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國是戰國七雄之一，國土面積小，“北有鞏(今河南鞏縣西南)、成皋(今河南滎陽西北)之固，西有宜陽(今屬河南)商阪之塞，東有宛(今南陽)、穰(今河南鄧縣)、洧水，南有陘山”，地勢險要，不利于農業生產。而且身處四戰之地，夾在強鄰魏、趙、楚、秦之間，國力較弱。 據記載，韓氏歷史上出現了十一位帝王（侯），以下逐一介紹：
（一）景侯韓虔 （？—前400年），姬姓，韓氏，晉卿韓武子之子，戰國時期韓國國君，公元前408年至公元前400年在位。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韓虔與魏斯、趙籍同時接受周王的正式冊命而被列為諸侯，這一事件一般被認為是兩個時代的分水線，具有極其重大而深遠的歷史意義。盡管這種觀點尚有待商榷，但這一事件對于韓虔及其治理下的韓國來說，無疑具有相當重要的現實意義。雖然韓虔并不是韓國的真正締造者，然而毋庸置疑，諸侯地位的取得與他的努力密不可分，據《水經·汶水注》引《紀年》所載晉烈公十二年(公元前404年)，周威烈王命韓景子、趙烈子、翟員伐齊，入長城。正是憑借這次伐齊之戰的勝利，韓虔實現了先人未能實現的夙愿。從此，韓國不僅在事實上而且在名義上得到周王及其他諸侯的承認。它標志著一個全新時代的開始。
（二） 烈侯韓取 （？—前387年），景侯之子，戰國時期韓國國君，公元前399年至公元前387年在位。繼景侯而立的烈侯，繼續奉行三晉聯合、一致對外的既定國策，他即位伊始，即和魏一起與楚爭奪業已衰落的鄭國。三晉聯軍奮勇作戰，一直打到楚國的乘丘(今山東曲阜西北)。不過，雙方的交戰互有勝負。公元前394年，楚軍攻占了韓國取自鄭國的負黍(今河南登封)。三年后，聯軍又大敗楚軍于大梁(今河南開封)、榆關(今河南中西南)。公元前385年，韓國攻取鄭國的陽城(今河南登封東南)。在同年進行的伐宋戰役中，韓軍在宋國首都彭城(今江蘇徐州)俘虜了宋君，這是烈侯在位年間所取得的最輝煌的軍事勝利。 公元前380年，齊軍猛攻燕國，在燕君的請求下，韓、趙、魏聯合出兵援救燕國，在桑丘(今河北徐水縣西南)大敗齊軍。公元前378年，又與趙魏合兵攻打齊國，軍至靈丘(今山東高唐南)，烈侯卒。子哀侯繼立。
（三）韓哀侯 （？—前374年），烈侯子，韓國國君。“鄭恃魏而不聽韓，魏攻荊而韓滅鄭”。公元前375年，韓哀侯利用魏國攻楚而無暇顧及鄭國的良機，一舉攻滅魏國的盟邦，將國都遷到新鄭(今屬河南)。韓國滅鄭，無疑影響了魏國在南方的利益，假如不是因為有重大軍事活動而無法抽身，魏國肯定不會坐視不救。而韓國之所以能夠順利滅鄭，除抓住了魏國分身乏術的時機之外，還在于它占有成皋險塞。其實，早在三家滅智伯、將分其地之際，韓康子的部下段規就意識到成皋的戰略地位的重要性，力勸韓康子“分地必取成”，他認為一里之厚而p動千里之權者，地利也；萬人之眾而破三軍者，不意也。如能采納他的意見，則必定能取鄭。盡管滅鄭后的韓國國力有所增強，但相對于秦、楚、魏三國，它的國勢仍是較小的。事實上，韓哀侯統治期間的韓國已經成為這三大強國攻伐擴張戰略中首當其沖的對象，尤為致命的是，韓國國內局勢因大臣之間的爭權奪利而舉步維艱，就在韓哀侯滅鄭的第二年，未從勝利喜悅中清醒過來的他，竟成為政治謀殺的犧牲品。據(戰國策韓策二》記載，韓嚴(韓山堅)與相國俠累(韓傀)爭權結冤，于是韓嚴暗中指使聶政刺殺俠累，聶抵達韓國之 際，正碰上東孟之會，哀侯及俠累俱在，于是聶政持劍直入，沖上臺階刺韓，韓愧惶恐之中急忙避讓，抱住哀侯以求保護，結果聶改一劍刺去，連同哀侯一起刺死，頃刻間兩人都死于非命。此后，在韓嚴的操縱下，韓若山成為韓國的新君，即韓懿侯。
