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興與三星的標準必要專利許可糾紛，不應只被理解為一場企業之間的專利許可費之爭。

它更像是一個觀察窗口。當全球通信產業的技術標準、許可費率、交叉授權、銷售預測、可比協議和多國訴訟糾纏在一起時，中國法院能不能用專業能力進入規則解釋現場？

重慶法院這份判決給出的答案是，可以！

重慶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2024）渝01民初905號.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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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慶法院不是簡單地處理一場知識產權糾紛，而是在嘗試用司法方式拆解全球標準必要專利許可體系。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中國法院開始不再只是知識產權糾紛的“裁判者”，而是在逐漸成為全球技術交易秩序的參與者。

一、這起案件的意義，在于“誰來解釋規則”

從訴訟請求看，中興請求法院確定雙方就無線通信標準必要專利的全球范圍交叉許可條件，覆蓋2G至5G無線通信標準，許可期限為2025年1月1日至2029年12月31日，許可產品包括移動終端和基礎設施設備，并主張三星一次性支付7.31億美元。也就是說，這不是一場圍繞單件專利、單一產品、單一市場展開的普通侵權訴訟，而是一次典型的全球SEP許可條件確定案件。

這里真正復雜的，并不是金額本身。

復雜的是金額背后的結構：

2G、3G、4G、5G如何分代際計算？

終端設備和基礎設施設備如何區分？

歷史期間和未來期間如何處理？

雙方專利組合強度如何比較？

全球銷售額、預測銷售額和折現模型如何進入裁判？

可比協議究竟應該選擇哪一份？

自上而下法和可比協議法之間，誰優先、誰輔助，還是可以并用？

這些問題，過去長期由歐美法院、國際仲裁、跨國企業許可部門和大型專利池在事實上塑造。重慶法院在本案中真正進入的，正是這個全球技術交易秩序的規則解釋現場。

二、SEP許可的難點，是規則公開但價格黑箱

標準必要專利許可體系有一個長期矛盾。標準是公開的，FRAND承諾是公開的，全球產業鏈都知道實施標準就繞不開SEP。

但真正的價格形成過程，往往是不公開的。許可協議不公開，交叉許可結構不公開，真實費率不公開。

歷史豁免、地域折扣、封頂機制、未來許可、基站和終端拆分，通常都隱藏在企業之間的商業協議里。

于是，所謂FRAND，很容易在實踐中變成一個高度依賴談判實力的結果。

誰更有能力發動跨國訴訟，誰更能承受禁令壓力，誰掌握更多許可數據，誰更接近主流司法管轄區，誰就更容易影響許可費率。

這正是中國法院必須進入這一領域的原因。

如果中國企業已經是全球通信標準的重要貢獻者、全球通信設備的重要供應者、全球5G產業的重要參與者，而中國法院卻不能解釋FRAND、不能審查可比協議、不能計算全球許可費，那么中國企業參與全球技術交易時，仍然只能接受別人搭建的定價秩序。

所以，本案的關鍵不是重慶法院“愿不愿意管”，而是重慶法院有沒有能力把這個黑箱拆開。

三、重慶法院做的，是把黑箱拆成可審查的司法結構

從判決披露的案件過程看，雙方在《2021年協議》到期前后，就《2024年協議》進行了技術討論、商務討論和協議討論。商務談判期間，中興提供了五次交叉許可報價和三次單向許可報價，三星提供了五次交叉許可反報價。雙方圍繞許可條件、許可費用、實際銷售數據、第三方數據、可比協議和計算方法持續拉鋸。

