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地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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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先秦時期，龍門這一地名便已存在于晉南地區黃河峽谷一帶。隋唐時期，隨著東都洛陽地位的提升與統治者建設的需要，豫西伊闕被改稱龍門，從而形成跨區域同地名并置的現象。在隋代，為修建以洛陽為中心的龐大水網體系以及強調遷都洛陽的必要性，隋煬帝借龍門地名中的神話傳說與皇權符號實現其政治目的，促成了龍門地名的東遷。唐代之后，在科舉考試與佛教的推動下，龍門的地理指向逐漸由河津遷移到洛陽，龍門也從最初單一的地名而成為如今多元文化的共同體。對古代地名演變的研究，有利于從微觀視角透視中央政權的運作機制，促進地方地名的保護與文化傳承。

關鍵詞：龍門；地名變遷；洛陽；河津；隋唐

地名在古代承擔多重社會功能，它既是地理標識，又是文化與權力結構映射的載體，尤其在小農社會中，地名絕非簡單的地理標簽，而是融合了權力運作、經濟活動、文化記憶等社會要素的歷史“活化石”。龍門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符號之一，既是存在于地理中的坐標名稱，又是傳統神話中鯉魚化龍的文化象征。目前，關于龍門的研究集中于洛陽的龍門石窟，主要包含兩方面。一是立足文獻史料或考古發現研究隋唐時期龍門石窟的相關宗教問題。二是強調龍門石窟的現存新考古發現，分析龍門石窟的最新研究成果。現有研究未能對龍門名稱的形成進行針對性討論。文筆以中古時期龍門地名為研究對象，探究地理指向變遷背后的社會主觀邏輯與客觀條件，為研究龍門逐漸從黃河之濱遷移到伊水之畔的原因提供參考。

一、河津龍門的地名由來與行政化確定過程

據史料記載，上古時期龍門地名便已出現，并與大禹治水的傳說緊密相關。?尚書·禹貢?記載大禹“導河積石，至于龍門”，開鑿的缺口之處便稱為龍門；?呂氏春秋?載：“禹立，勤勞天下，日夜不懈。通大川，決壅塞，鑿龍門，降通漻水以導河，疏三江五湖，注之東海，以利黔首。”山西龍門作為自然地理實體，黃河在此處切開呂梁山脈，形成兩岸峭壁對峙的天然峽口。這種獨特的地貌特征，為早期人類的認知與命名提供了直觀依據。?魏土記?認為梁山北有一座龍門山，后來大禹鑿穿此山，使水流能夠順利流通，在此基礎上自然地理與文化傳說得以進一步結合；?水經注?中也提及其“導河積石，疏決梁山”。因此，在北魏之前，龍門地名便已經形成于山西河津地區，但更多是作為一種俗稱，并未以正式的地名確定下來。

龍門以行政地名形式被正式確認下來出現在北魏時期。?魏書?記載：“龍門，故皮氏，二漢屬河東，晉屬平陽，真君七年改，屬。”這是山西龍門地名首次正式以行政建制的方式確立下來。?隋書·地理志?云：“河東郡，后魏曰秦州，后周改曰蒲州。轄河東、桑泉、汾陰、龍門、芮城、安邑、夏、河北、猗氏、虞鄉。龍門，后魏置，并置龍門郡。開皇初郡廢。”由此可知，在隋代時此地依舊稱龍門，且其地理位置大概位于今山西省運城市河津市。