（四）懿侯韓若山（前376—363） ，哀侯子，韓國國君。依靠三晉聯盟，連敗秦、齊、楚的魏國日漸強盛，大有恢復晉國一統局面的野心，從而引起韓、趙兩國的不安。公元前369年，魏國發生了公子緩與魏爭為國君的事件，與此同時，從宋國來了一位名叫公孫頎的說客，他建議韓懿侯除掉魏罃，支持公子緩為魏君，并認為假如能實現這一目標的話，韓國就可以輕而易舉地滅掉魏國。在公孫頎的游說下，心花怒放的韓懿侯邀請趙成侯共同出兵攻打魏國，聯軍很快就在濁澤(今安邑附近)大敗魏軍，魏罃也被困于聯軍的重重包圍之中。在取得這場戰爭全面勝利的前夕，趙國提出了一個處理方案：一是殺魏罃，立公子緩為魏國國君；二是在韓、趙兩國各自割占部分魏國疆土的前提下，聯軍撤離魏國。應該說，趙國的處理方案是相當務實的。但是，韓懿侯卻不贊同，他認為：如殺魏君，必定會被人說是殘暴；割地而退，又會被人說是貪婪。基于此種考慮他主張將魏國一分為二，讓魏罃和公子緩各得一半，魏國就被一分為二，不至于比宋、衛兩國強，如此一來，我們就永無來自魏國的禍患了。在兩種方案迥然相異、又沒能達成第三種協議的情況下，韓趙不歡而散，先后撤離魏國。對此，司馬遷評論道：“惠王(即魏)之所以身不死，國不分者，二家謀不和也。若從一家之謀，則魏必分矣。”盡管韓國在這一事件中一無所得，卻留下了一個后遺癥，即韓魏雙邊關系的嚴重惡化。魏惠王在穩定政局之后，迅速反攻，在馬陵把韓軍打得落花流水。 公元前369年，韓懿侯與趙成侯又采取了一項聯合行動，在這次目標一致的行動中，可憐的晉桓公被遷至屯留(今山西屯留南)，從此晉柞告絕。公元前367年，西周威公死后，公子根與太子朝爭奪王位。在這一事件中，韓趙兩國又聯合出兵幫助公子根叛立于鞏(今河南鞏縣)，自此，東周公和西周公各自獨立，以至于名義上的天下共主一周顯王只能依東周以存身。 公元前366年，韓、魏在宅陽會盟，其意圖似乎是為了緩和過于緊張的雙邊關系，但是，除了該年兩國聯軍一度攜手與秦軍大戰并敗于洛陽之外，也沒有取得多大成效，而且就在次年，又發生了魏公子景賈伐韓事件，在這次戰役中，由韓朋所率領的韓軍在濮陽大敗魏軍。此后，隨著魏國的漸趨強盛，三晉之間時有沖突。在公元前362年的儈北之戰中，韓、趙聯軍慘遭敗績。
（五）昭侯韓武（？—公元前333年），懿侯子，韓國國君。昭侯初年，繼續奉行親趙路線，與此同時，隨著魏惠王團結三晉戰略的出臺，昭侯也相應地調整了對魏外交政策，遂有公元前361年和前357年的兩次韓、魏巫沙之會，時至公元前356年，昭侯更與魯恭侯、宋桓侯、衛成侯一起朝見魏惠王。不過，就當時韓國所面臨的形勢而言，顯然不容樂觀，尤其是西小邦秦國，在商鞅的主持下變法圖強，國勢蒸蒸日上，而且多次攻伐韓國，如前358年秦師敗韓軍于西山，前354年秦將公孫壯又率軍來伐。在這種情況下，昭侯在公元前354年任用鄭國京(今河南陽)人申不害為相，變法新政，韓國 由此內修政教，外應諸侯，國力一度有所增強，以至于在一段時期內各路諸侯不敢貿然侵犯。 不過，在史家們看來韓昭侯的改革是不徹底的，主要原因在于：一是強大的保守勢力的干擾，二是昭侯本人也缺乏足夠的信心，未能傾盡全力支持變革。但是，以萬乘韓國之實力，以昭侯之才智，“十七年而不至于霸王”的原因，應該不會如此簡單。實際上韓昭侯君臣聯手大倡其“術”，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政治理想的視野，削弱了他們實現理想的力度，待到申不害一死，國勢衰退的趨勢也就無法遏止了。面對周邊大國尤其是強秦的攻略侵吞，韓國不斷喪師失地，毫無還手之力，在度過四五個膽戰心驚的年頭之后，韓昭侯終于撒手人寰。