這說明，法院面對的并不是一個靜態事實。

它面對的是一個動態談判過程。

因此，重慶法院要判斷的不只是“最終費率是否合理”，還包括：

報價是否有依據；

反報價是否足夠認真；

銷售數據是否能夠支撐計算；

可比協議是否真正可比；

歷史協議是否覆蓋5G；

不訴承諾是否具有獨立對價；

未來許可期間能否被法院裁判；

全球交叉許可是否具有現實基礎。

這就是這份判決的重要性。

它不是在孤立計算一個數字，而是在把全球SEP許可中最核心的商業變量、技術變量和法律變量，轉化為可以被司法審查的結構。

四、專業不在法律一個維度，而是復合能力

SEP案件最難的地方在于，它不是純法律問題。

它同時要求法院理解四套語言。

第一套是技術語言。

2G、3G、4G、5G，不只是通信代際標簽，而對應不同技術貢獻、不同產業周期和不同標準必要專利組合。

第二套是產業語言。

終端設備和基礎設施設備，銷售規模、利潤結構、市場周期、商業模式都不同，不能簡單套用同一邏輯。

第三套是經濟語言。

許可費不是拍腦袋形成的，它需要銷售數據、預測數據、折現率、行業累積費率、專利強度、可比協議拆解等經濟分析工具支撐。

第四套是國際規則語言。

FRAND承諾來自標準組織框架，全球SEP許可又處在多國訴訟、域外判例和跨國商業協議共同塑造的環境中。

重慶法院在本案中的意義，就在于它沒有把案件簡化為普通侵權判斷，而是正面進入這些復合問題。

這不是“司法擴張”。

這是全球技術交易發展到今天，對法院專業能力提出的必然要求。

五、方法選擇本身，就是規則解釋權

本案中，三星主張在存在可比協議的情況下，應優先適用可比協議法，自上而下法至多只能作為輔助參考。

但重慶法院沒有接受這種絕對化排序。

法院認為，目前實踐中可比協議法和自上而下法都是確定標準必要專利許可費率的主要方法，兩種方法各有優缺點，是否具有優劣之分并無定論，國內外司法案例也均有適用兩種方法的情形，因此沒有充分證據證明二者存在必然適用先后順序。

這一判斷非常關鍵。

它說明重慶法院不是機械接受某一種既有國際路徑，而是在根據案件證據結構，建立自己的方法選擇邏輯。

對2G至4G部分，法院以《2021年協議》作為可比協議，使用可比協議法計算。

對5G部分，法院同時采用自上而下法和可比協議法，并在可比協議法中以《三星電子諾基亞協議》為5G標準必要專利許可的可比協議進行計算。

這背后體現的是一種方法成熟，不是迷信可比協議，也不是迷信數學模型。而是知道每一種方法的使用邊界。

可比協議可能受訴訟壓力、商業背景、交叉許可結構影響。

自上而下法可能受行業累積費率、專利強度評估、模型參數影響。

真正成熟的裁判，不是選擇一種方法排斥另一種方法，而是在不同方法之間建立校驗機制。

這正是司法專業性的體現。

六、法院介入是修復失靈的市場談判

SEP許可首先當然應當依靠商業談判解決。

但本案顯示，當商業談判長期無法達成一致時，雙方爭議已經不再停留在會議室里，而是迅速外溢為全球訴訟。

判決記載，自2024年12月19日三星在英國高等法院提起訴訟后，雙方在英國、中國、巴西、美國、德國、歐洲統一專利法院等多個司法轄區提起多起訴訟。

這就是SEP許可談判失靈后的典型后果：

商業問題訴訟化。

技術問題程序化。

費率問題禁令化。

許可問題全球化。

如果沒有法院對FRAND許可條件作出判斷，雙方很可能繼續把談判壓力轉移到不同國家的侵權訴訟、禁令申請、反壟斷訴訟和程序博弈之中。

所以，重慶法院在本案中的介入，不是替代市場談判。

恰恰相反，它是在市場談判失靈之后，把爭議重新拉回許可條件本身。

法院要解決的不是誰能在全球訴訟中壓倒誰，而是誰的許可條件更接近FRAND。

這正是司法進入全球技術交易秩序的正當性所在。

七、真正的司法話語權，是把復雜問題講清楚

中國法院要提升全球SEP司法話語權，不能只靠結果，要靠理由。

英國法院之所以在SEP案件中長期具有影響力，不是因為英國市場最大，而是因為它不斷輸出可討論、可比較、可引用的FRAND裁判方法。

同樣，中國法院要進入全球技術交易秩序，也不能只停留在“保護中國企業”的表層表達上。

真正有力量的方式，是把復雜問題講清楚。

把全球許可講清楚。

把可比協議講清楚。

把費率模型講清楚。

把歷史期間和未來期間講清楚。

把技術貢獻和商業規模的關系講清楚。

把FRAND從原則變成可操作的裁判結構。

重慶法院這份判決真正值得關注的地方，正在于此。

它不是用口號進入全球規則競爭，而是用專業進入規則解釋現場。

重慶法院給出的信號很清晰，專業能力本身就是國際競爭力。在全球SEP爭議中，法院有沒有話語權，最終取決于它能否讓市場相信，它懂技術；它懂產業；它懂許可；它懂經濟模型；它懂國際規則；它懂全球商業現實。

重慶法院這份判決的價值，不只是它確認了某個許可費數字，而是它展示了一種能力，在一個高度復雜的全球技術交易糾紛中，中國法院可以組織證據、識別爭點、選擇方法、拆解協議、處理模型，并最終給出可解釋的裁判路徑。

這對重慶法院本身，是一次司法能力的展示。

對中國法院整體，是一次參與全球SEP規則解釋的信號。

對中國企業而言，則意味著未來在全球技術交易中，不必完全依賴域外法院來解釋自身技術價值。

知產力判斷

重慶法院這份判決最重要的地方，不是它給中興和三星之間確定了一個許可費。而是它用專業能力進入了全球技術交易秩序的規則解釋現場。

在標準必要專利時代，法院處理的不再只是權利邊界，而是技術價值如何被交易、產業收益如何被分配、全球許可秩序如何被重構。

中興三星案釋放出的真正信號是，中國法院開始不再只是知識產權糾紛的裁判者，而是在逐漸成為全球技術交易秩序的參與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