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見到老陳的時候，他正蹲在自家工廠的院子里啃一只烤雞。肯尼亞的夕陽把他黝黑的皮膚鍍上一層暗金色，六十多歲的東北老漢，看起來像在非洲草原上長了根似的。
他的工廠做包裝材料，雇了兩百多個當地員工。我去拜訪他，是因為聽說了他在當地華人圈里的“名聲”。
有人說他心狠，有人說他不懂人情，更多的人說他那套辦法管用。而老陳自己，只用一句話就概括了他在非洲辦廠十年的心得：“別跟我提圣母心，那玩意兒在非洲活不過一個禮拜。”
他給我講了兩件事。
第一件，是他來非洲第一年。那時候廠子剛開，他看當地工人日子過得緊巴，自己又吃不完食堂做的飯菜，就把剩的雞肉打包帶回去給加班的工人當夜宵。頭幾天，工人們很感激，干活也賣力了些。老陳心想，這好事做得值。一個星期后，他打開廠里的冰箱，發(fā)現里面空空蕩蕩，不只是剩菜沒了，他昨天剛買的半只雞、兩盒牛肉、一袋速凍水餃也全沒了。監(jiān)控調出來，是那個他天天給雞肉的工人干的。那人半夜翻墻進來，把冰箱搬了個干凈。
第二件，是廠里有個小伙子干活不錯，老陳想鼓勵他，隨手給了他一包從國內帶的方便面。那小伙子沒見過這東西，稀罕得不行。第二天老陳去庫房，發(fā)現一整箱從國內運來的康師傅紅燒牛肉面，連紙箱都沒剩。問了一圈，還是那個小伙子拿的。理由是：“老板給了我一個，我以為那一箱都是給我的。”
老陳沒有暴怒。他先是開了那個工人，然后給所有員工開了個會，用最慢的語速、最簡單的英語說了一句話：“我給的東西，是多少就是多少。多拿，就是偷。偷東西，就走人。”
從那以后，老陳的冰箱里永遠只放當天要吃的量。他從不讓工人進他的辦公室。逢年過節(jié)發(fā)福利，他定下死規(guī)矩，每人一袋大米、一桶油，發(fā)完簽字，少一粒米自己去買，不補不退。有人跟他求情，說家里孩子多能不能多發(fā)一袋，他眼皮都不抬：“你登記的時候寫了幾個孩子，我就按幾個孩子發(fā)的，多了沒有。”那人再磨，他就一句話：“要不你走，換個人來干？”
聽起來確實狠。但老陳說，這不是狠，這是規(guī)矩。
“你以為你多給一袋米是善心？第二天全村的人都來廠門口要米，你給不給？你給了，他們覺得你是銀行；你不給，他們說你變壞了、歧視他們了。你把一個人從泥里拉起來，他不會感激你，他會覺得你欠他的，因為你已經證明了你拉得動他。”
老陳不是沒讀過書的人。他跟我說，這叫“道德風險”，是經濟學里最基礎的道理。援助非洲之所以越援越亂，就是因為太多白人、太多國際組織帶著一腔圣母心沖過來，今天發(fā)糧食，明天發(fā)帳篷，后天教人家種地，結果呢？本地農業(yè)被沖垮了，本地政治被扭曲了，援助物資一半進了黑市，另一半被部落首領們拿來換選票。老百姓學會了伸手，卻沒學會站起來。
“我不是來做慈善的，我是來做生意的。”老陳說這話的時候，語氣很平。他的工廠給當地人提供了工作，按時發(fā)工資，不拖欠，不克扣。他要的回報是員工準時上班、認真干活、不偷不摸。這個交易很公平。“你要是覺得不公平，工資低，你可以走，去找更好的地方。沒人攔你。”
起初我有點不習慣他說話的方式。但后來我隨他走訪了幾個當地員工的家，我發(fā)現那些人對老陳的態(tài)度，和對其他中國老板不太一樣。其他老板手下的工人，見了老板要么躲著走，要么笑嘻嘻地拍馬屁。老陳的工人見了他，會主動打招呼，但也僅此而已。我問一個干了三年的老員工怎么看待陳老板，他想了一會兒，說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話：“他從不騙我們。他說的，都是真的。”
這大概就是老陳的“不圣母心”在非洲這片土地上結出的果。當地人有當地人的生存邏輯，資源匱乏的地方，分享是美德也是本能。
你給了A一包面，A會自然地認為他可以拿來分給B、C、D，因為在他的文化里，好東西就該共享。如果你不希望這種“共享”發(fā)生在你的財產上，你從一開始就要把邊界劃清楚。含糊其辭的善意，只會制造誤解，最終演變成怨恨。
如果你幫助了他們，他們會認為不是你在幫助他們，是上帝，是上帝派你來的，他們只感謝上帝，你只是上帝的打工仔，你的任何的東西都是上帝的，他們可以無需理由享用，拿走了更是理所當然，理直氣壯，所以在非洲，你的“圣母心”無效。
（李蘇章原創(chuà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