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 年 4 月 26 日凌晨，切爾諾貝利核電站（Chernobyl Nuclear Power Plant）四號反應堆爆炸。接下來的幾天里，十余萬人被強制撤離，他們匆忙帶走了家當，也不得不將部分牲畜和狗留在原地。

過去四十年里，這里成了世界上最著名的核污染區，也是人類干預最少的地方之一。今天，如果你進入切爾諾貝利隔離區，會看到什么？廢棄的游樂場、倒塌的教室樓，在這些腐朽的人造物之間，狼群的爪印、野馬奔跑揚起的塵土、流浪狗在草叢中躺著曬太陽……它們在這里自由地繁衍生息，但與此同時，很多動物體內的遺傳信息已經出現了巨大的變化。

圖 | 切爾諾貝利廢棄建筑里的貓（來源：Unsplash）

狼群回來了，還帶著改變的基因

2026 年，演化生物學家卡拉·洛夫（Cara Love）和謝恩·坎貝爾-斯塔頓（Shane Campbell-Staton）領銜的研究團隊，在《分子生態學》（Molecular Ecology）上發表了一項關于切爾諾貝利灰狼的研究。研究人員為狼戴上了特制的 GPS 項圈，這種項圈同時能記錄動物所處位置的輻射劑量。數據顯示，這些狼每天吸收的輻射量超過了人類工作者法定安全上限的六倍。

（來源：https://onlinelibrary.wiley.com/doi/10.1111/mec.7030

然而，這個種群不僅沒有崩潰，數量上還相當可觀。根據此前 2015 年發布的長期種群調查數據，切爾諾貝利隔離區內的灰狼密度已經是周邊同類自然保護區的七倍以上。

血液與基因分析進一步顯示，與來自黃石國家公園（Yellowstone National Park）以及附近污染程度較低地區的參照種群相比，切爾諾貝利的狼有多達 3,180 個基因的表達方式存在顯著差異。

其中，大量變化集中在免疫功能和癌癥相關通路上。研究團隊進一步篩選出 23 個癌癥相關基因，一個名為 PTPN6 的基因尤其突出，被解讀為可能與抗癌韌性有關的候選標記。

研究者們在論文中進一步解釋稱，這些基因差異并不意味著這些狼已經“對癌癥免疫”，而是一種初步的信號，提示自然選擇可能正在起作用。能夠更好地修復 DNA 損傷、控制炎癥反應或抑制早期腫瘤的個體，在高輻射環境中擁有更強的生存和繁殖優勢。這是迄今為止在切爾諾貝利大型哺乳動物身上發現的、與輻射適應最直接相關的基因層面證據。

核災難與一片意外的荒野

1986 年 4 月 26 日，切爾諾貝利核電站四號反應堆發生爆炸，大量放射性物質被拋入大氣層，隨氣流散布至整個歐洲。事故發生后 48 小時內，周邊居民開始大規模撤離，最終約有 11.6 萬人被永久轉移，留下了一片以切爾諾貝利核電站為中心、半徑 30 公里的隔離區。

其中，烏克蘭一側面積約 2,600 平方公里，1997 年后擴大范圍，毗鄰的白俄羅斯一側另有約 2,160 平方公里被劃為波列西耶國家放射生態保護區（Polesie State Radioecological Reserve）。

圖 | 波列西耶國家放射生態保護區的麋鹿（來源：Wikipedia）

撤離的結果是雙重的。一方面，輻射污染留了下來，土壤和植被中沉積著銫-137、鍶-90、钚-239 等多種放射性核素，食物鏈由此遭到污染。例如，事故現場附近的松樹林在吸收了大量輻射后死亡變紅，并由此得名“紅色森林”（Red Forest）。

另一方面，所有人類活動：耕作、伐木、狩獵、道路建設、工業生產，從二十世紀到今天，這些持續壓縮野生動物生存空間的力量，在切爾諾貝利隔離區（Chernobyl Exclusion Zone, CEZ）突然消失了。因此，這里驟然變成一片極其特殊的自然實驗場。生態學家得以借此窺視，人類缺席的世界里，動物正在做什么。

大型哺乳動物的種群數量不降反升

2015 年，白俄羅斯、日本、美國和英國組成的國際研究團隊，在《當代生物學》（Current Biology）上發表了一項基于長期種群普查數據的研究。

作者之一、波列西耶國家放射生態保護區的塔季揚娜·杰里亞比娜（Tatiana Deryabina）與來自美國喬治亞大學的詹姆斯·比斯利（James Beasley）等人發現，隔離區內麋鹿、狍子、紅鹿和野豬的種群密度，與附近四個未受污染的自然保護區相當，而狼的密度則是附近保護區的七倍以上。直升機航拍數據還顯示，事故后第一至第十年間，麋鹿、狍子和野豬的數量就已經呈現出明顯的上升趨勢。