到唐代，龍門行政區劃進行了一系列調整，其地位也得到進一步提高。?太平寰宇記·河南道?記載：“武德三年屬泰州。貞觀十七年州廢，隸絳州。大順二年與萬泉割屬蒲州。”武德年間，龍門首次成為一州的治所所在。?舊唐書·地理志?：“武德元年，于縣置泰州，領龍門、萬泉、汾陰四縣。”在唐高祖李淵起兵過程中，山西龍門的軍事地位進一步提高。“八月辛巳，高祖引師趨霍邑，斬宋老生，平霍邑。丙戌，進下臨汾郡及絳郡。癸巳，至龍門，突厥始畢可汗遣康稍利率兵五百人、馬二千匹，與劉文靜會于麾下。”一方面，龍門靠近太原根據地，得以更好地進攻與防守；另一方面，龍門地處黃河峽谷地帶，地勢險要，渡河難度較大。但在此處渡河可以避開隋軍主力屈突通部在蒲津的布防，因此高祖折中了薛大鼎“勿攻河東，自龍門直濟河，據永豐倉，傳檄遠近，關中可坐取也”的建議，一半部隊從龍門渡過黃河，從而拿下關中。唐朝建立之后，李淵進一步提升了龍門的行政等級，加強對龍門的行政管理，在縣西北二十二里處設置“龍門關”。由此可知，在唐初期龍門的軍事地位得到了進一步提升。

古人行軍打仗前往往用天象預測吉兇后方才出軍，李淵從龍門渡河可能選擇將軍事地理條件和風水問題相結合，在選擇時兼顧其象征意義。作為地方性反叛政權，李淵在取得政權合法性的過程中也不斷與隋煬帝進行著“龍性”正統的爭奪。自秦漢以來，“龍”已是皇權的核心象征。李淵稱帝后，其政權合法性需要與“天命”“龍興”等概念綁定，而“龍門”作為起兵關鍵節點，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另外，龍門修有“高祖神堯皇帝廟，在禹廟南絕頂之上，盡行幸儀衛之像，蓋義寧初義旗至此也”。文物古跡的存在同樣證明李淵對龍門意向的重視，這也充分證明山西是唐人龍興之地。李淵從龍門渡河，并在此后不斷強調龍門的地位，反映出隋唐之際地方政權對“龍”符號的政治爭奪，表現出李淵對龍門這一唐代“龍興之地”的復興，也象征自己從地方勢力的“魚”躍升為天下共主的“龍”。經過隋末唐初社會的一系列影響，龍門逐漸從撲朔迷離的遠古神話的意象中走出來，更兼有世俗色彩與政治功效。

此外，魚躍龍門的傳說使得此地的文化符號得以在早期定型。?元和郡縣圖志?轉載?三秦記?道：“河津一名龍門，水陸不通，魚鱉之屬莫能上。江海大魚集龍門下數千不得上，上則為龍，故曰‘曝鰓龍門’。”隨時代發展，這一意象也已經初步具備登科之意，如?后漢書?中提及李膺“獨持風裁，以聲明自高。士有被其容接者，名為登龍門”。酈道元?水經注?云：“河水南逕北屈縣故城西，西四十里有風山，風山西四十里，河南孟門山。孟門，即龍門之上口也。出鞏穴，三月則上渡龍門，得渡為龍矣。否則，點額而還。”隨著地名的不斷更改與地方行政區劃的調整，龍門這一名稱也從最初的地貌代稱逐漸與神話傳說相融合，并逐漸定型為行政地名。但不管是由山還是依水而建名，種種記載均表明山西龍門的名稱自古以來便已確定，并且時間要早于洛陽龍門。

二、洛陽伊闕地名的由來與龍門俗名的確定過程

在隋之前，洛陽龍門一名也偶爾出現，但次數較少，山西河津龍門更具有話語權。在隋之后，洛陽龍門的出現次數明顯增多，并逐漸有超過河津龍門的勢頭。也是在這一時期，龍門的地理指向逐漸從河津遷移到洛陽。

