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的地方選舉9日結束計票，斯塔默領導的執政黨工黨遭遇了一次被視為歷史性的失敗。工黨在英格蘭地區136個地方議會約5000個議席中，丟掉超過1400個地方議會議席，在約40個地方議會失去了絕對多數地位，尤其是在威爾士這一傳統票倉中以巨大差距落后威爾士民族黨和改革黨，喪失了其長達一個多世紀的主導地位。工黨內部要求斯塔默辭去首相一職的呼聲也隨之再現。 2024年7月，英國工黨以壓倒性優勢贏得議會下院選舉，結束保守黨長達14年的執政。然而，不到兩年光景，工黨的慘敗讓一切顯得判若云泥。這背后或許不只是工黨一黨的成敗，而是2016年英國公投決定“脫歐”以來的十年間，英國自身面臨的多重困境。 第一，是經濟的低迷。數據顯示，“脫歐”以來，英國人均GDP增速比“未脫歐”情境低6%—10%，貿易成本上升、商業投資疲軟和勞動生產率下降等結構性問題愈加凸顯。與其他發達經濟體相比，自2016年中到2024年初，英國的實際人均GDP僅增長約4%，而同期歐元區增長了約8%。隨之而來的物價上漲、工資增長乏力等問題，更如“溫水煮青蛙”，持續侵蝕著民眾的生活水平。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4月將英國2026年增長預期下調至0.8%，這個數據在七國集團中為最低。長期無法解決的經濟困境，讓英國民眾不再相信傳統大政黨能扭轉頹勢，這也為議會少數黨的崛起埋下了伏筆。 第二，是社會的分裂。一方面，“脫歐”使支持“留歐”與支持“脫歐”的民眾之間，至今仍橫亙著難以彌合的心理鴻溝，由此造成的社會撕裂更加“破鏡難圓”；另一方面，民眾的生活困境加劇社會分裂，沖擊著本就脆弱的英國社會族群關系，政治的碎片化也隨之愈演愈烈。尤其是在當前人工智能、社交媒體等的快速發展，讓代際價值觀變遷加快，社會的去中心化越發明顯，極化觀點更易被放大傳播，年輕選民在氣候、社會公平等議題上會更喜歡綠黨，年長和傳統產業選民則在移民和文化戰爭議題上被改革黨吸引。 第三，是政治的困境。英國左翼選民中“工人群體”比例從上世紀80年代的40%跌至如今的7%，加之去工業化導致傳統就業崗位大量消失，工黨不得不更關注城市中產階層，生活水平較低的藍領選民開始轉向極右翼的改革黨，甚至將改革黨領袖法拉奇視為“工人群體的真正代言人”。工黨又始終礙于意識形態和經濟現實，在增稅與削減福利間反復不定，黨內的激進左翼、溫和改良派和“第三條道路”派嚴重撕裂，極大削弱了選民本就不足的信任。 最后，是體制的困境。英國的兩大主流政黨保守黨與工黨先后陷入嚴重內斗，黨內派系林立，領袖權威頻頻受到挑戰。議會屢次出現政府提案被否決，甚至首相被迫提前解散議會重新大選等憲政亂象，英國的多黨議會制體系越來越難以為繼。同時，議會內部程序被頻繁濫用，冗長辯論、修正案海嘯等策略成為少數派拖延立法的手段，政府施政效率大打折扣。有觀點認為，工黨之所以能上臺，并非政策主張有多么迎合民意，更多還是因為保守黨表現太差。曼徹斯特大學教授斯科特指出，在許多選民看來，“工黨和保守黨越來越缺乏差異”。 面對這場被視為“中期信任公投”的慘敗和要求辭職的呼聲，斯塔默稱“不會一走了之，讓國家陷入混亂”，并拿出一套“微操作”組合拳。他任命前首相戈登·布朗為全球金融與合作特使，宣布部署“龍”號驅逐艦前往中東，預備參與霍爾木茲海峽護航行動，顯然是希望向內穩住陣腳，向外轉移視線。布朗是工黨元老，曾以應對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知名，可以借此傳遞“政府仍在做事”的信號；部署“龍”號驅逐艦前往中東，則意在展現“負責任大國”形象。當前英國面臨的更多是結構性困局，當民意的不滿已然不可遏制時，這些“微操作”就顯得杯水車薪。 對英國而言，兩黨政治的“舊時代”在走向終結，而劇烈動蕩后的政治新格局能否解決當前的多重困境，仍要打一個問號。（作者是北京外國語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