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凌悅揚

龔浩成，曾任中國人民銀行上海分行行長，他是一位堪稱“金融活字典”的學者型領導。他曾經在浦江兩岸的辦公樓里辛勤工作了大半輩子，在上海金融改革開放的年代，留下了難以磨滅的閃光印跡。從外灘到陸家嘴，滬上金融業在數十載的跌宕起伏中始終堅韌、務實、向上，一再攀登新臺階，創造新傳奇。而這位金融界元老級人物，根植于上海這片沃土，見證了這座光榮城市的滄桑巨變，也見證了上海一步步接近國際金融中心的夢想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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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行“進城記”

改革春風輕拂，“工農中建”四大國有商業銀行得以先后恢復和設立，打破了原來的單一國家銀行制度，但龔浩成對四大銀行業務嚴格劃分、各據壟斷地位的經營狀態印象至深，它們分別在工商企業流動資金、農村、外匯和基本建設四大領域“道寡稱孤”，各霸一方，把全國的經濟領域分割成四塊。各家銀行“自掃門前雪”，不僅沒有相互競爭的意識，更沒有現代銀行的理念和經營思想。

龔浩成認為在商品經濟條件下，像這樣的壟斷經營是不可能進步的，要讓銀行真正發揮作用就必須從打破壟斷、引入競爭開始。由此，龔浩成親力親為地推動“農行進城，工行下鄉，中行上岸，建行拆墻”，促成了上海銀行界沖破藩籬、打破常規、推陳出新的生動實踐。其間，農行上海五角場支行“進城記”極具代表性。

90年代的楊浦五角場

農業銀行上海分行行長林中杰找到龔浩成，想在五角場辦個支行，前來征詢他的意見。龔浩成說只要他們申請，人民銀行肯定批。不過，因為五角場是屬于楊浦區，林中杰打算取名“楊浦支行”。龔浩成認為這個名字不是最佳選擇，根據有關文件精神，稱楊浦支行就只能申辦楊浦區域的業務，就像那時江蘇的銀行不能進入上海辦理業務。

龔浩成向林中杰面授機宜，提議農行的新支行叫“五角場支行”。他表示，假如叫五角場支行，那么五角場地處楊浦當然可以辦楊浦業務，邊上就是虹口，也可以辦虹口業務，又毗鄰寶山，那么也可以辦寶山業務，在此設立一個支行可以辦三個地方的業務。小小“金點子”，顯示了龔浩成的智慧和擔當。如今，這家在申城率先擊破“工不下鄉、農不進城”的陳規的“五角場支行”招牌歷久彌新，依然為周邊市民和企業提供日益豐富的金融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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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G“回老家”

1980年，隨著中國人民保險公司上海分公司正式復業，停辦了12年的上海國內保險業，就此重獲新生。然而，與銀行、證券、投資信托等行業相比，保險業的發展相對滯后。1991年8月18日深夜，上海市浦東開發辦公室副主任黃奇帆從北京給龔浩成打來電話，交代了十萬火急的任務：朱镕基市長要求龔浩成立即飛往北京，解決引進外資保險公司的問題。龔浩成當即啟程，抵京當晚，徑直奔往上海駐京辦向上海市副市長顧傳訓匯報工作方案，次日進入中南海，面見國務院副秘書長何椿霖，并得到他的明確同意：同意上海引進一家外資保險公司，首家對象選擇美國國際集團（American International Group，簡稱AIG）。

為什么選擇AIG？龔浩成早做過功課。他讀過保險史話，美國國際集團原本就在滬上起家，孑然一身來到中國的美國小伙史帶敏銳地看中了當時中國保險市場的廣闊“錢景”，以美亞保險代理公司起家，后又創設友邦保險，在東亞建立了一個龐大的保險帝國，被稱為“遠東保險大王”。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友邦保險撤出了中國市場。1967年，史帶將公司的帥印交給了莫利斯·格林伯格，而同樣對保險事業充滿了熱情、且具有東方情結的格林伯格將重返中國定為自己新的使命。