（六）韓宣惠王（？—前312年），昭侯子，韓國國君。當韓昭侯死去之時，齊、魏、秦三國已經先后稱王，身為萬乘之國的韓國自然不愿低人一等，于是在公元前322年，宣惠王與趙武靈王會于區鼠，兩人同時稱王。但是，宣惠王的“身價暴漲”，并沒能起到激勵韓軍士氣的作用，在韓、秦邊境，韓軍依然“矢志不渝”地表演著丟盔棄甲的“好戲”，公元前319年，秦伐韓攻取鄢(今河南鄢陵西北)，其兵鋒直逼韓都。 次年，韓與魏、趙、燕、楚等五國共同討伐秦國，雙方交戰于函谷關(今河南靈寶北)，聯軍不勝而還。后年，秦軍又敗韓師于修魚(今河南原陽西南)，斬首8萬，太子免被殺，大將申差韓被浮。公元前315年，秦伐取石章，次年又敗韓師于岸門(今河南許昌西北)，以至于太子倉被迫入質于秦以求和。公元前312年，宣惠王薨，子倉立，韓國進入了襄王時代。
（七）襄王韓倉（？—前296年），宣惠王子，韓國國君。襄王踐伊始，即命大將公仲朋攻打魏國的襄丘(今山東東明縣西)。公元前308年 韓、秦會談于臨晉，在這次談判失敗之后，隨即以兵戎相見，次年秦將甘茂攻取韓之故都宜陽城，韓相公仲侈被迫入秦求和。不久，韓國的武遂(今山西垣曲東南)穰(今河南鄧州)又相繼論亡于秦。至此，韓國的西境及南境皆為秦所有，因而不得不依附于秦國，并在公元前301年隨之攻打楚國。這次規模龐大的伐楚行動兵分兩路：一路以秦庶長奐為主將，直取新城(今河南襄城)；另一路則以齊、韓、魏三國聯軍為主，由方城(今屬河南)指向垂沙(今河南 唐河境)，韓將暴鶯參與了聯軍的垂沙之役，并大敗楚將唐昧。公元前299年，隨著太子嬰的去世，韓國發生了公子咎與公子蟣虱爭立事件，兩人分別得到齊魏和秦楚的支持，從爭斗中勝出的公子咎，自然不滿秦楚的表現，從而必然使韓、秦反目，與此同時，在秦國幾遭不測的齊相孟嘗君也很想一雪前恥，在這兩種因素的相互作用下，遂有公元前298年韓、齊、魏聯合攻打秦國之事的發生。三國聯軍在歷經三年的艱苦作戰后，最終攻破函谷關，迫使秦國求和，韓國因此重新得到了河外及武遂，這一勝利也是襄王踐柞以來最值得驕傲的軍事勝利，長期以來成為韓姓后人津津樂道的話題，襄王本人也因此備受尊崇。
（八）釐王韓咎（？——前273年），襄王子，韓國國君。逐年強盛的秦國，給了即位不久的韓釐王一個下馬威，兵分兩路的秦師于公元294年直撲韓國，結果是向壽攻占武始(今河北鄲西南)，白起拔取新城(今河南西南)，或許是初生牛犢不怕虎，韓釐聯合魏國于次年西伐秦國，然則伊闕(今河南洛陽龍門)一戰，聯軍一敗涂地，不僅喪師24萬，連韓軍主將公孫喜也被生擒活捉，在名將白起的率領下，秦乘勝追擊，橫渡黃河，一舉攻取自安邑(今山西夏縣西北)以東直至乾河(今山西翼南)的大片韓國領土。伊闕之戰的敗績，無疑是韓釐王惡夢的開始，此后，韓國幾平成了秦軍的練兵場所。在秦軍的強大攻勢下，公元前291年，宛(今河南南陽)、鄧(河南孟縣西)淪陷。這兩個冶鐵手工業基地的淪陷，對韓國經濟的打擊是致命的，次年更被迫將方圓200的武遂割讓給秦國。公元前286年，韓軍再次被秦軍大敗于夏山(今河南縣西)。萬般無奈之下，韓國只得再次依附秦國以自存。禍不單行的是趙、魏兩國也來趁機打劫。公元273年，趙魏聯軍直逼韓國都城，只是在秦軍的援助下方才逃過此劫。同年，釐王薨，繼之而立的是其子桓惠王。實際上，在承受了一連串的對外戰爭的殘敗之后，韓國的國力和地位已經是每況愈下了。
