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同學要是有一天頭腦發熱，拎著顯微鏡闖進法學學術圈，我敢斷定，他的

第一反應大概不是憤怒，而是茫然。

在理工科，他練就了一身硬功夫——看 Western Blot 條帶是否復制粘貼，查流式細胞數據是否小數點成等差數列，觀免疫熒光圖片是否 PS 得過于敬業。這一套組合拳打出去， Nature 子刊都要抖三抖。他心想，法學學術圈

近年來到處都是粉紅泡泡，青年講師非升即走，教授們著作等身，想必數據

造假、實驗復現不了的問題也不會少。這一趟，定要殺個七進七出，讓法學

期刊的編輯們見識見識什么叫學術清道夫。

結果他翻開第一本法學C刊就愣住了。通篇沒有一個 p 值，沒有一組回歸系數，連 Excel 表格都欠奉。他揉了揉眼睛，以為自己拿錯了文件——這難道不是一篇加長版的《人民日報》評論員文章？再翻另一本法學“權威”期刊，

情況并未好轉，排在第一篇的某名家文章，作者在開篇深情回顧了某思想指

導法治建設的偉大歷程，中段熱情洋溢地總結了自主知識體系建構的豐碩成果，結尾莊嚴宣告了新時代法學研究的歷史使命。全文邏輯嚴密，滴水不漏，每一個判斷句都正確得像憲法序言，每話都散發著不容置疑的政治與學術正

確的雙重光輝。

耿同學顫抖著舉起放大鏡，試圖尋找可以打假的數據漏洞。他絕望地發現，

這篇論文里唯一的數字是“近五年來”，唯一的計量表述是“學界高度關注”，唯一的統計方法是“日益成為研究熱點”。他習慣性地去查參考文獻的引用鏈，發現 A 引 B，B 引 C，C 又引 A，三人手拉著手在 CSSCI 的閉環里跳起了圓圈舞，引用率像吹氣球一樣膨脹，卻沒有任何一個觀點曾經遭遇過可被證偽的

檢驗。

他急了，連夜發了一條視頻：《某頂刊論文數據異常——作者竟無法提供任何原始數據！》視頻發出去三個小時，播放量慘淡，評論區更是讓他無語到

懷疑人生。一位 ID 叫“法理大佬小書童”的讀者留言：“法學是價值判斷之學，講究的是立場與洞見，要什么原始數據？你把馬克思的原始數據拿出來看看？”另一位“刑訴大牛小王子”跟帖：“作者論述的是制度建構的方向性問題，屬于宏大敘事，宏大敘事本身就不需要數據支撐，你讓作者去實驗室養細胞嗎？”最誅心的是一位匿名用戶：“小伙子，你是不是發不出 C 刊，所以來碰瓷？”

耿同學坐在電腦前，感到了一種前所未有的虛無。在理工科，造假是偷偷摸摸改幾個數字；在法學圈，扯淡可以光明正大、理直氣壯，因為它根本不需要

數字。你說他扯淡，他反問：我扯了嗎？我通篇都是正確的話，每一個字都經得住意識形態審查，每一句話都能在領導人講話里找到出處，你能說我哪句是錯的？你說他沒有創新，他說我這是“穩健而深刻的理論闡釋”；你說他沒有論證，他說我這是“高屋建瓴的體系化表達”。你舉起拳頭，發現對面是一團棉花；你亮出證據，發現對方根本不進入證據裁判的場域。

耿同學不死心，決定從“小數點規律”入手。他統計了某知名法學家近十年來的論文主題，發現“法治”出現頻率高達 97.3%，“治理”緊隨其后占 68.4%，“現代化”以 55.2% 的占比穩居第三。他興奮地打開剪輯軟件，準備曝光一下。視頻還沒導出，他就受到了震撼教育，一位法學圈老司機語重心長發來私信：“耿同學，你統計的這個詞頻，恰恰說明該學者研究方向高度聚焦，一以貫之，這是學術定力，不是學術不端。你使用的統計方法在法學學術圈是行不通的，撈過界了。”

耿同學盯著屏幕，終于絕望地悟了。

法學圈的學術不端，從來不在數據層面，而在話語層面。這里有一種更為高明的造假術：把表態包裝成創新，把綜述包裝成研究，把學習心得包裝成學術論文。你研究“某思想指引下的司法改革”，不需要去法院調取案卷，不需要訪談一個法官，你只需要在書房里把領導人講話、中央文件和前輩學者的同題文章進行高級拼接，再點綴幾個“深刻”“根本”“全面”“系統”，再以江湖地位加持，一篇頂刊論文就這樣誕生了。你研究“中華法系的傳統與現代”，不需要懂甲骨文，不需要查檔案，你只需要把幾位前輩的論述重新排列組合，用更宏大的敘事語氣再說一遍，再以學術山頭的影響力加持，就有望拿到國家社科基金。

這種文章的可怕之處在于它的“三無”特性：無數據，所以無從核對；無實驗，所以無法復現；無明確結論，所以無法反駁。你說它錯，它句句正確；你說它對，它又什么都不解決。它像一面巨大的鏡子，只反射正確的光影，不折射任何現實的問題。耿同學慣用的那套“尋找異常值—質疑—要求原始數據—實錘”的打假流水線，在這里完全失靈，因為對方根本不生產可供檢驗的知識，只生產或者復述正確的話語。

更令耿同學無語的是法學圈的引用生態。理工科造假被揭，同行會群起而攻之，因為假數據占用了真問題的資源；法學圈若是揭某篇“表態文”的老底，同行只會默默轉頭發自己的“表態文”——畢竟大家都在同一個話語市場里吃飯，你砸了這口鍋，明天你評職稱時誰給你寫專家推薦信？誰給你在匿名評審里放水？于是，精致廢話的產業鏈愈發繁榮：博士生靠它畢業，講師靠它干死非升即走，教授靠它報獎，期刊靠它完成意識形態考核，整個法學界在正確而空洞的循環里達成了微妙的共謀。

耿同學最后一次嘗試，是在某大學法學院的內部討論會上。他投影出一篇熱門論文，逐句分析其中的邏輯空轉：前提是大詞，結論也是大詞，中間沒有任何經驗事實的擺渡。臺下一位資深教授緩緩舉手，語重心長：“小耿啊，你這個思路，還是太理工科了。法學研究有法學的規矩，我們要講政治性、思想性、學術性的統一。你把中央精神闡釋好，把理論體系建構好，就是最大的學術貢獻。至于你說的那些數據、那些田野調查，那不是法學的事。”

全場掌聲雷動。耿同學收拾起電腦，落寞地走了。他身后，法學學術圈依舊歲月靜好，新一期 CSSCI 目錄正在印刷，又一篇《新時代引領法治高質量發展的理論邏輯與實踐路徑》通過了三審三校，即將問世。這篇文章沒有任何數據，沒有任何田野，沒有任何可以被證偽的命題，但它有一個無懈可擊的優點：它永遠正確，正確得讓你連打假都找不到一個可以下嘴的縫隙。

耿同學回到理工科實驗室，看著那些可以被驗證、被復現、被打假的數據，忽然覺得它們無比珍貴。至少，在那里，錯誤是錯誤，謊言是謊言，小數點不會自己排成閱兵方陣。而在法學圈，學術的敵人從來不是造假，而是那種比造假更徹底的勝利——讓打假本身，變得毫無意義。他絕望地發現，自己引以為傲的打假武器，在這里連一個靶子都找不到。