格林伯格與朱镕基在一起會談

早在1978年，AIG就已開始與中國政府接觸，1980年邁出了重返中國的腳步，在北京開設了一家代表處。龔浩成注意到，AIG進入中國前后十余年，格林伯格時時釋放善意伸出“橄欖枝”，訪問中國70多次，前后見過上海歷任市領導，顯示其對中國的友好態度。格林伯格甚至果斷決策，指示AIG從歐洲一位收藏家手中拍賣了八國聯軍從北京頤和園搶走的珍貴文物寶云閣銅窗，并將其作為禮物贈給中國政府，成功地幫助AIG在中國塑造了誠信友善且值得尊敬的外資保險公司形象。

考慮到這些歷史與現實因素，龔浩成推薦引進AIG，并終獲批準同意。1992年重返黃浦江畔的AIG，捷足先登取得中國內地第一張外資保險經營執照，它在紐約時報等世界主要報紙上刊登了大幅廣告，海報最醒目的設計就是“回老家”這三個飛揚而熱烈的漢字。1992年的集團年報中更對友邦保險上海分公司大書特書了一番，刊印在董事長致辭之前，是惹人注目的黃色標題：“AIG又回到了它的根（AIG returns to its roo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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擦亮“交行”招牌

1984年底，金融體制改革和改造振興上海的雙重使命相疊加，使得“設立一個綜合性銀行，屬于全國性專業銀行序列”被提出。1986年9月，國務院批準重新組建交通銀行。當時，全國還沒有一家股份制銀行，除了“工農中建”四大行以外，全國也還沒有第五家銀行，如果上海能創辦一個全國性的股份制商業銀行，是非常具有里程碑意義的，無論如何都要抓住這個機遇。龔浩成這么想的，也是這么做的。作為中國人民銀行上海市分行的代表，他積極投身交行的組建工作。

龔浩成清楚記得，在籌建過程中遇到首要問題就是：襁褓中的這家銀行叫什么名號？當時決策層只是讓組建一個銀行，并沒有具體指定。龔浩成等組建人員比較傾向取名“交通銀行”。“交通銀行”之名淵源有自，是1908年清政府以振興實業、挽回利權為宗旨而設立的官商合辦銀行，創建伊始，即以股份有限公司性質的商業銀行面目出現，經營模式可謂開創中國本土銀行之先河。

然而，若是命名為“交通銀行”則存在一大障礙：中國臺灣地區有交通銀行，因為國民政府撤退的時候把交通銀行撤到臺灣而且一直在運營；香港也有交通銀行，那時雖然沒有回歸祖國，可始終是我國的領土，由中國銀行下屬的中銀集團管理。那么，到底可不可以重新啟用“交通銀行”這一行名，會不會引起其它糾紛？當時組建的同志都沒有經驗，所以就決定到香港去跑一趟，咨詢一下新華社香港分社的意見。

龔浩成一行風塵仆仆跨越香江，請教了時任新華社香港分社副社長李儲文。李儲文當即表示，“當然可以叫交通銀行，假如臺灣方面有意見，就迫使他們主動來找我們協商談判，如果他們沒有反應就照叫不誤，能夠有這種機遇就要抓住，我們設立的是正宗的交通銀行。”

就這樣一錘定音！當組建籌備小組把李儲文的意見轉達上海市政府，市政府一路綠燈予以通過。龔浩成認為，命名為“交通銀行”最大的好處，就是不需要重起爐灶新設一家銀行，因為解放前交行就已經存在，而且它是那時的國家銀行、發鈔銀行，解放后也沒有撤銷，雖然暫時沒有營業也沒有了機構，但它的招牌和營業執照都保存在中國人民銀行的倉庫里。所以，交通銀行從運籌帷幄到閃亮登場，不是重新建立而是恢復，即恢復交通銀行在大陸的業務。

“上海市銀行博物館”官方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