（九）韓桓惠王（？—前239年），釐王子，韓國國君。韓隨著楚、齊兩個大國的衰落，一枝獨秀的秦國更是野心勃勃地以統一天下為己任，尤其自范雎主持贏秦的外交事務以來，根據遠交近攻戰略的規劃，將進攻重點指向三晉，韓國更是首當其沖。在秦軍強有力的攻勢面前，不堪一擊的韓軍根本無法擔當起保家衛國的重任，因而國土面積的逐年縮小也就在所難免了。公元前265年、少曲(今河南濟源東北)及高平 (今河南孟縣西北)失陷；從次年起，秦武安君白起連續5年伐韓，先后攻占經域(今山西曲沃東北)、南陽、野王(今河南沁陽)、猴氏(今河南師南)等地，時至公元前259年韓國的上黨郡盡為秦國所有。此后，韓國失地喪師的進程進一步加快，陽城(今河南登封南)負黍(登封西南)淪喪于公元前256年，公元前249年又失去了成皋(今河南榮陽西北)和榮陽(今榮陽東北)兩大重鎮。公元前248年，病急亂投醫的韓植惠王派水工鄭國出使秦國，為之開鑿鄭國渠，以期達到疲憊秦國、使之無力東伐的目的，未料畫虎不成反類犬，致秦軍更瘋狂的進攻，公元前244年秦將蒙驁攻取韓12城。三年后，韓國作最后一搏與趙、楚、魏、衛聯合攻打秦國。可笑的是，這群烏合之眾在秦軍的反下，兵敗于秦蕞(今陜西臨潼 北)。公元前239年,，韓桓惠王終于帶著36年喪權失地的莫大恥辱遠離了塵世的煩腦，留給其子韓安的是千瘡百孔的爛攤子。
（十）韓王安 （？—前226年），桓惠王子 ，韓國末代君主。 作為韓國的韓王安，于公元前238年繼位。其時已是戰國末期，秦國已呈兼并六國之勢。故韓王安在位期間，根本無力抗拒強大的秦國的連年進攻，不得不惟秦國馬首是瞻，戰戰兢地等待著亡國鐘聲的敲響。公元前233年，兵臨城下的秦軍，不僅迫使韓安乖乖地派遣韓非入秦，而且納地效璽，請為藩臣。兩年后，韓國又被迫將南陽地獻于秦國，但仍然不能滿足秦王的欲望。公元前230年，秦將內史騰率兵攻滅韓國，俘虜韓王安，并在原韓國境內設置了穎川郡。古道逶迤，衰草披離，在雜沓的馬蹄和滯重的車輪聲中，韓王國隕落了，隕落在統一已是民心所向、大勢所趨的年代。公元前226年，韓王安薨，據高敏先生考證韓王安之死，與同時發生的新鄭之亂存在著內在聯系，或是韓王安暗中策劃了這一叛亂，或是韓國貴族利用韓王安的名義發動了反叛，正因為如此，以至反叛失敗后，韓王安或畏罪自殺或被秦朝處以死刑。從此，亡國喪家的韓姓，由貴為王侯的至尊地位逐漸向庶民滑落。
（十一）韓王成 （？—206），桓惠王之子，原為韓國公子，號為橫陽君。其父為韓襄王之子公子蟣虱，曾兩次圖謀爭立為太子，均告失敗。因此，橫陽君韓成不是韓國王族的嫡系，在正常情況下，他是與韓王之位無緣的。但在秦朝末年天下大亂、被秦所滅的各諸侯國貴族紛紛乘勢而起的時局中，橫陽君韓成竟然也有了封王的天賜良緣。公元前209年，陳勝、吳廣等揭竿而起，韓國舊貴族張良也聚集了百余人，投奔了劉邦 ，后又隨劉邦加入項梁的隊伍，并竭力勸說項梁立橫陽君韓成為韓王，得到了項梁的首肯，即設法找到韓成，立為韓王。張良則被任命為韓司徒，奉命與韓王成一起率眾千余人西攻原來的韓地，與秦軍周旋于潁川一帶。及至劉邦勢力漸強，張良又率軍跟著劉邦，攻下了韓地十余城，韓王成受劉邦之命留守陽翟。楚漢之爭揭開序幕以后，劉邦退往巴蜀，張良未隨劉邦前往，而是回到了韓地。但張良的舉動已經激怒了項羽，而且使韓王成也受到了連累。雖然項羽入關封王時，仍然封韓成為韓王，令其統領韓國故地。但不久就以未隨自己入關及沒有戰功為借口，不讓韓成前往韓國故地，又將他貶為列侯，奪去了他的封地，并挾迫他與自己一同回到彭城(今江蘇徐州)。公元前206年,齊王田榮起兵反項羽，項羽率軍東擊田榮，因擔心韓成也謀反，就在出兵前將韓成殺死于彭城。對于韓成來說封為韓王只是曇花一現,，真是來也匆匆，去也匆匆。

(資料來自《中華韓氏通鑑》及有關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