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人民日報海外版

圖①：雕刻版面用的雕刻刀。

記者 于尚波攝

圖②：利用轉輪排字盤進行活字印刷的場景想象復原。

記者 于尚波攝

圖③：活字印刷字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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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當你翻開書籍閱讀，或是在電腦、手機上瀏覽電子書，都得益于人類不斷進步的信息傳遞方式。回望人類邁入信息時代的漫長歷程，印刷術無疑是屹立其中的一座豐碑。它實現了人類由手工抄寫向機械的延伸，開創了大批量復制信息的先河。從雕版印刷到活字印刷，再到現代激光照排，人們復制文字的速度倍增，獲取知識的成本驟降。印刷術不僅為中華文明的延續與發展譜寫下不朽篇章，而且對世界文明交流與演進作出巨大貢獻。

陽刻反體印出白底黑字

在印刷術誕生之前，兩種文字復制技術先行出現。

一是印章，分為陽刻與陰刻兩種。陽刻印章表面文字凸起且左右顛倒，蘸墨蓋印后，紙上文字左右方向恢復，呈現端正的白底黑字。商代璽印是目前發現的最早的印章實物。

二是拓印。面對石碑，古人將紙打濕貼于碑面，刷壓使其嵌入碑文凹陷處；再用墨包捶拓，無字處沾墨變黑，凹陷處留白，揭下即得黑底白字的“復印件”。

印章與拓印在操作中可以“互補”，若在大版面上陽刻凸起的反體字，再像拓印般刷墨覆紙，便能印出整頁白底黑字——這便催生了雕版印刷術。

大多學者認為，雕版印刷誕生于唐代。雕版印刷是活字印刷的前身，古人多用梓木、梨木、棗木等制版，木板處理后，請書手抄寫書稿，反貼于板面；刻字工依板上墨跡將文字陽刻成凸起的反字、剔除空白，經試印校改，即可正式刷印。

刷印時，版面刷墨，覆紙后用平底刷子刷紙背加壓，揭起陰干，最后裝訂成冊。

雕版印刷雖能批量印書，但每印一頁便需雕刻一塊整版。若刻一部大篇幅巨著，可能耗費數萬塊木板，上述的工序便要重復數萬次，且用后便成“死板”。因此，人們需要更加靈活的“復制”方式。

移換摹印開拓活字新法

在雕版印刷的技術基礎上，如果能造出一個個獨立的字塊，像印章一樣拼合成版使用，印完拆散，下次重排，豈不省工省料？史書所見最早成功讓上述設想變為現實的人，是一位名叫畢昇的平民工匠。他在北宋慶歷年間（1041—1048）發明的活字印刷術，開創了印刷史上的新紀元。

畢昇選擇用膠泥制成小方塊，每塊刻一個凸起反體字，刻痕深度如銅錢邊緣，然后入窯燒硬制成“泥活字”。常用字如“之”“也”一次燒制20多個，以備同一版面重復出現。

排版時，畢昇先在鐵板上鋪一層松脂、蠟和紙灰調成的黏藥，放上鐵制邊框，再于框內排入活字。排滿一版后，將鐵板在火上烘烤，黏藥熔化，用平板將字面壓平，冷卻后活字牢固粘在板上，即可刷墨印紙。

他準備兩塊鐵板交替使用：一塊印刷時，另一塊已在排字。印完后再將鐵板加熱，黏藥熔化，活字拂手而落，按音韻分類存入木格，下次再用。

這項技術的細節被北宋沈括所著《夢溪筆談》記錄，畢昇制作的泥活字雖然未能傳世，但依照沈括書中描繪，后人依然可以復刻出畢昇的工藝。南宋周必大在給友人程元成的信中說：“近用沈存中法，以膠泥銅版移換摹印，今日偶成《玉堂雜記》二十八事。”沈存中即沈括。直到清代，仍有安徽涇縣人翟金生依此法燒制10萬余泥活字，印成《泥版試印初編》，以實踐證實畢昇之法，打破有人對泥活字可行性的懷疑。

畢昇成功制造出泥活字，啟發更多人沿著活字印刷的道路創新改進，木活字、金屬活字相繼而至。在畢昇的時代，木活字尚難使用。至元代，農學家王禎在《農書》中記載的木活字制法已經成熟：在整塊木板上刻字，鋸開修整，排版時用竹片作界行、木楔楔緊，不再用黏藥，解決了拆版難題。他請工匠制作3萬多枚木活字，印刷6萬余字《旌德縣志》時僅用1月便“百部齊成”。