洛陽伊闕地名的由來有一個復雜的過程。?水經注?記載：“伊水又北入伊闕，昔大禹疏以通水。兩山相對，望之若闕，伊水歷其間北流，故謂之伊闕矣。春秋之塞闕也。昭公二十六年，趙鞅使女寬守塞闕是也。”正是因為兩山夾道，傍伊水流過其間，故以伊闕來命名此地。據此可知，在先秦乃至上古時期，伊闕一名便已出現。后來，該地地名也發生了相應變化。?隋書·地理志?云：“伊闕，舊曰新城，東魏置新城郡。開皇初郡廢。十八年縣改名焉。有伊闕山。”?括地志?曰：“洛州伊闕縣，在州南七十里，本漢新城（縣）也，隋文帝改新城為伊闕，取伊闕山為名也。”在隋文帝時期，改新城為伊闕。正是由于伊水從兩山之間流過才命名為伊闕，因為大禹開山，才使得一山為二，山名也由伊水而來被稱為伊闕山。由此可知，該地地名的形成與地理環境同樣有很重要的聯系。正是因為二者有著相似的地理條件，為之后地名的變遷提供了基礎。?元和郡縣圖志?記載：“其宮北據邙山，南直伊闕之口，洛水貫都，有河漢之象，東去故城一十八里。初，煬帝嘗登邙山，觀伊闕，顧曰：‘此非龍門邪？自古何因不建都于此？’仆射蘇威對曰：‘自古非不知，以俟陛下。’帝大悅，遂議都焉。”由是，洛陽龍門的地名便逐漸確定下來。但據?元和郡縣圖志?載河南府管縣二十六，其中“伊闕縣，畿。北至府七十里。古戎蠻子國。漢為新成縣，屬河南郡。周武帝時屬伊川郡”。因此，在隋唐時期，伊闕一名始終是官方的地方行政名稱。但相較于之前，龍門一名出現次數更為頻繁。在?全唐文?中，洛陽龍門的出現頻率更高，所指更多是洛陽伊闕，并逐漸超過河津龍門，從?太平寰宇記?中也可窺知“洛陽西南伊闕口也。俗名龍門”，可見世人已逐步形成伊闕等同于龍門的觀念。

在隋代之前，并沒有史料明確記載洛陽出現龍門這一縣名的稱呼。?漢書·溝洫志?中雖曾提及“昔大禹治水，山陵當路者毀之，故鑿龍門，辟伊闕，析底柱，破碣石，墮斷天地之性”，但在同卷中仍提及“故道河自積石，歷龍門，南到華陰，東下底柱，及盟津、雒內，至于大伾”，后者可以清楚判斷其地理位置是河津，同卷中同時出現的相同地名是否是指兩個不同地方還有待辨析。另外，也可根據石窟的名稱來判斷。?洛陽伽藍記?對洛陽南伊闕的石窟寺稱作“伊闕石窟寺”或“南石窟寺”。?魏書·釋老志?記載：“景明初，世宗詔大長秋卿白整準代京靈巖寺石窟，于洛南伊闕山為高祖文昭皇太后營石窟二所。”由此可知，龍門石窟的名稱在北魏時還未形成。隋代時期，?隋書·煬帝本紀?云：“丙申，發丁男數十萬掘塹，自龍門東接長平、汲郡，抵臨清關，度河，至俊儀、襄城，達于上洛，以置關防。”若細究該處“龍門”的地理位置便可發現其并不位于洛陽。據?隋書·地理志?可知，長平郡“舊曰建州，開皇初改為澤州，大業初置長平郡”，其位置大約在今天的山西晉城，位于“龍門”之上。由此可知，該處的龍門并非指代洛陽地區。這也進一步證明，在隋代之前，洛陽龍門并沒有正式進入官方書寫中。洛陽龍門地名的真正凸顯則是在隋煬帝時期，其地名遷移背后也暗含隋煬帝的深刻動機。

三、龍門地理指向變遷的原因

由于隋煬帝的改名舉動，龍門的叫法逐漸在洛陽確立下來。兩地擁有相似的地形地貌，使得名稱的變遷能夠在地理空間上得到解釋。事實上，這不是隋煬帝唯一一次欲遷都而改名的舉措。?資治通鑒?記載：“帝改蔣州為丹陽郡，蓋欲都建康也。”此次地名遷移也表現出相較于之前，隋政權的地名政治功能進一步強化。從整體看來，除種種客觀原因外，這看似巧合的“借取地名”行為背后隱藏著隋煬帝深刻的政治動機和時代因素。

