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早在青年時代的散文《談教訓》一文里，錢鍾書先生就論及某種崇高的道德理想與殘忍惡行之間的特殊關聯(lián)。他說：“世界上的大罪惡、大殘忍——沒有比殘忍更大的罪惡了——大多是真有道德理想的人干的。沒有道德的人犯罪，自己明白是罪；真有道德的人害了人，他還覺得是道德應有的代價。上帝要懲罰人類，有時來一個荒年，有時來一場瘟疫或戰(zhàn)爭，有時產(chǎn)生一個道德家，抱著高尚得一般人實現(xiàn)不了的理想，伴隨著和他的理想成正比例的自信心和煽動力，融合成不自覺的驕傲。”
到了寫《管錐編》，經(jīng)歷也見識了太多的政治運動和人生苦難——實際上他寫這部作品的時候正是在舉國癲狂的特殊十年時期，作者顯然對“學說殺人”或“道德理想殺人”有了更深的感觸和思考。他回顧了《晉書》中記載的范甯對王弼、何晏的指責（“虛浮相扇，儒雅日替……二人之罪，深于桀紂”），又引用《全晉文》里范甯對王何兩人的著論聲討：
飾華言以翳實，騁繁文以惑世。……禮壞樂崩，中原傾覆。……桀紂暴虐，正足以滅身覆國，為後世鑒戒耳。豈能回百姓之視聽哉！……吾固以為一世之禍輕，歷代之罪重，自喪之釁少，迷眾之愆大也。
錢先生沉痛地指出：“義理學說，視若虛遠而闊于事情，實足以禍天下后世，為害甚于暴君苛政，范所謂‘罪深桀紂’、‘歷代之罪重’也。”他提醒我們注意孟子將“邪說淫辭”與“洪水猛獸”相提并論的經(jīng)典論說，又引用唐庚《眉山文集》中對陶隱居的一個觀點（“注《易》誤，猶不至殺人；注《本草》誤，則有不得其死者矣”）的批駁：“后世儒臣引《經(jīng)》誤國，其禍至于伏尸百萬，流血千里，《本草》之誤，豈至是哉？”用郝經(jīng)的詩概括：“至今宗廟無片瓦，學術終然殺天下”。
值得注意的是，錢先生特別點出“欲”和“理”之間的相互助長的關系。“人欲、私欲可以殺身殺人，統(tǒng)紀而弘闡之，以為‘天理’、‘公理’，準四海而垂百世，則可以殺天下后世矣。本諸欲，信理之心始堅；依夫理，償欲之心得放。宋儒嚴別‘血氣’與‘義理’，未嘗無見，惟不察兩者互相利用，往復交關，環(huán)回輪轉(zhuǎn)。”（參看《管錐編》，中華書局版，頁1132-34）
不消說，理論學說本身是一回事，它能夠在特定時代或特定國家產(chǎn)生怎樣的影響則是另一回事。同樣一套傳播廣泛的學理，在某些國家不會激發(fā)激烈的動蕩，甚至發(fā)生的是正面的效應，在另外某些國家里，卻引起“血流成河、人頭亂滾”的革命后果，這需要反思的不僅僅是學理本身，而是何以特定國家具有強大的免疫力，而另外的國家卻完全無力招架，只能束手就擒？我在本公號幾天前的那篇小文寫英國思想史上“執(zhí)拗的低音部”想表達的就是產(chǎn)生在英國的激進學說在母國只是毛毛雨，但是到了法蘭西就演成街壘橫陳、槍炮作響的劇烈運動。二十世紀某種學說在世界范圍內(nèi)的傳播再次顯示了這種“接受美學”上的深刻道理。
又及：胡適在日記里也曾表露過同樣的感受，那是他記一九三四年在北大講魏晉思想，“我雖為阮、嵇諸人辯護，但也承認古人說何晏王弼‘罪浮于桀紂’之說，亦非無理由。中國士大夫整齊嚴肅之風氣至魏晉而大崩壞。后來理學時代雖欲中興之而終不能也。”（一九三四年三月二十三日日記）
原創(chuàng)慕槐，內(nèi)容轉(zhuǎn)載自“慕槐”。本文章僅限學習交流使用，版權歸原作者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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