陜西浩公律師事務所 刑事研究院 文章/趙曼玉

一、事件經過

網店老板曹先生收到顧客陳某的“僅退款”申請，由于已發貨，曹先生拒絕了“僅退款”，希望陳某能“退貨退款”，不料遭到了陳某的一連串報復。陳某先是向市場監管部門投訴，又在曹先生的多家網店惡意下單，每次下單數量從幾十到幾百件，金額從幾千元至上萬元不等，一旦發貨，陳某就會申請“僅退款”。曹先生陷入了“發貨虧本、不發貨違規”的兩難境地，于是向陳某支付5000元“和解費”。擔心再次陷入這類困境，曹先生最終報警求助。經查，還有其他商家也遭遇了陳某的層層套路。陳某共針對900余家網店，惡意下單2700余次，累計下單金額達到1000余萬元。

二、法律分析

《刑法》第二百七十六條規定，由于泄憤報復或者其他個人目的，毀壞機器設備、殘害耕畜或者以其他方法破壞生產經營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情節嚴重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本條中的“其他方法”是一個開放性表述，在電子商務高度發達的今天，“惡意下單、強制僅退款”本質上與“切斷電源”、“堵塞大門”無異，都是通過制造運營障礙來達到破壞目的，完全可以被“其他方法”所囊括。

上述新聞中：1.陳某實施了典型的“其他方法”破壞行為：他沒有揮錘砸毀倉庫，而是通過濫用平臺“僅退款”規則、惡意投訴等“軟暴力”手段，致使商家陷入“發貨虧本、不發貨違規”的兩難境地，可能直接導致商家生產經營活動的停滯和紊亂；2.傳統觀念認為破壞生產經營罪保護的是“機器設備、耕畜”等有形資產，但在上述新聞中，陳某破壞的是網店的正常經營秩序、信用評價體系以及資金流轉鏈條，這同樣屬于法律應予保護的“生產經營活動”；3.陳某絕非出于正常的消費目的，其明知自己的惡意下單和“僅退款”行為會導致商家虧本或違規，卻希望這種結果發生，具有直接的犯罪故意；4.陳某系年滿16周歲、具有刑事責任能力的自然人，符合破壞生產經營罪的一般主體要求。

根據最高檢、公安部《立案追訴標準（一）》第34條，該司法解釋明確了刑事立案標準，上述新聞中①曹先生被迫支付的5000元“和解費”及相關運營損失；②陳某累計惡意下單2700余次，涉及900余家網店，累計下單金額達到1000余萬元。陳某任一情節都符合破壞生產經營罪的立案標準。

三、法律規定

1.《刑法》第二百七十六條 【破壞生產經營罪】由于泄憤報復或者其他個人目的，毀壞機器設備、殘害耕畜或者以其他方法破壞生產經營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情節嚴重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2.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關于印發《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關于公安機關管轄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訴標準的規定（一）》的通知

第三十四條 ［破壞生產經營案（刑法第二百七十六條）］由于泄憤報復或者其他個人目的，毀壞機器設備、殘害耕畜或者以其他方法破壞生產經營，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應予立案追訴：

①造成公私財物損失五千元以上的；

②破壞生產經營三次以上的；

③糾集三人以上公然破壞生產經營的；

④其他破壞生產經營應予追究刑事責任的情形。

四、案例分享

上海市楊浦區人民法院發布涉數字經濟犯罪典型案例之五：破壞生產經營罪在網絡經濟領域的適用——被告人馬某某破壞生產經營案

基本案情：藝某公司系甲公司旗下某知名網絡銷售平臺入駐商戶。雙方達成協議，藝某公司在該平臺發售兩款玩具熊，并根據每筆成交的訂單向該平臺所屬甲公司支付服務費。2021年12月2日至同年12月8日，被告人馬某某在已從甲公司離職的情況下，出于個人目的，未經許可，用藝某公司在該平臺的賬戶登錄商家后臺操作系統，改高藝某公司在該平臺上出售的兩款玩具熊商品銷售單價，并由黃某某按照與馬某某的事先約定，從該平臺上購入被抬高價格的玩具熊，后馬某某利用商家自行取回商品的功能，通過商家后臺操作系統修改退貨地址，將與原售價差價部分的玩具熊以“賣家取回”的方式從甲公司倉庫發貨至黃某某指定的地址，導致玩具熊未能在平臺上正常出售，破壞了甲公司的正常經營活動，造成甲公司損失人民幣52229.69元。

裁判結果：2022年10月31日，楊浦區檢察院以涉嫌破壞生產經營罪對被告人馬某某提起公訴。楊浦區法院經審理認為，被告人馬某某由于其他個人目的，伙同他人以其他方法破壞生產經營，其行為已構成破壞生產經營罪，依法應予處罰。結合被告人馬某某的犯罪事實、情節、社會危害程度、認罪悔罪態度、退賠情況等，以破壞生產經營罪判處被告人馬某某有期徒刑一年六個月；退出的違法所得發還被害單位。一審判決后，被告人馬某某未提起上訴。

典型意義：隨著互聯網科技的迅速發展，社會生產經營方式由現實世界逐步向網絡空間擴展。在生產經營實現數字化轉型的過程中，生產資料、生產工具的實體屬性逐漸弱化，基于對工業和農業生產經營方式的認知而設立的傳統罪名，在網絡經濟領域應當如何被合理適用？根據法條規定，破壞生產經營罪的行為方式是毀壞機器設備、殘害耕畜或者以其他方法，本案從如何理解“其他方法”出發，在刑法概念認定中，在語義可能的射程范圍內，根據刑法罪名的規范保護目的，作出與時俱進的理解，準確定性馬某某的行為性質，依法從嚴打擊新型網絡犯罪，對同類案件審理具有一定參考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