（一）地貌特征的相似與洛陽龍門地理位置的特殊

首先，兩地相似的地貌特征為地理指向的遷移提供了最基礎的客觀原因。?水經注·河水?記載，河津龍門“昔者，大禹導河積石，疏決梁山，謂斯處也”。同樣，?水經注·伊水?記載：“伊水又北入伊闕，昔大禹疏以通水。兩山相對，望之若闕，伊水歷其間北流，故謂之伊闕矣。春秋之塞闕也。昭公二十六年，趙鞅使女寬守塞闕是也。”兩地同有兩山傍邊、水從中流的相似景觀，并且共有大禹治水的神話傳說，這為隋煬帝對龍門地名進行指向性變遷提供了可能性。

其次，伊闕處于洛陽外廓城的特殊位置為龍門地名指向的變遷提供了政治原因。伊闕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得龍門被賦予天闕之稱，其整體布局之精妙更展現出隋唐時期皇帝借城市中軸線表達的君權通天的思想。洛陽神都的中軸線從南至北，形成天闕（城南香山、龍門山對峙的伊闕）—天街（中軸街道）—天門（宮城應天門）—天津（洛河上的天津橋）—天樞（皇城外的“頌德”紀念碑）—天宮（明堂）—天堂（禮佛堂）的格局。?唐兩京城坊考?更記錄定鼎門“南通伊闕，北對端門”。龍門作為“天界入口”，定鼎門作為“人界樞紐”，紫微宮作為“權力中心”，共同構成天人交感的通道，為君權神授論提供支撐。伊闕一名的更改更增添了該地的神圣性，這也與隋煬帝對洛陽作為帝國中心的風水布局要求相契合。因此，龍門一名的遷移更改為隋煬帝遷都洛陽與營建新城提供了多維度的理論支持。

（二）隋煬帝時期推動地名變遷的主觀原因

龍門，作為一種特殊的地名符號，其“龍”字自古至今便具有非常深遠的意義。龍作為象征真命天子的一種證據和作為自己政權合法性的一種證據，被民眾普遍信仰。隋煬帝改伊闕為龍門，暗示此為天子居住的地方。?隋書?記載，隨著漢人王朝的再度統一，當時隋朝面臨“今者漢王諒悖逆，毒被山東，遂使州縣淪為非所。此由關河懸遠，兵不赴急，加以并州移戶復在河南”“南服遐遠，東夏殷大，因機順動，今也其時”的局面。高敏認為：“平陳之后不久，江南地區地主階級的某些利益受到了傷害，便大造隋欲徙江南人入關中的謠言，從而掀起了反隋的軒然大波，以致各自擁兵反叛。”因此，東都洛陽的建立對于隋煬帝來說十分緊迫。一方面，有利于壓制叛亂逆賊，進一步控制南部和東部，利用“龍門天闕”意象塑造北方文明正統；另一方面，有利于打擊聚集于長安的關隴士族，壓抑其政治地位。此外，財政方面，“隋文帝之建都長安，在經濟上帶來了頗為嚴重的困難。在關東經濟超過關中的情況下，與其苦于漕運而不得不頻頻就食洛陽，何若遷都洛陽，棄儉就豐”。隋煬帝改伊闕為龍門，使其具備一定的政治象征意義，顯示出隋朝的強盛和皇帝的威嚴，既可增強洛陽的政治神權意味，加強遷都、營造都城的政治合理性，減少遷都阻礙，又將地名與皇權直接關聯，彰顯皇權至高無上。