無論輻射是否對個體動物造成了影響，切爾諾貝利隔離區在事故后近三十年間，發展出了一個數量可觀的哺乳動物群落。用比斯利的話說，這組數據“是野生動物在擺脫直接人類壓力（棲息地喪失、人為干擾和獵殺）之后恢復能力的有力證明。”

這項研究一經發布，隨即在學界引發巨大反響，其結論駁斥了此前一系列以輻射有害影響為主基調的研究，也直接挑戰了“高輻射必然抑制種群增長”的直覺假設。

普氏野馬：從瀕危到自由奔跑

在切爾諾貝利所有動物的故事中，普氏野馬（Przewalski's horse，學名 Equus ferus przewalskii）應該是最具代表性的案例之一。

普氏野馬是世界上現存唯一真正意義上的野生馬種，二十世紀中葉，它們一度在野外完全滅絕，僅靠動物園和保育繁殖項目維持種群。1998 至 1999 年間，烏克蘭生態管理機構將數十匹圈養繁殖的普氏野馬引入切爾諾貝利隔離區，最初只是想開展一次生態恢復實驗。

沒有人類干預、沒有捕獵壓力、沒有農業競爭，這些野馬在隔離區內迅速建立起了自由繁殖的種群。到 2010 年代末，種群數量已增長至逾百匹，甚至向毗鄰的白俄羅斯區域擴散。這是普氏野馬在二十世紀歷經滅絕之后，首次在近乎野生的條件下自然維持了一個可持續種群。

2019 年，有研究再次確認，在未來幾千年都不適合人類居住的切爾諾貝利禁區中，這些普氏野馬已經開始主動適應新環境，它們在切爾諾貝利的各種人造建筑中自由地閑逛、睡覺和交配，生活閑適且愜意。

（來源：https://doi.org/10.1007/s13364-019-00451-4）

狗的基因變了，但輻射是原因嗎？

還記得前文我們提到過的嗎？1986 年撤離時被遺棄的寵物犬，以及原本城市中的流浪狗，它們留在了隔離區，并在這片土地上繁衍了二十幾代，組建起數量龐大的犬類群落。

2023 年，來自北卡羅來納州立大學（North Carolina State University）和美國國家人類基因組研究所（National Human Genome Research Institute）的研究團隊，在《犬類醫學與遺傳學》（Canine Medicine and Genetics）上發表了對 302 只隔離區流浪狗的基因組分析結果。

他們發現，靠近核反應堆的狗群，與約 16 公里外切爾諾貝利市的狗群，在基因組上存在 391 處顯著差異區域，其中部分指向與 DNA 修復相關的基因。研究者之一、北卡羅來納州立大學的馬修·布林（Matthew Breen）將這些區域比作“公路上的路標”，提示應進一步探查附近基因的位置。

然而，2024 年，同一團隊在 PLOS ONE 上發布的后續研究，對這一發現進行了重要的補充和校正。在對同一批狗進行了從染色體、基因組到核苷酸的多層級比較后，研究人員沒有找到任何能證實輻射導致了更高突變率的證據。

換言之，這兩組狗的基因確實存在差異，但這些差異并不直接源于輻射誘導的突變加速，且具體成因至今仍不明確。一種合理的推測是遺傳漂變，即當時保留下的小規模孤立種群中，某些基因版本的頻率會隨機波動，最終導致某些特征從種群中消失或變得極為常見。

圖 | 生活在切爾諾貝利隔離區內的狗（來源：Unsplash）

鳥類、昆蟲：另一種聲音

對比大型哺乳動物種群的數量回升跡象，長期研究鳥類的科學家們給出了截然不同的答案。

切爾諾貝利事故發生 11 年后的 1997 年，一項發表于《自然》（Nature）的論文就曾指出，在切爾諾貝利繁殖的谷倉燕，表現出了更高的生殖損耗和生殖細胞突變率。這是早期將切爾諾貝利輻射與具體遺傳損傷直接掛鉤的代表性研究之一。

（來源：https://doi.org/10.1038/39303）

三年后，美國南卡羅萊納大學（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教授蒂莫西·穆索（Timothy Mousseau）主導的研究團隊，啟動了首個探究切爾諾貝利災難環境影響的研究計劃，并開展了一系列持續至今的生物調查。

其中，2012 年的研究發現，在輻射較高區域繁殖的鳥類，其種群結構和個體形態變得不太正常。從切爾諾貝利捕獲的鳥類樣本，其年齡比例和性別比例出現了顯著偏斜，團隊據此推斷，輻射導致了雌性死亡率的相對上升。關于精子的研究則發現，受污染區域的雄鳥精子質量下降，無精癥比例更高。此外，還有研究報告稱，高輻射區域的鳥類白內障發生率高于對照地區。

