈者，捐贈者再無償捐贈給中國。繞了這么大一個彎子，只是為了繞過那條冷冰冰的法律。那一刻，我深切地體會到什么叫“想還不能還，想追追不回”的困境。而現在，這個法案讓他們不再需要這樣偷偷摸摸地繞彎子了。未來的文物歸還將通過行政命令推進，政府可以直接批準返還，審批周期從數年縮短至數月。這意味著，從“一事一議”的特例，走向了“常態化機制”的制度。這扇門，終于打開了。

但打開的門，不一定就能讓人立刻走進去。

想到這里，我心里那股熱乎勁兒又涼了幾分。這個法案明確將時間節點鎖定在1815年到1972年之間，這讓1860年從圓明園被劫掠的文物、1900年八國聯軍侵華的文物，以及1908年法國漢學家伯希和在敦煌騙走的六千余件精品文獻，都有了法律依據。可與此同時，極右翼政黨硬是塞進去了一條“軍事類戰利品”不適用于歸還的條款。我在網上看到這個細節的時候，心里堵得慌。強盜搶了東西，因為手里有槍，就非說那是“戰利品”，不算“贓物”。這種邏輯放在今天的世界里，竟然還能堂而皇之地寫進法律文本。

更有甚者，整部法案通篇回避了“殖民”這兩個字，只用“非法占有”來概括所有的歷史行為。法國綠黨的議員直接指出，這種措辭上的回避，會削弱歷史反思的深度，也會影響對受害方歷史創傷的正當承認。說到底，這不過是一種“往前走一步，但走得非常小心”的姿態。他們承認東西不是自己的，但始終不肯承認自己是偷的。

我不止一次地在腦海里想象過那些流失的文物。楓丹白露宮中國館里那座兩米高的青銅鎏金佛塔，圓明園四十景圖的孤本被法軍上校以三十塊銀元的價格賤賣給法國國家圖書館，還有藏在吉美博物館的商代青銅象尊……這些東西，原本應該在北京的博物館里安安靜靜地講述它們的故事，如今卻在異國他鄉的展柜里，淪為“鎮館之寶”。每一件文物被擺上展臺，每一次燈光打在它們身上，都是對一個民族傷痕的公開展覽。

我不知道回家的路到底還有多長。法案還需要參議院審議，還需要總統簽署，才算正式生效。就算生效了，每一件文物的回歸還需要我國政府提出正式申請，需要雙方成立聯合科學委員會進行審核，需要提供詳實的文物來源證據。而很多清代文物的檔案記錄，早就散落在歷史的塵埃里，連基本的來源追溯都極其艱難。

但無論如何，四月的那個夜晚，那個170比0的投票結果，讓我看到了某種希望。那不是一種盲目的樂觀，而是一種復雜的、冷靜的、帶著淚光的慰藉。雨果當年希望法蘭西能脫胎換骨，把不義之財歸還給中國。一百六十五年后，至少有人把他的這句話，從文學引進了法律。

門開了一條縫。光進來了。

至于這條路要走多久，也許我們這代人未必能全程見證，但至少，路已經在那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