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他被定為上將仍堅持要求離休，拒絕新職務安排，秦基偉請求楊尚昆親自出面勸說他！
1955年9月27日，北京懷仁堂燈火通明，首次軍銜授予儀式莊重展開。“國防部副部長——中將廖漢生”這一排字剛一出現，就讓不少與會者抬頭相覷：軍銜是中將，待遇卻比肩上將，似乎不合常規，卻又無人質疑他的資格。
那份信任的砝碼，并非憑空而來。再往前推二十年，湘贛邊的稻田上硝煙彌漫。1932年，19歲的廖漢生投身紅二方面軍，從供給部抄寫員起步。物資短缺，子彈常要在戰場上“拾”回來，他跟著部隊一路西征。長征途中，賀炳炎看中他的筆頭與膽識，把他調進參謀部。深夜油燈下，小伙子趴在地形圖上畫等高線，汗水和墨跡常常混成一片。
雪山草地最難熬。部隊斷炊，他用僅剩的豆餅裹雪吞下，一手提槍一手拎彈藥箱，硬是把落隊傷員帶出了死亡線。到達陜北后，賀龍一句“你留下”，他便成了二方面軍機關里的多面手：寫命令，做動員，打急襲。抗戰八年，他在太行山腹地組織夜襲滹沱河橋，又為新兵設計冬訓科目，政工、戰術、后勤一肩挑。
解放戰爭臨近尾聲，二方面軍兵力并不占優，卻能拼到最后一刻。廖漢生把補給路線劃得像算盤珠子，一顆也不敢錯位。北平和平解放時，他不過36歲，卻已成軍區里的“萬能鑰匙”。
新中國建立后，軍隊要正規化。軍銜制度一推開，紅二系統擬定上將六人，終因名額壓縮，僅余兩位，如此才有了“中將廖漢生按上將使用”的安排。隊伍里有人打趣：“個子不高，卻站在長凳上辦公。”實際上，組織更看重他在復雜局面的調度能力。
1958年，他受命掌舵軍事學院。學院里“戰場經驗派”與“理論研究派”爭得面紅耳赤，他既不拍桌子也不拉偏架，而是讓雙方列數據、做推演，誰對誰錯讓事實說話。這套方法后來成為院校教學的范本。七十年代，他又先后調任北京、南京、沈陽三大軍區政委，任務棘手的地方總能見到那身被汗水打濕的軍裝。
1980年代初，國家提倡干部年輕化、知識化。已到古稀的廖漢生在個人意見欄寫下八個字：“七十有一，精力有限”，又補一句“力乏擔當”。第一次申請離休未果，他順從調往沈陽，卻依舊堅持讓位。
1982年初，西山一間磚瓦小院里，秦基偉放下熱茶，開門見山地說：“新任命，你還推？”老廖笑了笑，輕輕搖頭。軍委隨后兩度商議，想讓他回軍事學院或進總政治部，他只回應一句：院長剛卸，機關生疏，與其耽誤事業，不如給年輕人機會。
楊尚昆聽完匯報，點頭道：“他心意已定，不必強留，換個戰線吧。”翌年春，全國人大主席團名單中出現了廖漢生，他分工國防與僑務組。沒有軍號嘹亮，只有一把小折尺常伴左右。下鄉調研，他蹲在鄉鎮企業的土墻前量厚度，來到邊防公路，親自拍下碎石松動的角度。十年里，他跑遍21個省區市，留下厚厚一摞報告，字跡端正，批注犀利。
逢“五一”“八一”，他照例給昔日紅二老兵寫信，叮囑后輩別因出身而松懈。對權位，他有一句口頭禪：“能跑就跑，跑不動就交接。”在人們眼里，那更像部隊里的交班口令，簡單卻管用。
1992年卸任后，他回到家中，不改清晨起床號般的作息。那個冬天，北京飄下大雪，他在院里堆了個戴舊軍帽的雪人，拍拍手套對孫輩說：“人會老，骨頭別硬，心要活。”2006年10月，94歲的他病逝。自1932年摸到第一支步槍，到走完人生最后一班崗，他始終把“責任”二字置于頭銜之上；倘若覺得扛不起，便主動讓路，從不拖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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