洛陽龍門地名的變遷也繼承了北魏時期?水經注?中流傳下來的大禹治水傳說。隋煬帝搬運山西龍門大禹治水的神話傳說至洛陽伊闕，可以彰顯自己修建溝渠、開辟運河的正確性和必要性。?水經注?記載：“昔者，大禹導河積石，疏決梁山，謂斯處也。”由此可見，大禹在龍門留下的深遠文化影響。然而，關于伊闕之地大禹治水的傳說在?史記·夏本紀?中并無記載，只有關于山西龍門的記錄。洛陽治水神話的出現在酈道元?水經注·伊水?強調的“禹疏伊闕”之說中。這其實是北魏時期的文化建構，此類文化書寫正是其作為外來民族對中原文化的一種認同與運用，也為孝文帝遷都洛陽提供了合理性。

北魏時期，鮮卑族作為外來民族，要在中原建立自己的合法政權，需要舉行一定的儀式來繼承華夏正統。大禹治水的符號具有一定的正統權威性，孝文帝在太和二十一年“行幸蒲坂，遣使者以太牢祭虞舜。戊辰，詔修堯、舜、夏禹廟”，表現出其遷都洛陽后對華夏政權正統的重視。關于禹廟，據?太平寰宇記?記載，“大禹祠，在縣西二十五里。魏風土記曰：‘梁山北有龍門山，上有禹廟。’隋末摧毀，唐貞觀九年奉敕更令修理”，其地理位置便在山西龍門處。由此可見，北魏朝廷對這一華夏文明起源地之一的關注。北魏對禹鑿伊闕書寫的初步完成也使得隋煬帝為大禹治水這一神話的嫁接提供了可能性。

在生產力相對薄弱的古代，修建大運河是一項極為龐大的工程，必定會勞民傷財，致使百姓哀怨。隋煬帝轉接龍門之名于此，不僅能夠以大禹之形象來比喻自身，顯示自己同行禹事，從而加強自身政權統治力，而且也可以變相消解人民對開渠勞役的不滿，提高勞動積極性，以大禹治水之事呼吁百姓復刻歷史，共謀類于大禹的千秋事業。雖無直接史料證明煬帝曾欲以開鑿運河之事與大禹比肩，但據其他史料記載，隋煬帝欲遷都丹陽（今江蘇南京）時，群臣阿諛道“江東之民望幸已久，陛下過江，撫而臨之，此大禹之事也”，雖是朝臣奉承之話，但所說之意皆出于隋煬帝本心，由此可知，當時隋煬帝本人也接受自身形象的禹化。晚唐詩人皮日休曾在?汴河懷古?中評價隋煬帝“若無水殿龍舟事，共禹論功不較多”，后人對隋煬帝的評價也必然是其所追求的政治目標。

在地理層面上，龍門之名從西向東的遷移過程與中古時期國家經濟重心逐漸向東轉移具有同步性。隨著隋唐大運河通濟渠的開通，洛陽成為“天下舟船所集，常萬余艘”的物資樞紐。山西龍門所在的黃河漕運地位下降，洛陽龍門所在的“伊水—洛水—黃河”水道成為新動脈，地名變遷實為經濟權重構的空間表征。隋代修建大運河，特別是隋煬帝時期陸續開鑿通濟渠、邗溝、永濟渠和江南運河，打造了以洛陽為中心的漕運系統，溝通了東西、南北運輸，由此在運道沿岸設立了眾多漕倉，洛陽的經濟實力進一步上升，帶動洛陽龍門的經濟得以更快發展。

