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第一次反“圍剿”到第五次反“圍剿”，蔣介石剿滅紅軍之心是一以貫之的，但為什么中央紅軍前四次反“圍剿”都取得完全勝利，第五次反“圍剿”卻以失敗告終？可見，中央紅軍之敗，不在外部敵人強大，而在內部出了問題：“左”傾錯誤的瞎指揮橫行。這也證明，敵人強大不可怕，內部出問題才可怕！

中央紅軍的前三次反“圍剿”作戰，都因為有毛主席和朱德的指揮，所以取得了完全勝利。第四次反“圍剿”，毛主席被“左”傾的中共臨時中央奪去軍事指揮權，但好在有朱德和周恩來繼續指揮。

朱德和周恩來繼續靈活運用毛主席的正確軍事方針，獲得巨大成功。第四次反“圍剿”勝利后，中央革命根據地獲得更大發展，同閩浙贛蘇區連成一片，全國所有紅軍一共達到三十萬人左右。

如果第五次反“圍剿”能夠繼續堅持前四次反“圍剿”證明了行之有效的正確軍事方針，完全可以粉碎敵人的“圍剿”，并且使中央革命根據地和全國紅軍獲得更進一步的巨大發展。

但遺憾的是，1933年年初，“左”傾中央由上海遷到了中央蘇區，他們直接在中央蘇區全力推行“左”傾錯誤路線，要求紅軍貫徹“進攻路線”，并從組織上完全控制了中央蘇區的黨政軍實權。

先是在5月初決定，前方另行組成中國工農紅軍總司令部兼第一方面軍總司令部，朱德任中國工農紅軍總司令兼第一方面軍總司令，周恩來任中國工農紅軍總司令兼第一方面軍總司令總政委。

規定，中革軍委主席朱德在前方指揮作戰時，由項英代理主席。這就意味著，中革軍委工作實際上是由博古和項英主持，由他們指揮紅軍作戰。朱德和周恩來，都必須服從他們指揮。

而且，中革軍委還規定，朱德和周恩來事實上只能指揮第一方面軍和北部戰線各軍區，他們的軍事指揮權被“左”傾中央人為地縮小了。此外，他們還必須要服從博古主持的中共中央局的領導。

“左”傾中央一到中央蘇區，第一件事就是牢牢地把中央蘇區的黨政軍大權抓在手中，這才有了隨后在第五次反“圍剿”中許多令親者痛仇者快的瞎指揮。朱德和周恩來面對這種狀況，無可奈何。

蔣介石經過數月精心策劃和準備，于9月下旬，調集100萬兵力、200架飛機，開始了對蘇區和紅軍的第五次“圍剿”。其中，專門集中了50萬兵力，用來進攻中央革命根據地。

國民黨軍隊對中央革命根據地的進攻，以廣昌為突破口，他們企圖尋找紅軍主力決戰。與此相配套的是，蔣介石對蘇區實行了極為嚴密的經濟封鎖，企圖以這種雙管齊下的方式搞垮蘇區。

早在6月，“左”傾中央全然不顧中央蘇區面臨的嚴峻形勢，竟然按照遠在上海的共產國際駐中共軍事總顧問的意見，提出“紅軍分離作戰”的對敵方針，想“用兩個拳頭打人”。

在前線的朱德和周恩來堅決反對主力一、三軍團分開，并提出不同意見，但博古和項英根本不聽。8月中旬，強行把紅一方面軍分為東方軍和中央軍兩路，要東方軍遠征閩西北，連續作戰。

以紅一軍團為主體的中央軍，則在中央根據地的北線活動，就這么作戰3個月后，紅軍自身戰斗力受到嚴重削弱，沒能阻止敵人碉堡封鎖線的完成，坐失了反“圍剿”的最佳準備時間和機會。

國民黨軍隊準備就緒，發起大規模進攻時，紅軍只好倉促應戰。9月底，國民黨軍奪取黎川，標志著第五次反“圍剿”戰爭拉開序幕，朱德本來打算繼續用機動靈活的運動防御戰來對付敵人。

但這時，共產國際派來的李德從上海來到瑞金，博古不懂軍事，就把軍事指揮大權全權委托給了李德。黎川失守，李德倉促制定“御敵于國門之外”的消極防御戰略，要求紅軍趕緊收復黎川。

