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蔣豐 來源：香港新聞社日本分社

5月13日，日本自民黨安全保障調查會完成了對修改“安保三文件”主要論點的梳理。從目前公開的內容來看，日本正在一步步突破戰后“專守防衛”的邊界。其真正值得警惕的，不僅僅有關于“軍費是否提高到GDP的3.5%”的討論，還有日本整個國家的運作系統，正在向歷史上曾有的“準戰時體制”靠攏。

需要明確指出的是：這次討論中，有一個極其辣眼的關鍵詞，就是3.5%。

目前，日本政府已經提出要在2027年度前，把軍費提升至GDP的2%。這個目標本身，已經打破了日本戰后長期以來“軍費不超過GDP1%”的政治默契。而如今，日本自民黨內部又開始討論參考北約以及韓國模式，進一步提高到GDP的3.5%。

這個提升，意味著日本正在試圖把自身的軍事定位，從地區性防衛國家，轉向能夠參與國際戰略競爭的大規模軍事國家。

作為執政黨的日本自民黨之所以特別提到北約，其實已經暴露了一個重要信號：日本希望把自身的安全體系，進一步嵌入美國主導的全球軍事體系。

過去，日本總是強調“日美同盟是日本安全的基軸”；如今，日本則越來越明顯地試圖成為美國全球戰略鏈條中的“東亞前沿橋頭堡”。也就是說，日本不再滿足于被保護的角色，而是希望成為參與塑造者。

問題就在這里。一旦日本開始以北約的邏輯思考自身安全，日本的安全觀就勢必發生根本的變化。過去，日本強調的是“日本受到威脅”；今后，日本可能會越來越強調“區域秩序受到威脅”。這兩者之間，看起來好像只是語言得差異，實際上卻是一種軍事哲學的變化。因為自衛是終究是有限的，而秩序維護卻是無限擴張的。這也正是美國近年來不斷推動日本承擔更多軍事責任的真正目的。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這次自民黨的討論，已經不只是停留在增加武器采購層面，而是開始系統性推進“軍事國家化”。首先，在加強機場、港口等基礎設施建設方面。從表面上看，這是“公共基礎設施改善”；而實際上，則是在推進軍民兩用化。一旦戰爭爆發，日本全國機場、港口、高速公路、物流體系，都有可能被迅速地轉入軍事運作狀態。這種模式，其實就是美國近年來在印太戰略中反復強調的“韌性軍事后勤體系”。

其次，推動大學與企業參與軍民兩用技術研發。這是更加危險的變化。戰后很長時期，日本大學界一直對軍事研究保持相對克制。許多大學甚至公開拒絕軍事科研項目。但如今，自民黨已經明確提出，要構建“便于產學參與”的研發制度。換句話說，日本正在推動大學、科研機構與軍工體系重新結合。這意味著，日本社會內部長期存在的“和平主義防波堤”，正在被逐漸拆除。

再次，提出創設對外情報機構。這一點，同樣不可低估。長期以來，日本雖然擁有公安調查廳、內閣情報調查室等五大情報機構，但始終缺乏類似美國CIA那樣的完整對外情報體系。如今，自民黨開始公開討論建立對外情報機構，并培養專業情報人才，這說明日本已經不再滿足于“信息接受國”的角色，而是希望成為“情報博弈國家”。換句話說，日本正在補齊“軍事大國化”的最后幾塊拼圖。

防衛預算、軍民融合、情報體系、海上通道控制、基礎設施軍用化——這些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它們共同構成了一個新的日本國家戰略框架。

更值得關注的是，日本社會內部對這個變化的警惕，正在明顯減弱。過去，一旦談到軍費增加，日本國內往往會爆發巨大爭議。但如今，增加軍費已經逐漸被包裝成一種現實主義。特別是在俄烏沖突、中東戰爭以及臺海局勢持續緊張的背景下，日本執政層正在利用社會民眾的不安心理，推動軍事正常化。

而“參考北約”、“參考韓國”，其實也是一種政治修辭。因為它試圖向日本民眾傳遞一種暗示：“別國都在擴軍，日本不擴軍才危險?！钡?，問題在于日本與北約國家并不相同。歐洲國家經歷過冷戰體系；韓國則長期處于半島軍事對峙狀態。而日本作為二戰戰敗國，其軍事擴張問題，本身就具有特殊的歷史敏感性。尤其是亞洲鄰國，對日本軍事力量擴張始終保持高度警覺。

因為歷史從來沒有真正遠去。日本今天討論的是“安保三文件”，但亞洲許多國家聯想到的，卻是“大東亞共榮圈”、是曾經那場席卷亞洲的侵略戰爭。因此，日本越是強調“正常國家化”，周邊國家越會擔憂其“軍事國家化”。而這種互疑，又會進一步刺激東亞軍備競爭。最終，整個地區都可能陷入安全困境。

日本現在最危險的，并不是增加多少軍費，而是越來越相信：軍事力量能夠解決戰略焦慮。然而，歷史已經無數次地證明——真正持久的安全，從來不是來自軍費數字的膨脹，而是來自國家之間的政治互信與戰略克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