王禎還發明了轉輪排字盤：用兩個直徑7尺的大輪盤分別按音韻排列、存放常用字和雜字，排版時一人坐在兩盤之間，另一人按書稿唱字，排版工轉動輪盤取字，就像今天查詢按漢語拼音排列的字典般省力高效。

值得注意的是，活字與雕版的工藝特征決定了它們適宜不同的生產場景，沈括指出，活字印刷“若止印三二本，未為簡易。若印數十百千本，則極為神速”。

例如清代用金屬活字排印大型類書《古今圖書集成》，全書萬余卷，近1.6億字，既是中國古代活字印刷術應用的典范，又是世界印刷史上空前的壯舉。

催化知識激活文明演進

在手抄本時代，書籍以卷軸裝為主流形態，雕版印刷術普及后徹底改變了這一局面。印版每版刻一頁，將若干印頁按順序疊合、裝訂成冊，便形成了傳承至今的冊頁制書籍。這種裝訂形式的書便于查閱、利于保存、方便攜帶，至宋代成為主流。冊頁制下的蝴蝶裝、包背裝、線裝等裝訂技術相繼出現，使書籍的形制日益精美、耐用。

宋代以來，國子監、地方官署、書院、書坊大量刊印經史子集，書籍不再是手抄時代少數人的私藏，而是流通于市肆、進入尋常百姓之手的普通商品，推動了文化的傳播與普及。

這些印本書是促進科舉制在唐宋時發展和完備的動因之一，它們作為科舉考試所需的標準讀物，為社會培養大量知識人才。印刷術使知識與思想得以跨越時空穩定傳遞，深刻塑造了中國人圍繞“典籍”產生的文化認同與歷史記憶，使璀璨的中華文明在漫長的歲月中延綿不絕。

印刷術不僅是中華文明的瑰寶，更成為世界文明進步的引擎。唐代，雕版印刷的佛經傳至朝鮮、日本、越南等國；元代，印刷術的信息傳入歐洲。

對歐洲人來說，活字印刷特別適合他們的拼音文字系統。與數量龐大的漢字相比，歐洲人用幾十個字母就足以拼出所有的詞和文句。15世紀中葉，德國人古騰堡發明鉛活字印刷機，其原理與畢昇活字異曲同工，有學者認為很可能間接受到中國技術影響。此后，歐洲出版業迅速發展，出現大量用本民族語言出版的大眾讀物，極大發展了各自的民族文化。

文藝復興以來產生的人文主義作品以印本書形式在社會上廣為傳播，歐洲宗教改革運動的領袖如馬丁·路德也以印刷出版的小冊子傳播新主張。

知識的普及，思想的碰撞，最終催生了現代科學。在英國學者弗朗西斯·培根的評價中，印刷術是“大有助于傳播知識的最美妙的發明”。馬克思在《機器。自然力和科學的應用》中總結道：“印刷術則變成新教的工具，總的來說變成科學復興的手段，變成對精神發展創造必要前提的最強大的杠桿。”

現代轉型彰顯創新精神

近代以降，印刷技術迎來新的變革浪潮。19世紀，西方的石版印刷、珂羅版印刷等技術相繼傳入中國，鉛合金活字機械印刷也逐漸取代傳統木刻雕版印刷的主要地位。技術的革新助推了近現代報業的發展，中國圖書出版事業也得到進一步發展，原有的刻書書坊演變成為現代的出版書局。

不過，直到20世紀70年代，中國印刷業還在用“以火熔鉛，以鉛鑄字”進行排版印刷。經過反復鉆研，科學家王選在世界上首次使用控制信息（參數）描述漢字筆畫特性的方法，不但使信息量大大減少，同時還能保證變倍后的文字質量，一舉攻克技術難關。由此，他將漢字送入計算機時代，中國印刷業告別“鉛與火”，邁向“光與電”，王選也被譽為“當代畢昇”。

從雕版到活字，從鉛印到激光照排，每一次技術躍遷，都凝結著中華民族的創新智慧與辛勞汗水。東法西傳或西法東漸，印刷術映照中華文明與世界文明交流互鑒之路，突顯中華文明堅守根脈、開放包容、生生不息的鮮明底色。

在信息技術快速變革的今天，印刷術的影響并未終結：它在古籍的墨香里，在傳人的匠心中，在電子設備的屏幕上，更在每一個傳承與創新的瞬間，啟迪未來。（記者 于尚波）

統籌：李舫 張意軒

策劃：鐘金葉 賴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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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報海外版》（2026年05月16日 第 07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