于是，李德致電朱德和周恩來，命令東方軍火速北上，消滅硝石、資溪橋和黎川附近的敵軍。周恩來回電提出正確意見，卻遭到后方中革軍委的斷然拒絕，并要求東方軍堅決執行命令。

彭德懷指揮東方軍執行作戰命令，東方軍遭受重大傷亡，不得不撤出戰斗。紅軍在北線作戰連續失利，“左”傾中央卻倒打一耙，把責任全推到了朱德和周恩來身上，說他們執行命令不徹底。

朱德和周恩來在這種形勢下，一方面要顧全大局，在十分艱難的處境下仍然盡心盡力提出正確的建議；一方面又不得不執行中央命令，只能盡量想辦法減少因錯誤決策而導致的損失。

如此嚴峻的形勢下，誰都沒想到，全權掌握紅軍指揮大權的李德竟然躲在博古專門為他修建的一座房子里，把他在蘇聯軍事學院學來的那一套照搬到蘇區來，憑著地圖指揮紅軍作戰。

在這樣的情況下，博古和李德竟然還不滿足朱德和周恩來所擁有的軍事指揮權，11月中旬，他們直接來到建寧所在的紅軍總司令部，他們要更進一步掌握直接指揮紅軍作戰的權力。

起初，朱德對中共臨時中央請來的這位蘇聯軍事顧問還抱著尊重的態度，想盡量用以往紅軍四次反“圍剿”作戰取得勝利的成功經驗來影響他，但李德根本不接受，此后朱德也很少去李德那了。

1933年11月下旬，駐福建的國民黨第十九路軍發動福建事變，他們秘密同彭德懷接洽停戰與聯合抗日反蔣。毛主席、朱德和周恩來都希望紅軍配合第十九路軍作戰，便向博古等人提出建議。

奈何死守“左”傾觀點的博古等人拒絕了朱德和周恩來的建議，甚至指責第十九路軍發動政變成立的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是反動統治的一種新的欺騙，坐視福建事變被蔣介石調兵鎮壓。

這就導致，紅軍眼睜睜坐失一次可能打破敵人“圍剿”的天賜良機。此外，在一些具體的戰役中，博古和李德也拒絕接受毛主席、朱德和周恩來等人提出的正確建議，瞎指揮導致紅軍一次次失敗。

到了最后，博古和李德、項英考慮到在前方指揮作戰的朱德和周恩來一次次與他們意見不一致，干脆以統一前后方指揮的名義，取消了中國工農紅軍總司令部和紅一方面軍司令部。

改由中革軍委直接指揮中央蘇區各軍團和其他獨立師、團，雖然名義上朱德仍然是中革軍委主席，周恩來和王稼祥是中革軍委副主席，但他們的實權已經被剝奪，部隊全由博古和李德指揮。

就是在博古、李德和項英等人一次次主觀、武斷、輕率、不尊重紅軍前方最高指揮員的瞎指揮下，紅軍一次次斷送可能打破“圍剿”的機會，一次次遭受挫敗，終于釀成不可挽回的敗局。

到了1934年5月，廣昌保衛戰失敗后，以博古為首的中共臨時中央向共產國際申請，將紅軍主力撤離中央蘇區。8月底，博古和李德的“六路分兵”“全線抵抗”宣告徹底失敗，中央蘇區全面告急。

9月下旬，曾經鼎盛的中央蘇區在國民黨軍蠶食之下，只剩了瑞金、會昌、于都、興國、寧都、石城、寧化和長汀等幾個縣。10月，中央紅軍不得不開始實施突圍長征，撤離中央蘇區。

仔細比較5次反“圍剿”，很明顯的是，敵人雖然強大，但只要紅軍內部指揮正確，是完全可以粉碎敵人的“圍剿”的，前4次反“圍剿”的巨大勝利就是鐵證，敵人強大絕對不是失敗的理由和原因。

第五次反“圍剿”之所以會遭受嚴重失敗，最根本的原因根本不是敵人強大，而是因為“左”傾中央直接剝奪了毛主席、朱德和周恩來等人的軍事指揮權，任由瞎指揮橫行，這才是失敗的致命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