蒂莫西的研究還涵蓋蜜蜂、蝴蝶、蜻蜓、蚱蜢、蜘蛛等多個類群，在 2014 年的綜合綜述中，他們寫道，“切爾諾貝利隔離區輻射較高的地段，所有被調查的主要生物類群均表現出種群數量的減少。”

圖 | 蒂莫西·穆索（來源：南卡羅萊納大學）

這一結論與有關大型哺乳動物的研究形成了直接沖突。從表面上看，這似乎帶來了關于切爾諾貝利動物是否受到輻射危害的爭議，實質上，二者的差異根源于研究的方法論和解釋框架。

支持輻射有顯著危害的研究更多聚焦于個體生理指標，并在輻射強度與這些指標之間發現了統計相關性。但反對者指出，這類研究中的對照組設置、樣本量，以及輻射劑量的測量與估算方式，在方法論層面或許不夠完善。

支持種群層面基本正常的研究則側重于種群數量本身，他們認為，即便輻射在個體層面造成了某種損傷，這種損傷也沒有顯著抑制種群的整體增長。來自英國樸次茅斯大學（University of Portsmouth）的吉姆·史密斯（Jim Smith）曾表示，“隔離區內的生態系統比事故前更健康，這有力地證明，相比世界上最嚴重的核事故，人類居住對其他生物的影響才是毀滅性的。”

此外，這兩種視角并不完全互斥。輻射確實對某些敏感物種（尤其是小型哺乳動物、部分鳥類和昆蟲）造成了可測量的個體損傷；而對于大型哺乳動物而言，人類撤離帶來的好處可能足夠大，足夠抵消輻射的負面影響。

由于許多已發表的研究仍存在局限，對于切爾諾貝利隔離區內動物的遺傳信息改變，要想厘清輻射直接誘導演化與種群隔離這兩項因素各自影響幾何，可能還要等待更經得起審視的嚴格對照實驗結果。

隔離區內外，物種命運各異

從已有研究看，切爾諾貝利對不同物種的影響并不均一，也難以用一句話概括。大型哺乳動物如狼、麋鹿、野豬、棕熊、猞猁等，它們總體上在種群數量層面表現出正向趨勢，這一共識目前相對穩固。鳥類的情況更加復雜，且研究結論存在分歧。

此外，對于一類目前不屬于植物，甚至距離動物更近的生物——真菌而言，它們展現出相當特別的適應性。與其他地區相比，在切爾諾貝利核電站內，一種名為球孢枝孢菌的黑色真菌，演化出了更強的電離輻射耐受性。此外，東部樹蛙皮色變深的現象也引起了研究者的關注，有研究認為，這與黑色素對輻射的防護作用有關。

切爾諾貝利的故事并未在 1986 年結束，也不會在某一項研究發表后畫上句號。

2025 年 2 月，一架無人機擊穿了覆蓋在四號反應堆上的“新安全封閉體”（New Safe Confinement），這座耗資逾十億歐元、于 2016 年建成的巨型拱形鋼結構出現了破損，修復費用估計高達 5 億歐元。雖然官方聲稱輻射水平未見異常上升，這次事件卻再次提醒人們，這片土地上的危險從未真正離去。

圖 | 新安全封閉體遇襲起火（來源：IAEA）

钚-239 的半衰期是 24,100 年。這意味著，切爾諾貝利土壤里的放射性核素水平落回“安全”范圍的時間尺度，相當于末次冰期結束至今時長的兩倍、人類有文字記載的全部歷史再重演四次。反應堆周圍的輻射環境，比任何一個目睹這場災難的人、任何一個研究它的科學家、甚至比科學本身的整個歷史都留存得更長。

我們今天讀到的所有關于切爾諾貝利動物的研究，只是故事的第一章。未來，生活在這里的灰狼會變成什么樣？放歸的普氏野馬會不會也演化出針對輻射環境的適應特征？切爾諾貝利的一切生靈，最終會沿著怎樣一條軌跡走下去？我們大概率等不到塵埃落定那天。

這或許才是切爾諾貝利留給地球的遺產：一場由人類親手啟動、卻注定看不到結尾的演化實驗。我們是它的肇事者，也是第一批觀察者。然而，如果放在足夠長的時間尺度中，這個故事的主角，從來都不是我們。

參考內容：

1.https://onlinelibrary.wiley.com/doi/10.1111/mec.70308

2.https://aacrjournals.org/cancerres/article/84/6_Supplement/7322/737498/

3.https://www.cell.com/current-biology/fulltext/S0960-9822(15)00988-4

4.https://journals.plos.org/plosone/article?id=10.1371/journal.pone.0035223

5.https://journals.plos.org/plosone/article?id=10.1371/journal.pone.0315244

6.https://www.science.org/doi/10.1126/sciadv.ade2537

7.https://doi.org/10.1007/s13364-019-00451-4

8.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39303

運營/排版：何晨龍

注：封面/首圖由 AI 輔助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