（三）唐代龍門石窟的開鑿與科舉考試的興盛

經過隋代，伊闕地名開始了龍門化的轉變。隨著唐代佛教的興盛繁榮、科舉制度的不斷健全完善，加之洛陽作為東都地位的逐漸穩固，地區經濟不斷發展，洛陽龍門也逐漸走入大眾視野當中。最初，山西龍門的原始傳說強調自然神力，隨著科舉制的落地落實，洛陽龍門則衍生并確定“進士及第”的新解，科舉制度中的“龍門”喻象，在此獲得空間載體，進一步促使了龍門地理指向的變遷。產生于山西河津的“上渡龍門”傳說，在唐代之前，多作為一種神話故事或美好寓意而存在，象征萬物力量突破自然束縛，到了唐代，鯉魚躍龍門直接表示科舉及第。?魚文化的歷史演化?認為唐朝處于“魚文化的魚龍演化期”，提到唐代以鯉魚躍龍門來表示科舉，鯉魚成為道教圣物，李唐王朝與鯉魚關系密切。隨著科舉制的推行，很多考生到洛陽赴考，傳說故事便和現實進行了深入結合，虛無縹緲的神話便裹上了政治文化的烙印，從而不斷流傳，變得更加具體化和普及化，而躍龍門這一神話更彰顯出它的科舉寓意。李白?贈崔侍御?中提到“黃河三尺鯉，本在孟津居，點額不成龍，歸來伴凡魚”，直接道出因科舉考試而落第的失落感，賦予躍龍門傳說濃厚的政治意味。?唐摭言?記載韓愈、皇甫湜“亦一代之龍門也”，將登科者直喻為龍門，體現出龍門精英文化符號的形成。由于科舉考試的推動，洛陽龍門逐漸在唐代完成了地理指向的遷移。

在唐朝時期，隨著石窟佛像的進一步開鑿，佛教的興盛也推動著大眾對洛陽龍門的認可。唐朝初期寺廟佛教文化興起，洛陽石窟迎來了第二次大開鑿。據有關統計，在唐代，城外龍門石窟的造像活動達到空前絕后的程度，無論是開鑿窟龕、造像數量，還是各類石像的雕造水平，均達到唐代最高水準。在唐代之前，北魏開鑿石窟時，此處并不冠以龍門之名，多以伊闕或洛陽為主，而隨著隋煬帝龍門地名的遷移、唐代的皇家工程在此建設，龍門之名隨著政治權力的干預和佛教力量的影響逐漸深入人心。杜甫?龍門?提道：“龍門橫野斷，驛樹出城來。氣色皇居近，金銀佛寺開。”這兩句詩展現出當時的人們對此地自然景觀的直接感受，從詩句中也可以窺探到當時龍門由于洛陽的城市建設和石窟的開鑿工程已經逐漸和政治、佛寺符號相融合。其?游龍門奉先寺?一詩更寫道“天闕象緯逼，云臥衣裳冷。欲覺聞晨鐘，令人發深省”，夜晚所感受到空虛稍寒的環境，并于清晨聽到清冷的佛寺鐘聲，令詩人漸入禪境。劉滄?題龍門僧房?：“禹門山色度寒磬，蕭寺竹聲來晚風。僧宿石龕殘雪在，雁歸沙渚夕陽空。偶將心地問高士，坐指浮生一夢中。”詩人同樣在鐘聲磬語中，靜悟禪意佛理。由此可見，隨著皇家工程的開工，龍門逐漸成為多元符號的融合。詩人作為唐代最具代表性的社會群體，對洛陽龍門的叫法認同也逐漸影響著整個社會對洛陽龍門的認知。

四、結語

龍門地理指向的變遷，表面是地名更易，實則折射出深層的時代動因與政治邏輯。隨著隋煬帝因建立東都洛陽、開鑿運河與維系統治的需要，遷移河津龍門于洛陽伊闕，龍門這一普通的地名逐漸與國家意識形態緊密相連。經過有唐一代，龍門漸漸從上古神話中走出來，更兼有世俗色彩，于河津到洛陽，從而逐漸發展成為當今不可或缺的文化符號之一。這一變遷不僅揭示了龍門地名在晉豫兩地的形成與演變，也呈現出地名如何被政權用作構建認同、彰顯權威的工具。通過追溯龍門背后的歷史動因，可以從微觀的地名視角，窺見古代政治治理、文化塑造與社會變遷之間錯綜復雜的互動關系。

作者：高友年

來源：《洛陽理工學院學報（社會科學板）》

2026年第2期

選稿：賀雨婷

編輯：江 桐

校對：耿 曈

審訂：王昱婷

責編：杜佳玲

（由于版面內容有限，文章注釋內容請參照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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